浅谈钧窑瓷器的发展历史和近年考古资料（上）
钧窑瓷器创烧于北宋初年，其产生和发展既得益于禹州优越的自然资源和便利的地理条件，又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因素密不可分。宋徽宗时期禹州钧台钧窑被钦定为御用窑场，其烧制的钧窑器物被人们称为“官钧”。北宋钧官窑器物造型端庄、纹饰简洁、线条流畅、釉色丰富、窑变自然，不以雕琢和装饰见长，而以烧成中自然形成的多变釉色著称，特别是有效控制的铜红釉和铜红彩的应用，是钧窑对中国陶瓷装饰艺术的一大贡献。
自然条件
禹州位于河南省中部，地处伏牛山脉与豫东平原过渡带，自然资源丰富。禹州山区蕴藏的石英岩、陶瓷黏土、高岭土、孔雀石等陶瓷原料，储量大、品质优；古代山区森林茂密，柴源易取，煤炭储量丰富，为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境内有大小河流50余条，其中16条较大河流长年川流不息，为钧瓷生产提供了便利的水路交通。禹州西临洛阳，东与宋代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相临，北靠黄河，南有淮河，便捷的陆路、水运交通条件，使钧窑瓷器先进的制作工艺能迅速地向四周传播，而周边地区瓷窑中的精良技艺也能很快地被钧瓷窑口所吸收，从而达到了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进步的效果。丰饶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区位，为宋代禹州生产出精美绝伦、色彩斑斓的钧瓷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
钾长石
铜矿石
高岭土
禹州西部山区
禹州位置图
禹州西部山区
历史积淀
禹州陶瓷烧制历史悠久，早在4000多年前已有较为成熟的彩陶生产。据目前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在今禹州已发现仅宋元时期的钧窑遗址数量达150余处，是目前河南省古窑址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唐代，禹州境内的瓷窑（如赵家门窑、下白峪窑、苌庄窑等）创造出独一无二的的花釉瓷，是众多瓷器品种中耀眼的一朵奇葩。下白峪窑是其典型窑场，2001年11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下白峪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了窑炉一座、窑前作坊一处，出土了大量唐中期的青釉、黑釉瓷器，包括许多花釉瓷器。花釉瓷器实际上就是在黑釉瓷器上加施了一层灰白色或蓝灰色的釉斑。由于这些黑瓷上的釉斑主要呈蓝灰色和灰白色，与后来的钧釉瓷颇有相似之处，因此被人们称为“唐钧”。不可否认，唐代花釉瓷为后来钧窑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禹州瓦店遗址
陶细颈小壶
陶鼎
禹州市古钧窑遗址分布图
唐 钧釉执壶
唐 钧釉执壶
唐 钧釉钵
神垕下白峪窑遗址出土标本
社会因素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非常发达的时期，各类手工业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陶瓷生产表现尤为突出，涌现出大批制作精良瓷器的著名瓷窑，形成了后世传颂的钧、汝、官、哥、定五大名窑和包括钧窑在内的影响广泛的六大窑系。钧窑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正如清寂园叟所著《匋雅》卷上记:“古窑之存于今世者，在宋曰均、曰汝、曰定、曰官、曰哥......”将钧窑列为宋窑第一。钧窑所在的禹州为河南中西部地区，地近宋王朝的东、西两京，位于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皇室贵族和文人士大夫阶层在文化、生活上的诉求和追逐，对这一区域的手工业生产产生巨大影响。
千年以来神垕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驰名，神垕镇位于河南省禹州市西南部，至今保留有较为完整的明清古街、伯灵翁庙，道路两侧店铺林立，集中呈现了千百年来与制瓷工艺紧密相连的淳朴的民俗、民风及生活方式。钧窑正是在这一大环境下，在诸多工艺上开创了许多新的技术，成为宋代制瓷业的翘楚。
人文背景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灿烂的文化对制瓷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宋代所形成的民窑、官窑两种不同的形式促进了制瓷业内部的分工交流和产品档次的区分，其文治统治所形成的士大夫的清雅文化和商品经济所带来的市民文化则形成了官窑和民窑产品不同的审美风格，极大地丰富了传统陶瓷艺术。
宋代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则进一步促进了制瓷业的发展，孕育了钧瓷独特的艺术风格。宋代崇古尚礼，视祭祀为国之大事；官方在倡导理学和禅宗的同时也崇信道教，使得钧官窑器物追求古朴，崇尚雅致。钧瓷造型古朴端庄，从器型上可看到宋代崇古风气的影响，代表器型如出戟尊、鼓钉洗、炉等皆为仿商周青铜式样。“四般闲事”（即赏画、品茗、焚香、插花）作为当时不可或缺的家居生活，成为从帝王以至文人怡然的风俗和闲适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工艺美术，钧瓷特别是钧官窑器物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的这种需求，表现岀浓郁的民俗文化特色，因而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阶层烙印。
宋 钧窑青釉三足炉
宋 钧窑青釉升仙杯
宋 钧窑天蓝釉单柄洗
钧窑月白釉连座瓶
钧窑月白釉出戟尊
宋 刘松年《碾茶图》
宋 钧窑天蓝釉茶盏
钧官窑玫瑰紫鼓钉洗
制釉工艺
钧瓷的制作工艺和烧造技术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是宋代最先进的，是当时中国制瓷工艺发展的最高水平的代表，是在学习和继承前代各地制瓷技术的基础上，大胆突破和创新的结果。
钧窑对釉的改进和创新，是钧窑瓷器达到宋代制瓷业顶峰最有力的技术支撑。北宋后期，禹州工匠在继承吸收唐代花釉瓷器施釉工艺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实践，把当地盛产的孔雀石研成粉末加入釉中制成铜红釉，开创了意趣天成的自然窑变铜红釉的新局面。这种以铜的氧化物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成的铜红釉，美艳如蓝天上缀满火红的流霞，使红色这一在生活中有极大需求并最具装饰性的颜色进入了瓷器装饰领域，将中国的制瓷业带入色彩斑斓的新时代。宋代钧窑铜红釉尤以钧官窑瓷器为突出代表，如典型的玫瑰紫或海棠红釉色，非常珍贵。
钧釉是最具个性特征的二液分相釉和乳浊釉。它在烧制过程中形成液相分离，所形成两相大小正好符合瑞利（Rayleigh）方程的要求，从而使钧釉呈蓝色乳光，其窑变红彩则是由氧化亚铜着色的液滴所形成的。钧窑以雅致的乳浊状天蓝色分相釉和多彩的窑变釉彩备受人们的喜爱。分相釉的使用标志着中国古陶瓷科技的一个飞跃，使钧釉的质地更加莹润光泽，是钧窑对中国制瓷工艺做出的杰出贡献。
宋 赵佶《文会图》
孔雀石
钧窑玫瑰紫釉尊
藏蓝釉
天蓝釉
葡萄紫釉
茄皮紫釉
窑炉技术
钧窑窑炉和烧成技术是北方窑炉结构中独树一帜的。窑炉形制的改进与烧成温度的提高是密切相关的。钧窑的窑炉主要属于北方地区的馒头窑体系，但在此基础之上又有重大的突破和革新。1974年在禹州城北关钧官窑址和2001年在禹州神垕河北地窑址均发现了窑炉新的形式——钧官窑的双火膛窑炉和神垕河北地的土洞式长形分室式窑炉，它形制特殊，兼具馒头窑和龙窑的优点，为北方地区窑炉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钧窑独特的窑炉工艺为钧瓷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宋 钧官窑双火膛窑
神垕河北地窑址一号窑（SHY1，东-西）
精工制作
精良的制作工艺也是宋代钧窑的最大特色。北宋后期流行的“满釉支烧”工艺（也称“裹足支烧”工艺）和“裹足刮釉”工艺被用于贡御的汝窑、钧窑、定窑等官作窑场，使瓷器的质量出现了质的飞跃。这一时期也恰是钧窑生产质量最高的时期，尤其是钧台窑在制作工艺上的精益求精和不断完善使得钧窑在北宋晚期达到了鼎盛，被皇家垄断为“官窑”。钧官窑器物不仅在胎质上做到了细腻坚致，而且与汝窑、定窑一样，为了使器表尽可能完整地挂釉，在烧成时采用了“裹足支烧”或“裹足刮釉”方法，并在少量器物的露胎部位施用护胎釉。满釉支烧工艺、裹足刮釉工艺和护胎釉的使用，是钧窑生产精致产品的重要技术保证。
钧官窑玫瑰紫釉菱花式盆托
钧官窑花盆底部
宋代钧窑
（一）钧窑的创烧
北宋初年为钧窑的创烧时期，主要生产青釉钧瓷器皿，造型规整，制作精良，釉色匀净，乳光内含。钧釉器物的胎色较浅淡，即通常所说的“香灰胎”，胎质较细腻坚致，器物釉层较薄，釉流动性不强，釉色淡雅匀净，部分器物布满小块的开片，十分雅致，有钧汝不分之说。青釉器物的做工精细，釉色以青绿色为主，釉色纯净，釉质乳浊，通体布满大小不等的开片，较橄榄绿而浅，似翠绿而深。正如《南窑笔记》所述“釉水葱茜肥厚，光彩夺目”，颇似明代文献所述之“青若葱翠色”之描述。北宋中期，钧窑得到较快发展，但仍以生产日用瓷为主，器型繁多，造型考究，釉色以天青、天蓝为主，色泽莹润匀净。北宋晚期，钧窑瓷器形成独特的风格，其产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器物中除碗、盘等日常生活用瓷外，开始烧造宫廷御用器物即官钧瓷器。此时期无论是民窑还是官窑器物，造型丰富多样，内外施满釉，釉色窑变自然、色彩丰富，颇具神韵。
200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硏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禹州神垕镇刘家门等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窑炉、澄泥池、作坊、灶等遗迹，出土的大批瓷器和窑具残片表眀刘家门等窑址属民窑，特别是刘家门窑址是北宋徽宗时期的一个以生产高档瓷器为主的窑场。这次发掘被评为2001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9年又被评为项具有符号意义的考古发现之一。
宋 钧窑青釉碗（中国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
宋 钧瓷标本 神垕钧窑遗址出土
禹州神垕镇刘家门等窑址出土钧瓷标本
禹州神垕镇刘家门等窑址出土钧瓷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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