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著名歌唱家包桂芳短暂交往的珍贵时日

同著名歌唱家包桂芳短暂交往的珍贵时日

树    丁

在乌拉古城就读高中时，与长影乐团著名歌唱家包桂芳短暂交往的珍贵时日，虽然己经过去五十五年了，可至今仍是难以忘怀。

一九六四年秋阳朗照的时候，我背着行李同准备报到的新同学一起，在土城子的乜司马渡口乘船渡江，驶抵松花江的东岸，就到达了满族发祥地之一的乌拉街古城。经过老街转向镇政府，又朝城东南的东窑村方向走去，不远就跨进了永吉县第十中学的校门。土打的围墙、红砖平房、杨树林立的开阔操场，这就是县级最高“学府”的模样，脸上的汗水是被迎候新生的毛巾擦干的。老师和在校生的热情接待，驱散了我们一路的疲惫和不甘。离家在外的高中学习生活，从此便拉开了帷幕，出演的“大戏”就是严肃紧张的课堂学习各科知识、上自习和写作业。吃的是玉米面“車轮”；喝的是土豆白菜汤；住的是大通铺，大家是你的铺盖接着我的铺盖挨在一起睡，每天早起还要按值日排班的顺序轮替倒尿桶。物质生活是清苦的，然而大家总会用积极乐观的态度，不断拓展精神生活空间。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电影的观看，《我们走在大路上》《草原晨曲》的铿锵旋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和赫鲁晓夫下台等。一样又一样的喜讯与振奋，一次又一次地感动和追寻，有条不紊地推进着高中学业的正常进行。 《丰收之歌》《乌苏里船歌》《边疆处处赛江南》《草原晨曦圆舞曲》以及电影《汾河流水哗啦啦》《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插曲等，一首又一首的歌词传抄和歌谱刻印，以及课余时间的宿舍里，常常响起情不自禁的乐器齐奏声。这些，应该都是青春溢志的张扬，决心考取理想大学的向往吧。

当然，最令我想象不到的是与长影乐团著名歌唱家包桂芳的短暂交往。那个年代，她曾是中央音乐学院派往保加利亚学习声乐的研究生，毕业时被校方誉为“索菲亚国立音乐学院最好的戏剧花腔女高音”。当她发现意大利和保加利亚的歌剧演员声音漂亮、富有艺术魅力，而苏联的歌剧演员善于表演时，就自觉地采撷各家之长，努力使自己达到唱作俱佳的国际一流水准。回国后，她被留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但因丈夫胡伯胤是荣获国际大奖的电影翻译家，长影离不开这样的台柱子，她就转到长影工作了。一九六五年她随长影乐团在永吉县乌拉街东部农村搞“四清”。那年的年底，一直带领学生会文艺宣传队搞活动的刘玉章老师得知此信息，便趁机组织我们冒着风雪，不辞劳苦地步行跋涉六里远，踏着大雪覆盖的乡间小路，专程去拜访了这位盛名不胫而走的歌唱家。

在生产队简陋的会议室里。我们见到了心中仰慕的包桂芳老师，她客气的要我们改称她为“大姐”。问明来访意图后，便爽快地答应了我们。她跟身边的同事知会几句，撂下手中的东西，就开始教发声方法与技巧，教口型、舌位和气息对声乐效果的调控。接着又教朝、蒙、藏、苗四个民族舞蹈的基本舞步、舞姿和节奏的配合等等。对此，在场师生的共同感受就是相见恨晚。她边说重点、难点边示范动作要领：唱歌，她教我们清晰吐字的技巧；跳舞，她教我们动作到位和姿势的美感；表演，她教我们行于肢体同秀于声情的把握要领......。几个下午的精心教练，使我们各个都有了专业学院“学生”一样的习得和收获。更使我们惊喜的是，她果然答应了学校师生们的盛情邀请，同长影乐团其他派驻的“四清”工作人员商量，一起为我们开个专场演唱会。

演唱会的那天晚上，学校礼堂里挤满了人，连窗台都成了“座位”，除了师生之外还有镇里其它各界因私下信息慕名而来的。到场的“观众”，人人都带着跨年的喜悦，朝圣般地屏息谛听“包大姐”的每一首歌曲。因为我们做了她的“学生”，为便于全方位学习大姐的演唱技巧和舞台风范，被安排在台上的大幕旁落座欣赏。大姐演唱的不仅有电影《白毛女》《上甘岭》《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刘三姐》等脍炙人口的流行插曲，还有当时业界保留的苏联经典歌曲《小路》《喀秋莎》《红莓花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那真是殿堂级的水平，令人敬意无限，耳福满满。师生们不断地递条子，大家要听哪首，她就演唱哪首，所唱歌曲尤如探囊取物，首首登峰，合盘精彩，折服全场。兴奋之中的我也从自己的袖珍日记本上撕下来一页，写上了接下来想听的《幸福不会从天降》递给了主持会场的校领导。我注意到，当主持人展开字条，把内容念给大家时，“包大姐”便向乐团递了个眼色，吹笛子的从盒中换了另一支，拉二胡的也换了身边的另一把。随着两下清脆的木梆声，前奏就开始了，紧接着“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   的悦耳歌声，就像百灵鸟儿在礼堂上空飞过， 字正腔圆的词句温润甜美地、一声接一声地送进了我的耳蜗，同样也送进了礼堂内每个人的耳蜗。

亲历了包桂芳大姐的专场演唱之后，竟然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对大大小小各色各样的演唱会，一直存在着“五岳归来不看山”的自豪、享受和偏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