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小译｜阿甘本早年生活大揭秘：作为跨学科动力的哲学
作为跨学科动力的哲学——阿甘本访谈
我想在哲学和诗学之间存在关联。我既喜欢真理也喜欢词语。
——阿甘本
安东尼奥·诺里奥（AntonioGnolio）：在巴黎与卡尔维诺相处过数年，听过海德格尔的讲座，六十年代生活在罗马。吉奥乔·阿甘本，一位成功地拓宽了美学和生命政治学之间思想关系的哲学家，来谈谈。
吉奥乔·阿甘本写了一本非常精彩的书。他的书非常深刻，也非常有启发。他的书的看法直接走向最遥远的过去。而他最近一本书，《什么是哲学？》，是什么掩盖了最明显的问题，阿甘本说，“这是我的信仰”……
哲学并不是我我们可以界定一个主题和边界（就像德勒兹想做的那样）的学科，这就像在我们的大学里一样，他们还在假装走条线性的和充满希望的进步的历史。哲学并非本质，而是一个可以让任何领域都充满生机的动力：艺术、宗教、经济、诗性、激情、爱、甚至厌恶。它就像风云或者风暴一样：像这些东西一样，它迅速生产、震荡、转变、甚至摧毁既定的场所，但是它是一种无法预测的力量，匆匆飘过，转瞬即逝。
诺里奥：你给出了哲学的一个变化不定的形象。
阿甘本：我将人类的经验领域非诚两种主要范畴：一是本质，而是动力。一方面，本质，可以用来确定边界，界定不同的主题，追溯不同的图系；而另一方面，动力，并没有唯一的位置。
诺里奥：这种情况会到处发生吗？
阿甘本：哲学，思想，在这种意义上，是一种动力，它可以激活并跨越任何领域。它与政治一道拥有这种动力。政治是一种动力，政治，与政治学专家所相信的政治学不同，它并不具有一个唯一的位置：这不仅在最近的历史中十分明显，而且在宗教中，在经济中亦是如此，甚至审美都可以获得相当大的政治动力，产生敌意和对抗。更不用说，动力本身就比本质有趣得多。如果本质和学科——事实上如同生命一样——是静态的，如果他们不能获得某种动力，它们堕落为一种官僚制实践。
诺里奥：诗歌可以用来作为防止堕落为官僚制的解药。你经常会强化哲学与诗歌之间的联系——这同样也是海德格尔思考的核心。但这种联系是如何构成的？
阿甘本：我通常会认为，哲学与诗歌并不是两个彼此分离的本质，而是两种在语言领域中殊途同归的动力：纯粹意义和纯粹声音。不可能存在没有思想的诗歌，正如思想不可能没有诗性的要素。在这个意义上，荷尔德林和卡普罗尼（Caproni）都是哲学家，正如柏拉图和本雅明的作品也是纯粹的诗性作品。如果有人强制性将它们分成两个阵营，我自己都不清楚我属于哪一方。
诺里奥：在你的传记中，获得了一个法学学位，而非同寻常的是，你的论文写得确实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你怎么会选择这个选题？
阿甘本：1963年到1964年间，我在巴黎发现了西蒙娜·薇依，那时我碰巧在蒙巴纳斯（Montparnasse）的特香（Tschann）书店里找到了薇依第一版的《笔记》（Cahiers）。当我们回到罗马，向艾尔莎·莫朗特（Elsa Morante）朗读这本书的时候，这本书顿时让我神魂颠倒，而艾尔莎早就被薇依折服。随后我立即决定，我的法学博士论文来写薇依的政治思想。在当时的意大利，她的思想很少有人知道，在我获得学位的时候，我比我的导师都更了解薇依。
诺里奥：她的思想有什么最打动你？
阿甘本：薇依在《人与圣人》（La personne et le sacré）一文中提出的对人性和法律观念的批判最打动我。在读到这个批判之后，我又阅读了马塞尔·莫斯论人性的论文，随后，我十分清楚地了解了司法人与现代个体的戏剧化（也是神学化）的面具之间的紧密关系。或许对法律的批判，是我自从《神圣人》第一卷之后始终没有放弃的东西，而这个批判恰恰根植于薇依。
诺里奥：你的思想结构中另一个根源是瓦尔特·本雅明。
阿甘本：我的生命中有很多巨大的事件和遭遇都是突然发生的。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始终陪伴着我。与本雅明的相遇——也就是海格德尔在勒托讲座期间——就属于这一种。正如神学家会说，上帝在每一刻都在创造世界，因为这些遭遇也在不断发生。本雅明赐予我的恩惠是无法估量的。
诺里奥：恩惠是一个很强有力的词汇。
阿甘本：在这里谈谈方法论上的问题就够了。是本雅明教会我从他的那些远古的历史文献中寻求力量，用确定的现象来复苏今天的生命和行动。没有这些东西，我自由航行在诸如神学和法学，政治和文学诸多不同领域，是完全不可能的。当我们深入地接近一位作者到如此程度，就会产生某种现象，这种现象如同魔法一样，而这正是与作者保持亲近的结果。我碰巧在罗马的一个青年时代的挚友的家里看到了本雅明的原稿，后来我又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里看到了这个原稿（即本雅明最后岁月里写作的关于波德莱尔的手稿）。
诺里奥：最近几年，你强化了你所谓的“生命政治学”研究。这个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米歇尔·福柯？
阿甘本：当然。对我来说，福柯的方法同样重要，这个方法就是考古学方法。我相信现在唯一可以接近当下的方法就是对过去的研究，即考古学。正如福柯所说，应当说清楚的是，考古学研究不仅仅是当下该投射到过去的阴影。在我看来，这个阴影或许比福柯发现的更为悠久，需要探索到神学和法学领域，而福柯几乎没有看到这一点。当然，我的研究结论是有争议的，但我希望至少我在《例外状态》、《王国与荣耀》以及另一本论誓言的书中纯粹的考古学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生活的时代。
诺里奥：另一个可以帮我们理解我们所生活时代的是写作了《景观社会》的居伊·德波，这本书帮我们理解了当下。
阿甘本：我在1967年读了这本书。多年以后，在八十年代，我和居伊·德波成为好友。但我记得，在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正像我们之间的对话一样，如释重负般地长叹一口气，明白了他心里如何彻底摆脱了意识形态偏见，而那种偏见已经与运动的命运相妥协。在1968年以及随后的岁月里，我在运动中认识的朋友们，宣称他们自己已经毫无恐惧或毫无羞耻地，绝对放弃了思考的能力，“毛主义”，“托洛斯基主义”等等。居伊·德波和我一样心如明镜看清了一切，他从他所在的前卫艺术的传统出发，而我自己则从诗学和哲学出发。
诺里奥：德波对自己说过：“我不是一个哲学家，我是一个战略家”。在你看来，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阿甘本：尽管你引用了这句话，但我仍然并不认为对德波来说，做哲学家和做战略家有什么冲突。哲学总会提出战略问题，因为即便哲学研究的是永恒，但是唯有当哲学去面对它的时代时才能走向永恒。
诺里奥：在你生活在巴黎的岁月里，你经常探望卡尔维诺。你与他的友谊，用他的话来说，就像“富有启示的几何学”。
阿甘本：在卡尔维诺名字旁边，我还想加上克劳迪奥·路加菲奥里（Claudio Rugafiori），我在那些年里，经常和他们俩在一起，因为我们一起探讨创办一个从未得到实现的杂志。其目的就是要界定我们自己所说的“意大利范畴”——通过一些对偶概念，我们试图界定意大利文化的框架：“建筑/漫游”、“悲剧/戏剧”、“速度/敏捷”——可以从卡尔维诺的《美国讲稿》来回忆最后这个表达。我迷恋于他们谈论意大利精神的方式和克劳迪奥的东西。
诺里奥：是什么吸引了你？
阿甘本：这是两种形式的纯粹类比思想，它们在同一个地方有所类似又彼此照应，同样在这个地方，没有其他人能发现这些东西。类比是我们文化逐渐逐渐推向边缘的知识形式。正如卡尔维诺的几何学和科学概念一样，我相信这是正确的。他的概念毋宁是一种特别的类比想象形式，有一种解释性驱力让他每一次都可以重新绘制出文学知识的地理学。
诺里奥：一开始，你谈到了你与艾尔莎·莫朗特的友谊。你与这样一个相当复杂的女性保持着一种什么样的友谊？
阿甘本：无论如何，对我来说，与艾尔莎的邂逅和友谊都是无以伦比的。卡尔维诺曾经告诉我说，只有在狂热崇拜中，才能与艾尔莎交流。或许这是对的，但前提是我说明了这些崇拜的对象不是艾尔莎，而是诸神——从兰波到薇依，从莫扎特到斯宾诺莎——她十分喜欢与朋友们探讨和分享对这些神灵的热爱。在这方面，艾尔莎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被粗暴地理解。我相信，她向我这样带有一点不妥协精神的愣头青所传达的就是她对诗歌和真理的激情。从那以后，我认为我们不可能完全划清文学和哲学边界。
诺里奥：我知道通过莫朗特，你认识了帕索里尼。你参演了他的《马太福音》，并有着很不错的表演。你对这次经历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
阿甘本：我记得《马太福音》的拍摄速度：帕索里尼几乎没有重复一个场景，所有人都按照他所期望的那样说话和行动。我相信，这就是他拍摄的最自然的电影，这部电影从来不假装是现实主义电影。由于我的错误，电影中出现了较长时间的中断：在最后的晚餐部分，我发现我自己坐在一堆发酵面包面前，我提醒皮耶·保罗（Pier Paolo），犹太人逾越节上的面包应该是没有发酵过的。
诺里奥：你也提到了你遇到了海德格尔，并参加了他1966年到1968年在勒托的研讨班。你对那次会面还有什么印象？
阿甘本：与海德格尔的相遇，就像与本雅明的相遇一样，从未终结。在我的记忆中，这次相遇与普罗旺斯的美景不可分割，那个时期，还没有旅游者涉足那里。研讨班在上午举行，位置在我们居住的旅馆的花园中央，但有时会在周围乡村里漫游时找个小木屋来讲座。第一年共有五次，讲座之后，我们共进午餐，我向海德格尔提出了很多问题，并从中受益良多，其中有一个问题我最感兴趣：是否他读过卡夫卡，是否他了解本雅明。这些东西只能当做轶闻了。
诺里奥：由于最近的《黑色笔记本》的出版，有很多人批评海德格尔，你如何评价？
阿甘本：这些人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完全基于对“反犹主义”错误定义和使用上。今天使用“反犹主义”词，指的就是对犹太人的迫害和灭绝。我们不要用这个词来描述这样一个人，即便他关于犹太人的观点是错误的，他的观点与迫害灭绝犹太人的现象毫无关系。然而，有人继续如此，这不仅仅涉及的是海德格尔。如果所有关于犹太教的批判，即便是出现在日记里，那就是反犹的，这等于就是用语言来排斥犹太教。
诺里奥：你研究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古典学。你用什么方式来实践古典学？
阿甘本：古典学是我研究的核心部分。这不仅是因为对我来说，做古典学研究是一个技术工作——我以此来重构本雅明关于波德莱尔的著作，并编辑卡普罗尼的遗著诗集——而且是因为古典学和哲学，爱词语与爱真理，完全不能彼此分割。真理寓居于语言之中，忽视这一点的哲学家是可怜的哲学家。哲学家和诗人一样，首先是语言的守护者，这是一项真正的政治任务，尤其在我们的时代中，这个时代总是在竭尽全力去模糊和扭曲词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