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9期：想念张启昌老师【郭成林】
应该是1983年初冬的一个下午，雪花在飘，下到人把高又不落地，在人周身旋，在院里打醉拳。我在师专的院里走，一起的是同室周同学。他用下巴指着一个对面过来的老头说：“你认识他吗？”我说：“知道，不就是管图书的怪老头吗？”
“你知道他是谁吗？这老头非同寻常，是这个院甚至全省范围内咱们这学科最有学问的一个。你不要看他再寒伧不过，那可是最了不起的人。”周同学说道。
我跟着他的下巴看，那个农夫般的枯瘦老头越来越近，他若背一把粪杈，分明就是个拾粪老汉了。这么个怪物在学院里走来走去，也太不合拍了。
说话间这老头过来了，弓肩驼背，猴帽罩了，额头撑突，眼睛鼓鼓，很像东南亚人，要不就是特务。还倒背了个手，只看脚下眼前那一块，像是想拾到一毛钱。就这么走过，走进那个开圆门的小院去了。轻佻的雪花小孩子般跟着走一阵，又不跟了，继续打醉拳。
周同学说他是上的英国剑桥大学，专业却是汉语言文学。我更觉滑稽，类似中国人去美国请人家教汉字讲书法。更怪诞的是后来，1949年秋天，在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教学不久的他，却跑到台湾去了。走了也就走了，偏偏过了三年又回来了。在河南大学教学，隔壁是支部书记，两家关系不好，他疑心自己的小鸡被书记家的猫吃了，就把那猫药死了。这样到了1957年，他成了右派，到北大荒改造，跟丁玲与陈明夫妇住隔壁，吃饭时在一块坐。20年过去，到平反时偏偏是那个当年的死对头，已经升到不小了，负责他的案子，人家过去了他不行，因为去过台湾，有海外关系，姐姐一家在香港。直到最后一风吹，还带了个尾巴，上课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去管图书。
（河南大学大礼堂---姜玲摄影）
其实我早注意他了，在图书馆里板着个苦瓜脸，面无表情，登记借阅之外，就木偶一般枯坐着看报，半天也不见换页面。与五六位女同事形成鲜明对比，人家是花枝招展，人面桃花相映红，他是人面书面面面相觑。周同学告诉我，这是一个身处闹市却与世隔绝的人。他最难接近，那个家，谁也不要想进去。
我反而被激起来了，不信这堡垒就打不破。我不善于讨好领导，如与那个以开除学生为能事的张书记，始终冷面相对。但是我会讨好有学问的人，颇有心得。不要看这类人普遍冷傲，一旦向他请教学问，马上就崩溃了。我还有信心到他那家看看，是一种什么模样，是金屋藏娇还是密室藏书抑或藏污纳垢？这么一个老光棍！
我写了几十首诗词，同学夸奖过，有几句还引发了争议。如“村人动则百二寿，不欲谋官去天涯。”情调是否健康，认识不一致。拿这请他指教，也能当敲门砖了。于是在一个下午，馆里终于人很少了，只剩他，还有那个胖胖的同事，据说是官员的夫人，极有学问的，给我讲过四维空间理论。其余就是噗噗响的烧开水声。我就呈上那诗词，说了几句准备好的话，不卑不亢。他果然接了，还戴上铁铲大的眼镜，瞄一眼，往后翻，重新回到第一页，眼睛就不走了。最后说，我带回去。我窃喜这第一步是对了。
第二天人少下来时，他摆手，我便过去，只见他在那前几页打了不少杠杠，还有其他的符号。但红笔圈点竟无一处，也没有一个字的评赞。我愤慨了。接着他便讲解起来，先从韵律开始，哪处平仄不对，哪里对仗不工，哪里犯了大忌。再说到立意，特别指出有几处思想颓废。就如那个“不欲谋官去天涯”，太消极了。记得只有一个地方他肯定了，就是那句“见人即问妻何在？白云深处耕作忙。”不论韵律，有点意境。说着说着，窗户在暗下来，只剩我和他，和水壶盖的噗噗响。我早就满头出汗，不过也可能是馆里太热。越到后边他越恳切，最后基本上是教训起来。像这样近乎骂你的场面，骂得你心服口服，骂得你浑身舒坦，爽然若失再欣然有得，从愤然到释然再到欣然，好像只在他那里得到过。能多得高人这种痛骂，我又会发展成一种什么状态呢？现在想想，这真是最高规格的待遇，对他来说，对我来说。
这还不算，他接着给我开起书单来。叫我从《十三经注疏》读起，书目开列在一张纸上，叫我一本本读，读完一本再去借。那是我第一次见他的字，也如他的人，直不起腰来，却瘦硬，有弹性。我哪有这个耐性，我不过是教书混饭，有一碗饭足矣。当时有一句话颇流行，说是师范生，稀饭生，用来描摹我们也不算刻薄。反正我一本也没看。幸好他没有检查，要不就窥测出我不是那个料。我发现他会从报纸一角朝我这方向瞄一眼，类似我在自习堂上看那个最不安分的学生。他终究会认定我是如何地朽木不可雕罢。
从此我与他便近了点。那个小院最里边角落是他的房间。我还与同学帮他打煤球，干了搬到房檐下，摞好了。但到即将进入房间时，坚决拒绝了，洗手也是在房檐下，还从里边端水让喝，就是最后一关终于没放。那里边会是如何的乱七八糟，或者如何清冷，终于不知道。
他跟我之间终于有了温度。不过是看到了点头，这已经是很高的待遇了。话是没有的，仍然是低头踱他的路，看地下有没有一毛钱。
最怕他开书单。偶尔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或者问到一个人物，或者现象，他三言两语一点，马上给你开书单。叫我想起小时候医生开药方，什么丹参，黄连，他在那里开，我在后面抖。他给我开出的药，老实说连十分之一也没有吃。
那时我写了一个中篇小说，是说一个驻村干部，如何地带头苦干，就是没人喜欢。他僵硬地执行上边政策，然而上边也没人赏识他。我发给《北方文学》，编辑回信写了三张信纸，说“非常真实”，就是希望把这干部的后来——最好是现在如何——写上去。我想他的现在我又不知道，怎么写？就不理睬。现在想，如果当时听人家的，我恐怕不是现在的我了。像那个编辑一样亲笔写那么多恳切的话，这一生我只遇到这么一次。八十年代的确有很多很好的歌，很多很好的事，这是其中之一。我把这小说请张老师看了，他次日狠狠地批评了我，说党的干部不会是这样的。你看问题片面，偏激，不能准确而全面地反映生活。我把那编辑的回信请他看，他说谁说也不行，什么“非常真实”！他说话时那恳切态度，那种对党的真诚感情，现在想起来宛然眼前。我惊呆了，一句话说不出来。这样的人，也会是右派？
快要离校时我去看过他，还说了请他到我的家乡去考察的假话，那时还不能说旅游。他光是点头。后来听同学说他不久就到香港去了，去了后干什么就不知道了。
当年张老师如同纸片一般在大院里走，后边有轻浮的雪花跟着。用现在语言说，就是存在感不强。他这一生实在是奇崛怪诞，他在逻辑这堵墙里外跳动，也碰过大的墙壁，一次跌倒一生难起。但他给了我很大的指教，虽然把热心给我有点明珠暗投。其实到与我们相遇时他已能呼吸平稳了，不再终日惊惧。再后来应该更好罢。
我希望他会有笑容，能去做些他愿意做的事。他应该会做得很好的。
2020年10月16日于北京
【作者简介】：郭成林，资深语文教研员。性憨直，人爽快，文笔老辣，常有佳作发表于报刊、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