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蕊芬：童年拾遗 —— 倔强的拐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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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蕊芬
我有新学校了，每天早上，爸背着我，哥背着书包把小桌子举起来顶在头上……那是木匠陈叔叔家的小炕桌。
那张桌子非常小，不过五十公分见方，连面儿带腿儿都是黑漆的，是那种十分考究的漆木，桌面上描着绿叶红牡丹，亮得像镜子一样，特别漂亮。
一路上，我觉得风也清，天也蓝，就连太阳也仿佛更加明亮，童年的花蕾，在一抹阳光中璀璨开放。
记不清那张小桌子哥哥为我顶了多久，哥哥大我四岁，很快他就升中学了，小桌子摆在了老师的讲台旁。
每天早上父亲送我上学时，我都在心里默默地画着从家到学校的“地图”，我知道这是我的路，我早晚要自己走。
有天早上，天飘着蒙蒙细雨，爸背着我送我上学，走到煤炭干部进修学校后门就要下那几阶台阶时，爸突然对我说：“看到对面走过来的那个叔叔没有？注意看叔叔背着的那个男孩儿！”
对面果然走过来一个叔叔，叔叔果然背着一个男孩。一米多宽的台阶很难同时错过两把雨伞，那个叔叔站住了等我们下来，他和父亲客气地一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父亲放慢了脚步，我明白父亲是为了我看清那个男孩。那个男孩不大，白净的圆脸上眉目清秀，特别是饱满的嘴唇，竟似花瓣儿一样，非常可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走了好远爸才问我：“看清了吧？”
“嗯！”我不明白爸为什么让我看那个男孩。
“那个才是你最小的弟弟，你妈妈生他时重病，就把他抱给那个叔叔了。那个叔叔家的阿姨非常好，他们没有孩子。”父亲声音低沉一字一顿。
我心里一怔，即刻明白了那男孩为什么看起来面熟，明白了母亲为什么总是面容憔悴疲惫浮肿，明白了我的童年为什么像风筝一样放逐，明白了为什么父亲华发早生……我们这些儿女就是父亲的韶关啊！
父亲比起伍子胥真的需要更多的坚强与勇敢。忽然间觉得父亲母亲好可怜，因为我们这些儿女。前胸暖暖的，很舒服，很贴心，这是父亲的背，是我的幸福。尽管我是残缺的，但我的幸福却很完整。我感恩于命运给了我这样的父母。
我们的学校不大，两层的教学楼有十六个班级。正中进出的大门和南北的走廊门贯通，三个门都可以到后面的操场。
楼后西南侧是厕所，大操场占据了学校大部分地方，四周是几棵老槐、垂柳和白杨。操场北边有一条一直铺到教学楼北边门的青砖小路，路的北侧是老师们办公的庙宇大殿，挨着大殿的一排青砖瓦房是老师们的宿舍，宿舍前是不大的两个花圃。不得不提的是小路南边挨近教学楼西北角那个四四方方深坑似的小院儿，院儿中东西各有一间青砖大屋，南边是两堵黄土围墙。
小院儿地势过低，黄土围墙显得特别高，站在院里有被装进墓坑的感觉。因为小院儿很深，院门处有将近一米高的三四节的台阶，下了台阶才能到院儿中。
那院儿名副其实地小，长宽不过七八米，只有东西两间大屋，是堆放学校体育用品和各种教器具的地方。
我们教室在教学楼一层南边，我喜欢趴在教室窗台上张望外边的大操场，看同学们在这儿做操、玩耍的情景。
我的小课桌就放在老师讲台旁。新的学习生活充满快乐，两个王老师像兄妹一样呵护关心着我。春游时，他们轮流背着我，即便是“六一”班级演出，老师也会在合唱队形的中间精心安排一个位置给我。那一次我站在合唱的队伍中间放开嗓子大声唱：“六月的花儿香，六月的好阳光，六一儿童节，到处把歌唱，歌唱我们的幸福……”也许别人唱的是歌儿，而我是在唱自己，那长不大的砖砌土垒的舞台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做想要的自己也需要一方舞台，这个偶然的机会，王老师一次精心的安排在我人生的路上又为我的心灯留下了一颗火星儿。
我有了新的伙伴儿，小班长贺玉香、杨友刚，能歌善舞的蔡苔云，小眼镜姚丽娜，粗辫子的贺友群、小不点儿陈有云……这些名字竟然就此刻在了心上，半个世纪了记忆中常开不败的花。
人是无法拒绝成长的，就像大自然无法抗拒四季，春风暖阳，夏日灼灼，秋霜萧瑟，冬雪凌厉，是大自然恒古不变的规律，该来的总会来的。人终究要长大，自己的路终究要自己走，人生路上自己的风雨终究要自己经受。
那条路我已经很熟了，除非阴天下雨，爸不再送我，上学的时候我开始自己走。
没有了爸的陪伴呵护，那条路显得特别长。路上的小石子时不时硌着我的脚，一路上好奇的、怜悯的、同情的目光不断地落在我身上……
最怕的是放学的时候被那些顽劣的同学尾随，即使我不走大路顺着墙跟儿走也根本无法逃脱。不知多少次，他们跟在我后边相互推搡着嬉笑着，他们跳着唱着在比谁的声音响亮：跛子跛，卖洋火；洋火不得着，跛子不得活！他们唱了一遍又一遍，一直看我蹒跚着走过十字路口才意犹未尽地不得不罢休。我往东，他们往西，那里是刁家村，他们是刁家村的孩子。那里有牛，路边就可以看到堆积着牛粪的臭烘烘的牛栏；那里有脏兮兮的猪……
无数次，胸腔里溢满了酸酸微苦的滋味，那种味道浸泡得心发痛，但又说不清道不明。花香、屎臭、尿骚的味道还可以闻，但这种滋味非身临其境亲身体验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而这种滋味虽然无法言说却像一把刀，能刻在心里，深入骨髓，让人想忘也忘不掉！
尽管我常常遭遇这种尴尬的羞辱，但我不能说，而且我从来也不说，我知道爸妈比我更心痛，他们心里比我更苦，他们就从来没有说过，哪怕是一个字儿。我可以难过，可以哭，但我不可以仇视生活，更不可以轻视我卑贱的生命，那是爸爸妈妈给我的，是姥姥舅舅奶奶大伯和亲人们尽心呵护的。
回到家，我总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写作业，照旧和弟妹打闹，跟哥喂小兔子，然后爬上墙头呆呆地坐一会儿……
一个人需要多少若无其事的假装才能掩盖泪水的流淌？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从这鄙视的冷酷中突围？还好，不管世界怎么样，童年中那些追寻的美好都还在，有书，有学校，有老师，有爱我的亲人！那些屈辱我不怕！我就是我！我要笑给全世界看！谁说跛子不得活？我要活得更好，要让所有人知道人活着除了健全的四肢还需要什么！
两个王老师结束了他们的实习期，分配到新的学校。我升入了四年级。
雨季来临，天就像漏了一样，淅淅沥沥不停地下，到处都湿漉漉的，世界仿佛掉进了水窖里。
下午放学时雨终于停了，下了几天雨，教学楼前的青砖路上长满了绿苔，非常滑。我背着书包拄着拐杖小心地挪动着脚步，几个男孩子从我身边跑过，随着叭唧叭唧的脚步泥水飞溅到我身上。
忽然，他们站住了，领头的男孩做了个鬼脸说：“信不信，我不推她就能叫她摔倒！”
几个男孩揶揄他说：“你不敢，你爸是教导主任，她会告你爸的！”
领头的男孩嘴一撇，“我才不怕哩！”他说着就走到我跟前，抬起脚踢了一下我的拐杖，只一下、轻轻地一下，拐杖一滑我就扑通一下坐到了泥窝里……
他弯下身子一脸坏笑说：“唉，我可没碰你啊！”
他爸是教导主任，姓章，我知道，是才调来的新教导主任。
看我摔倒了，几个人笑着叫着一哄而散。有同学走过来拉我起来，我拒绝了；有老师拉我起来，我也拒绝了，我就坐在泥窝里一声不响。又有同学走过来拉我，又有老师走过来拉我，我依然不说话，也不起来。
几个老师围着我，“这孩子，老师拉你你就起来嘛，怎么还犟上了？”
我依旧不挪窝也不说话。泥水很快浸湿了裤子，几个老师蹲在我身边不住地劝我起来，“你看地上都是水，要生病的。你说说，你想要老师怎么办？”一个老师问。
“我要章主任扶我起来，是他儿子故意把我弄倒的！”我说。
老师们面面相觑怔住了。
“叫主任去吧！这事儿应该叫他！”一个年轻的男老师说。
这个老师我知道，帅帅的男神，叫了个女孩子的名字——魏樱桃。
有老师去叫章主任，不一会儿就回来了，两手一摊摇摇头。
又一个老师去叫，不一会儿也回来了，皱皱眉头。
魏樱桃老师眼一瞪，“我去叫！”
很快，魏老师回来了，章主任极不情愿地跟在后面。
“就这女子？今儿还跟我杠上咧！来吧，我扶你起来！”他又气又恼地说。
章主任把我扶起来，我拄着我的拐杖，一声不响头也不回地走了……
不久，学校教学楼里调整班级，说是要给老师腾一间办公室。全校十六个班级，唯一的一个有残疾学生的班级调到了那个放体育用品和教学教具的坑里！在那个坑一样的小院儿我开始了我的五年级，那一年我十三岁。
那个小院儿真的很深，近一米的坑深只有三个台阶，下雨的时候渗井来不及排水，就会在台阶处积成一个不大的水坑，进出时要跃起身子猛跨一大步才能上下台阶。那三层台阶我爬了两年，一个月二十六天，除去寒暑假星期天，九个月就得有六百多个心惊胆颤。遇到雨天，就带点馍馍中午不回家。
刚刚挪到那个“坑里”上课时，我也困惑烦恼愤恨过，但我知道这一切我都无力改变，甚至无法给家里人说。我能做的就是尽量寻找快乐，我扎起满身的刺儿，摆出一副无所谓的姿态：我不怕！我大声读我喜欢的书，画我喜欢的画，下课时同学们在小院儿里卡大步，我就为他们加油，和他们一起大声喊大声叫，生活中我有我的快乐，这些快乐谁也拿不走，心中的梦想谁也抹不掉！上大字课写大字小楷的时候，我就盯着邻桌黄万莉的手，看着她手里的毛笔灵活地提、按、顿、挫、挑、转、折……，她把字写在本儿上，我把字儿写在心上；“六一”合唱比赛的队伍里不再有我，同学们排练时，我就作他们的观众，我两眼随着文娱委员蔡苔云打拍的双手，心里默默唱着那些优美的节拍，同学们飞扬的歌声像飞翔的鸟儿，每一个音符都栖息在我心里；班里有男孩子恶作剧推倒我的时候我不再默默忍让以倔强抵抗，我会瞅准时机在他不防备的时候，用我的弯钩拐棍偷偷勾住他的脚猛然一拽还他一个跟头。终于有一次一个男孩恼羞成怒哭兮兮地去告老师，老师找我谈话，我腆着脸皮哈哈一笑，“老师，我真的不是欺负他，我只是想让他尝尝摔跟头的味道……”老师无奈地摇摇头，这种行为不是一次了，老师又一次甩给我不够漂亮的脸色。
我“欺负”同学的事很快传到了爸妈耳朵里。爸妈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他们相信他的孩子绝不会无故欺负别人。
任何时候这种告状爸妈都会心平气和地接受，“我不会让我的孩子在外受了欺辱回家再挨打挨骂！”这是母亲的回答，也是母亲的原则，这一点上母亲不会让步。
这件事妈没有责备我，但道理妈一定会说，“妈明白你的委屈，但你想到没有，你这样趁他不防备把他拽倒，万一磕着碰着致命的地方，他就会像你一样……”
妈还告诉我，一个真正勇敢的孩子，就是经历过屈辱和伤害之后，还能保持善良和爱的能力。何况那男孩子只是不懂事的恶作剧，你要相信他们会长大。
瞬间我明白了。因为我们痛过，所以我们慈悲！残疾之苦我知道，那是一辈子的痛。我受的那些欺辱和委屈妈都知道，虽然我从来不说，有妈的理解就足够了。
妈找到陈叔叔，“老陈，给妞做副拐杖吧！呵呵，那惹祸的弯钩拐杖不能再让她用了！”妈说。
不久，我有了一副新拐杖，那种真正的拐杖。我的屈辱和伤害对做人的善良、爱和宽容缴械投降喽！可喜的是我爬墙头更方便了，那拐杖靠在墙根儿就像一架小梯子，手臂勾住树，脚踩拐杖的扶手，一使劲儿就能爬到墙上。但令我感到不解的是，自那以后“那种不懂事的恶作剧”和尾随歌谣竟然少了很多。
邻居说：“老李，你家闺女又爬墙了！”
爸不以为然，一笑说：“叫她爬吧！她也爬不了几天了，我们机关住房调整，就要搬家了！”
都说岁月无情，风过无痕，但我却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感觉，这些熠熠发光的碎片早已深深地嵌入了我生命的年轮。
作者简介
李蕊芬，女，1950年4月生人。陕西煤业集团物资供应有限公司退休员工，重度残疾患者，用一根手指打字。所著《中华民族大家园》荣获中国教育部、新闻总署“十个一工程”一等奖。《精彩瞬间》《幸福不残缺》曾在市级报刊发表；《点亮心灯》曾荣获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十周年征文大奖。码字儿是生活的另一种乐趣，只希望在码字儿中发现另一个充满活力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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