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我们最应该迷信的竟然是……
今日看到六国合纵，百万大军压境函谷关，意欲灭秦，终究失败。
秦国，从惠文王，到秦昭王，先后两次面临六国合纵攻秦，但都夺胜而归。
究其原因，主要有四：人心、法治、人才、时势。所谓天时、地利、人和。
一是举国同心。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这话每次说出来感觉都会掉鸡皮疙瘩，尤其是商鞅在入秦做调研期间，路边插秧的大伯说出这句话时，我竟泪流满面。
二是建立了法制社会。从田地、军队、官爵等深层次做了变法，激发了民众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顺应了民心，举国同心也便顺理成章。
三是将相良谋。将相良谋难得，且无帝王猜疑就更难了。但秦国却两者占尽，朝野风清气正，形成了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秦孝公与商鞅，惠文王与张仪、司马错皆是典范。
四是地势取胜。函谷关之所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就是因为倚仗地势可抵十万大军。秦有函谷关，便占据了地利。
最后便是对时局的正确把握与准确判断。我觉得有两个人的兵家理念最能说明这点，他们是庞涓和孙膑。他俩都是兵家出身，但孙膑几次打败庞涓，皆因为孙膑能看破时局，巧妙布局，攻其不意，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而再看六国战队，军心涣散，各有所谋，互相掣肘，纵有良谋将相却也无济于事。况且各国君主明智者少，昏聩者多，关键时候总能破合纵于旦夕，不败也是岂有此理了。
纵观历史，无论是出兵打仗，还是国家治理，都逃不过三个层面的东西。
首当其冲的还是人心。所谓人心齐泰山移，这是文化层面，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凝聚人心的东西。
其次便是制度。秦国若军纪不严，奖惩无章，必然如六国联军，人虽众却无法形成合力。从近处的香港问题来看，之所以会出现暴乱，根本原因还在于回归之后，没能从治理层面入手，重构香港的治理体系和管理制度，法律反映出来的问题只是一个映射，抓住根本，抓住主要矛盾，才能解决核心问题。
最后才是科学、技术等技术层面的支撑。
如果没有前两者，最后部分即使再成功，一旦根基动摇，便会形成反作用力，谁受益谁受害便不争自白。
再谈企业治理，我们常说三流的企业靠能人，二流的企业靠制度，一流的企业靠文化。文化最能一脉相承、凝聚人心，形成磅礴动力，于万仞腾身而起也不是难事。
文化统摄人心，制度规范言行，技术经济等是工业文明时代支撑和利器。
如果要排序的话，应该是文化、制度，其次才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一套工具。
《易经》告诉我们，万事万物只要做好三件事，目标就能实现，便是方向、基础和实力。
首先，战略不能偏，南辕北辙的故事告诉我们，如果方向一旦跑偏，跑的越快，错的越离谱，如果方向对了，乌龟也比兔子快。
其次，基础就是制度层面的东西，是为了达成战略目标而构建的一系列制度。坏的制度让好人变坏，让企业变化，让国家变化；好的制度让坏人变好，让企业变好，让国家变好。
最后，随着制度治企的螺旋上升，无论是治理理念还是价值追求，都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逐步衍生出符合实际，引领发展的文化。文化凝聚人心，形成合力，不断为发展提供动力。
晚清的时候，其实就是方向走错了，洋务四杰之一的李鸿章，相当于一手提着浆糊，一手为将倾的纸糊的大厦刷着浆糊，让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在风雨中残喘了几十年，最终灭亡。
当时世界范围内，工业革命风起云涌，东亚一些国家比如日本找到了规律性的东西，成功转型。
如果我们不想做裱糊匠，而去做操作系统层面的迭代，洞察事务发展的规律，无论国家发展，个人职业发展，还是为孩子选择发展路径，必然道路通达。曲线救国，不过无奈而已。
如果能站在百年变局的角度来看，是不是能够看得清晰。
很多时候，我们感慨自己错失的良机，比如互联网的崛起、电商的发展、比特币的投资、共享经济的发展、自媒体的爆热、甚至茅台的股票……
可如果反思起来的话，我们只是很遗憾的成为了那些埋头拉车的人。
世界需要什么、13亿人渴求什么、这些需求被满足了么，甚至时代还会创造那些需求，我们可以创造什么需求。
秦朝有一个状元实业家张謇，他说过一句话：“一个人要想干好一个县的事情，要有省的眼光；要想干好一个省的事情，要有国家的眼光；要干好一个国家的事情，要有世界的眼光。” 这是空间尺度的考量。
如果从时间尺度来说的话，就是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历史既是望远镜也是显微镜，已经发生过的，势必还要再发生。
所有的事物都有其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识时务者为俊杰，关键问题是你是俊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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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云：
管理学硕士，企业中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