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治军要先自治，仁者方能无敌
序言：
相信在很多人的意识里，“儒生”向来都是一副咬文嚼字、舞文弄墨的书生模样，鲜少能跟征战沙场的将军形象产生联系。但是“王守仁”做到了，而且纵观其戎马半生，由儒入伍却几乎每战必胜，那么他又是如何做到的呢？原来正如王守仁自己所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若想治军有方，就不能单纯的凭武力论高下。而是要先实现自治，以仁治军，重视军队自身纪律，整顿军风。同时还要在战争中重视儒家的“人本思想”，以“仁”征战，也唯有“仁者”方能无敌。
孔子示意画像插图
什么是“人本思想”？
那么我们就先来了解下什么是“人本思想”，所谓“人本”，顾名思义，就是“以人为本”，把人的价值作为社会的核心，也可以说是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人类追求的最高的价值目标。
而在由著名思想家“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学说体系中，“人本思想”的核心也可以说是“道德”，即是以“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行为准则来作为人类立足于社会的基本思想。
就好比孔子所说的，“仁者爱人”、“泛爱众”。再比如孟子所说的，“仁者无不爱也”，字里行间，都着重于体现“仁”的基本内涵。——《孟子·卷十三·尽心章句上》
王守仁示意画像插图
这也就意味着儒家思想学说体系中的“人本思想”，其实就是我们现代人口中的“博爱”，但不是爱情意义上的“博爱”，那是不可取的，而是对朋友或者同胞的爱，是“兼爱”。
也就是说，“由儒入伍”的王守仁就是把儒家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带到了“军队”当中，以“仁”治军，又以“仁”征战，心系民本，重视民生，所以才做到了戎马半生却几乎每战必胜的程度。
可问题是以仁治军，在军中宣传儒家学说中的“人本思想”，这个没有错，毕竟孔子的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时期的“个人道德行为准则”，想要实现仁者无敌的诉求，自然是应该以军队“自身”为出发点，也只有先治理好了军队，才能进一步将其扩散。
明朝军队示意画像插图
封建时期“军队”的重要性
然而王守仁在军队中广泛的宣传“儒家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岂不就等同于是让官兵拒绝打仗吗？
并且，封建时期的军队作为对外抵抗侵略、对内巩固政权的正规武装组织，其本身也可以说是封建政权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属实是有着存在的必要性的。
再加上其他敌对势力的军队也并不见得就会采用“以仁治军”的方式，反而是依旧采用传统的“凭武力论高下”的方式来打仗，那么等打仗的时候，势必就会出现敌军士气高昂，王守仁一方则不愿意上战场征伐的矛盾局面。
兵部尚书王琼示意画像插图
而且显然是对王守仁一方不利，若是再往上延伸一下，一旦战败，也势必会让政权的利益受到损失。更别提王守仁是于明正德三年（1508年）被兵部尚书王琼大胆启用的，从而就此踏上了他的军旅生涯，而这个时期正好是明朝中叶，各种社会危机的前兆开始凸显之时。
就好比正德年间的“宸濠之乱”，这是统治阶层的政治危机；再比如蒙古鞑靼部落首领小王子率军进犯明朝边境，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应州大捷”事件，这是军事上的边防危机。
除了这些以外，随着明朝官僚体系的腐败程度日益加剧，民间土地兼并的不良局势也开始变得愈加严峻，从而也就导致民间的农民起义事件也是频繁发生，诸如由四川保宁人“刘烈”所发动的“四川农民起义”、“河北刘六刘七起义”事件等等。
这诸多案例相信也足以证明“军队”战力对封建时期政权的重要性，同时也足以证明，王守仁的“以仁治军”，实则并不是否认军队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而是主张不单纯的“凭武力论高下”，否则他也就不会带兵打仗了不是吗？
古代战争示意画像插图
王守仁“以仁治军”的实质
正如王守仁自己所说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在他的意识里，军队的意义，在于扫盗平寇、平定孽藩，应该是为黎民百姓、为江山社稷服务的。——《王文成全书·卷九》
可是在当时的明朝军队中，士兵为了邀功请赏而滥杀无辜，继而冒领军功的事件却屡见不鲜，特别是对于那些因为战乱而流离在外的流民，由于古代并没有完善的“身份认证”体系，从而也就使得很多流民亦或者战场上投降的降兵降将往往枉遭杀戮。
这很明显就背离了“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人本思想”不是吗？所以，王守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便相应提出了“务以破巢诛恶为事，不以多获首级为功”的主张。——《王文成全书·卷四》
古代流民示意画像插图
同时制定了诸如“除临阵斩获外，其余胁从老弱，一切皆可宥免”；“所过良民村分，毋得侵扰一草一木，有犯令者，当以军法斩首示众”等一系列的军法条例，借以实现其整顿军风军纪的目的。——《王文成全书·卷三》
并间接的实现重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普通流民以及一些归降的降兵降将提供保障的最终目的。
这就足以证明，王守仁“以仁治军”的实质，实则并不是否认军队所能为黎民百姓、以及江山社稷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而是把“人本思想”融入到了军队的纪律体系当中。
从而在保证将士战斗力不会衰退的同时，还处处体现出王守仁的“忧国忧民”之心，并将这份“忧国忧民”之心在明朝军队中得到最大化的传播，从而在潜移默化间影响到每一个从军的将士，使得他所率领的军队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仁者之师”。
古代农民起义示意画像插图
王守仁认为“敌人”并非全是“恶人”
毕竟不管怎么说，在王守仁的意识里，“军队”的本质是为黎民百姓而服务的，而不是一个单纯为“统治者”谋取利益的政治工具，那么谁又能保证军队所要征伐的对象就全部都是不遵守人伦道德准则的“恶人”呢？
咱们就以王守仁在平定“浰头”地区的农民起义事件之前所做的《告谕浰头巢贼》一文为例，他为什么会用这种“晓之以大义”的方式来作为平定农民起义的手段？
就是因为王守仁在战前对农民起义军的构成人员进行审查后发现，其中“倡恶之贼不过四五十人，党恶之徒不过四千余众，其余多系一时被胁。”——《王文成全书·卷一》
顾名思义，就是在这场农民起义事件中，“恶人”其实只有四五十人罢了，而且这些恶人的真正同党也不过只有四千多人，剩下的几乎都是心地善良的无辜百姓，只不过是因为受到了“恶人”的蛊惑，这才参与到了这场起义事件当中。
池仲荣示意画像插图
那么这些人就真的是恶人了吗？显然并不是，毕竟按位于今广东河源的和平县，浰头(浰源)镇曲潭村的“浰头池仲容军营遗址”所能提供的资料来看。
这场起义的原因，实则就是因为明朝地方官的不作为，且还强征暴敛，从而导致农民纷纷破产，生活极度穷困，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是因为实在走投无路，求生无门的话，那么百姓会参与到这场打着“劫富济贫”旗号的农民起义战争吗？显然不会。
因此，既然“军队”是为黎民百姓而服务，那又何必去妄生杀戮，做那违背儒家“人本思想”的事情呢？故而也就有了王守仁要求军队官兵“此后但有未尽余党，务要曲加招抚，毋得再行剿戮，有伤天地之和”的事件发生。——《王文成全书·卷一》
古代战争示意画像插图
王守仁“以仁征战”
而且，王守仁在战争中重视“人本思想”，以仁征战的案例也并非仅有这么一次，虽然每次的形式有所异同，但其方向都是一致的，即仁心为用，不嗜杀人。
因为在王守仁的对外征战生涯中，特别是对于起义的农民，他的主张只有一个，就是“能抚则抚，当剿则剿”，无疑也能够体现出王守仁的忧国忧民之心。——《王阳明全集》
正如史书中经常出现的一句话，“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非情势所迫，谁也不愿意去发动战争不是吗？而且军队还是为黎民百姓服务，这也就代表着带兵出征实则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换言之，带兵出征的本质应该是为了挽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为百姓营造安稳的生存环境。而不是妄生杀戮，使百姓更为水深火热。
从而也就使得王守仁在对外征战之时，基本都是以“安抚”为平定战乱的主要手段，而不是一概屠戮，在他的眼中，“清剿”只会用作于那些真正的“恶人”身上。
古代耕种示意画像插图
再加上每次平乱一结束，王守仁便会让士兵暂时卸甲归田，恢复正常的正产和生活，同时对于那些受灾的地区，王守仁也会想办法上报朝廷，让朝廷减免赋税、放粮赈灾，以便当地百姓度过难关。
如此一来，一旦等战乱再次发生之时，王守仁又怎么可能不会最大化的获得百姓的支持，甚至自发的组织起来替王守仁征战呢？这也是王守仁重视选用民兵，“寓兵于农，兵民合一”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 一方面是因为这样的军队凝聚力会有着空前的提高，也就是士气会比较高昂，因为是“仁者之师”，是为了惩奸除恶，保障黎民百姓，所以也就基本不存在过多的心理压力。
- 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选用民兵，同时还能够减轻明朝廷的财政压力，间接缓解百姓的负担，尽可能的维护百姓的利益。
孙武示意画像插图
就像王守仁在《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中所说的，“剿有十患，抚有十善”，一方面列举了单纯靠武力论高下所可能导致的劳民伤财，动摇封建政权根基等诸多问题，另外一方面也列举出了“以仁治军”、以及“以仁征战”所能带来的诸多好处。
首当其冲，就是能够减少人员伤亡，继而减少朝廷在民力、物力上的支出，也就相当于是缓解了朝廷的财政压力，并间接减轻了百姓的压力。
更何况那些投降的士兵也势必会因为逃过一劫而对朝廷感恩戴德，对朝廷更为忠诚，反而又再度提升了军队的整体战斗力。
著名的军事家“孙武”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王守仁无疑正是通过儒家思想中的“人本思想”，把孙武眼中这用兵的最高境界发挥到了极致，那又如何不会创下戎马半生，却几乎每战必胜的丰功伟绩呢？——《孙子·谋攻》
明穆宗朱载垕示意画像插图
结束语
简而言之，王守仁之所以能以“儒生”的身份入伍，还创下了戎马半生却几乎每战必胜的丰功伟绩，就正是因为他把“儒家思想”中的“人本思想”也一并贯彻到了他的军旅生涯当中。
使得儒家思想这一封建时期的“个人道德行为准则”在王守仁的身上发生了“升华”，即王守仁的“小仁”思想在不断的对外征战中，逐渐帮他建立了一个能够忠实践行儒家“人本思想”的“仁者之师”。
继而又凭借这支“仁者之师”，将王守仁的“小仁”思想逐渐转变成了能够基于整个政权、以及黎民百姓的“大仁大义”。
正如明穆宗朱载垕在铁券文中对他的评价，“两间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功高不赏。”
试问，有着这样一个满身浩然正气的仁义之人作为统帅，且忧国忧民，重视民生，以挽救天下黎民百姓为终极诉求，那么他麾下的部队又如何不能百战百胜呢，王守仁又如何不能成为终明一代，虽是文臣但却以军功封爵，且死后追赠为侯的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呢？
毕竟仁者方能无敌，而“王守仁”的军旅生涯，也属实可以称得上是这句话的最好诠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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