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笔下的蒙德拉贡
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如果埃雷卡集团（Erreka Group）的运营像大多数企业那样，新冠疫情将给其员工带来巨大伤害。
总部位于西班牙崎岖不平的巴斯克地区，埃雷卡公司生产滑动门、车用塑料零件和医疗器械等各类商品，并销售到全球各地。3月下旬开始，新冠肺炎席卷欧洲，西班牙政府下令该公司关闭当地三家工厂中的两家，这威胁到那里210名工人的生计。
而埃雷卡集团通过临时削减工人5%的工资避免了裁员。它继续向滞留在家里的工人支付工资，换取他们承诺，当好日子到来时，他们会补足这些工作时间。
这种灵活的做法之所以可行，因为该公司是一个庞大的合作社企业集团的一份子，这些公司集中在西班牙一个叫蒙德拉贡（Mondragón）的小镇。这些合作社企业的大多数员工都是公司的合伙人，换句话说，他们为自己打工。虽然蒙德拉贡合作社集团的96个合作社和所有公司一样，必须创造利润才能维持经营，但这些企业的设计初衷不是向股东派发股息或向高管大量发放股票期权，而是为了维持员工的薪水。
合作社的概念不免会让人联想到嬉皮士公社，这限制了它作为全球经济典范的价值，然而蒙德拉贡（Mondragón）集团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大型企业。集团年收入总额超过120亿欧元（145亿美元），在西班牙雇用了超过70，000名员工，使其成为西班牙最大的薪水源头之一。集团下的合作社包括该国最大的连锁超市之一Eroski，一家信用合作社，和在全球范围内出口商品的各类制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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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企业家中心的政策分析师阿马尔·谢夫洛（Amal Chevreau）表示：“蒙德拉贡（Mondragón）因其规模而成为社会经济运动的一个标杆……他们用事实说明，盈利和追求社会目标，是可兼得的。”
全球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造成的后果，大家有目共睹，合作社作为资本主义模式的替代可能，受到日益关注。其目的简单明确，即为工人提供保障。
疫情的发生凸显并加剧了那些为实现股东回报最大化而建立的公司的隐患。全世界众多经济体的关闭导致失业率飙升，尤其是在美国，工人养家糊口、支付房租和偿还贷款的能力受到威胁。政府出台的一揽子救援计划着重对股票和债券等资产的保护，顾及了投资者的利益，却未曾考虑工人的艰难处境。
在企业界，一些高调举措的发生让人们看到一丝曙光，宣告了一种更有社会意识的心态的到来。去年，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的181名成员——全球首屈一指的首席执行官们，承诺将遵守一份新的使命宣言。在这份宣言中，他们承诺，在经营企业时，不仅要给股东回报，还要照顾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工人、供应商、环境和当地社区——的利益。
新冠疫情的发生对“股东资本主义”原则进行了首次真实考验。结果不尽如人意，一项研究发现，“股东至上”的承诺者们的表现并不比一般公司好。
许多大型企业以股息和购买股票的形式将大部分收益分配给股东，这抬高了股价。当疫情席卷，大部分人都没有储备来抵御低迷，只好给管理人员“放假”，解雇工人来削减成本。
合作社的创立很明确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它们通常要求管理者将大部分利润再投入公司，以防止为形势所迫而裁员。
埃雷卡集团首席执行官安橦·托马塞纳（Antton Tomasena）表示：“我们的理念是不解雇员工……我们希望人们可以少一些担心。”
然而，尽管合作社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关于如何迭代资本主义的讨论中，但它们仍仅局限于商业生活的边缘。在意大利和比利时有合作社。在英格兰北部，普雷斯顿市开始推动合作社的发展，作为对抗国家十年紧缩政策的良方。非营利组织“民主合作组织”在美国克利夫兰组织了一系列合作社。
蒙德拉贡合作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初，面对西班牙内战留下的残骸，一位名叫何塞·阿里兹门迪亚里埃塔（José M. Arizmendiarrieta）的牧师来到该地区，有关经济的改善，他有一些有别于传统的观念。
巴斯克地区矿产丰富，长期以来一直是工业的聚集地，尤其是炼钢业，但大多数工人的工资都很低。这些人通常在14岁时就开始工作，而后大多止步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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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位牧师找到当地一所私立职业学校的负责人，恳请将学校向所有人开放时，他被拒绝了。因此，他只好自己办了一所学校，即今天的蒙德拉贡大学（Mondragon University）。
牧师认为合作原则是提高生活水平的关键。1955年，他说服了5名当地工程专业的第一批毕业生，买下了一家制造加热器的公司，并以合作社的形式进行运营。他们将工人提拔为所有者，美其名曰“合伙人”，一人一票，每个人都能参与决定工资、工作条件和每年分配利润份额的民主过程。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几十家合作社在这里生根发芽，主导着小镇的经济。每家企业都自主经营，但它们的经营原则一致，特别是有这样一种共识：如果有人在一家合作社失去了工作，他或她有权在另一家合作社任职。如果没有适合的工作，“合伙人”有权接受工作培训，并可领取长达两年的失业救济金。
根据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数据，在美国，规模排名前350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薪水是普通工人的320倍。而在蒙德拉贡，高管的工资上限是公司最低工资的6倍。
目前的最低工资是每年16,000欧元（约合19,400美元），高于西班牙的最低工资。大多数人的收入至少是这个的两倍，此外，他们还将获得私人医疗保健福利、年度分红和养老金。
每一家合作社都需向一个共同的资金池支付款项，用于支付失业救济金和对处于困境的合作社的援助。当发生危机、生产受限时，工人仍能照常拿到工资，但是所欠的工作时间会做累计，供管理层日后分配。
事实证明，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席卷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期间，该体系表现强劲。当西班牙失业率飙升至26%以上，在蒙德拉贡，合作社通过减薪和提前支付未来工作时间来分担痛苦，其劳动力几乎没有变动。
这场危机确实导致了元老级合作社之一——法格(Fagor)公司的破产，使近1900人失业。法格是一家生产冰箱等家用电器的制造企业。
法格的倒闭引起了人们的争论，认为合作模式的弱点已经暴露。如果换一种企业类型，一家实现回报最大化的企业，会更早地得出结论——考虑到来自亚洲低工资国家的激烈竞争，对一家西班牙公司来说，制造冰箱这项事业危如累卵。为了保住工作机会，蒙德拉贡集团持续支持法格公司多年，依旧未能扭转颓势。
然而，据该集团称，在法格倒闭后的六个月时间里，该公司600名前员工在其他合作社找到了工作，其余的人获得了遣散费和提前退休福利。正如蒙德拉贡的领导者所描述的那样，法格破产而其员工却受到保护，这一事实肯定了合作模式的价值。
“任何一家典型公司破产时，我们并不会说这是资本主义体制的终结，”蒙德拉贡通讯主管安德尔·埃切伯里亚(Ander Etxeberria)说。
近年来，合作社增加了不少合同工和临时工，这些人并不具备公司所有权，这让人怀疑，随着它们的业务不断扩大，并与规模更大的企业竞争，这种模式能否持续下去。蒙德拉贡的许多业务都已经跟随他们的客户扩展到海外，进入墨西哥、巴西、中国和其他几十个国家。大多数海外子公司都并非合作社，而是传统企业。他们在改善当地工作条件的松散指令下运作，但蒙德拉贡的领导人承认，这更多是愿望而非现实。
毕竟，蒙德拉贡合作社的创建是为了改善蒙德拉贡小镇人的生计，而不是改革全世界的劳动力市场。
“合作社模式确能保护其员工，但必须具备竞争力，”负责蒙德拉贡社会计划的齐格·埃兹佩莱塔（Zigor Ezpeleta）说道， “否则它就消失了。”
今年春季，蒙德拉贡的许多客户因疫情不得不关闭工厂，零部件订单大幅减少。工厂的产量暴跌至产能的25%。合作社的应对是减薪5%。没有人对此感到高兴，但反对声也很有限。
那以后，几乎所有合作社都恢复到几乎满负荷的状态，因为“合伙人”要偿还工厂关闭时他们所获报酬的时间。总的来说，这些合作社今年有望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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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德拉贡指出集团在疫情下的表现是其敏捷性的证明，以及源自共同目标的信任所带给其的经营优势。
蒙德拉贡公司总裁伊尼戈·乌昕（Iñigo Ucín）说：“如果你非常清楚地说明情况，并且当人们清楚他们是企业的所有者时，你就可以这么去做。”
面对疫情，对于大多数的跨国公司来说，股东和员工的利益通常存在分歧。即使是在那些已经采取裁员措施的公司，政府救助计划所提振的股票市场让高管们的股权奖励继续兑现。
在蒙德拉贡，工人们知道，作为所有者，他们为业务所做的牺牲，会让自己受益。
“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琼娜·依芭瑞琪·卡诺（Joana Ibarretxe Cano）说，她是埃雷卡集团的一名生产经理，她的工厂4月份关闭了一整个月。“这是作为一个团队的一部分。”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说当新冠肺炎第一波爆发时，她感到焦虑——为她的家人，为她管理的团队，为公司的业务。“没人喜欢不能去工作”，她说。
但公司渡过危机的方式增强了她对公司结构的信心。她的收入基本未受影响，即使工厂仍然关闭。
“合作社的制度让我们心安，”琼娜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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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秋·昌德勒（Rachel Chaundler）提供报道。
Peter S. Goodman是时报驻伦敦的欧洲经济通讯记者。他曾是纽约的国家经济通讯记者。他还曾在《华盛顿邮报》担任驻中国通讯记者，同时也是《国际商业时报》的全球总编辑。
本文刊登于2021年1月3日发行的纸质纽约版的第1页BU部分，
标题为: 柔化资本主义的巴斯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