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研究专题3
三纲鼎立学说，即指明·方有执提出的“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之说，注家对此众说纷纭，其影响在明清时代颇著，现多持以异议，但作为《伤寒论》学术探讨，尚属必要。
1、三纲鼎立学说的提出
三纲鼎立学说为明代万历年间新安方有执所撰《伤寒论条辨》中提出。方氏认为《伤寒论》“编始虽由于叔和，而源流已远，中间时异世殊，不无蠹残入弊”，其简篇条册，“颠倒错乱殊甚”[1]于是历二十余年艰辛，对《伤寒论》加以移整改订，削伤寒例，对太阳篇大加改订，撰成《伤寒论条辨》，认为这样便恢复了仲景旧貌，故在《条辨·跋》中曰：“伤寒论者，仲景之遗书也，条辨者，正叔和故方位而条还之之谓也。”
方氏为何大改太阳病篇、以三纲分类论治呢？他认为：“太阳一经，犹边疆也，风也，寒也，风寒俱有也，三病犹三寇，方其犯边之初，南北东西，随其所犯，御之当各明辨其方法，譬如陆之车马，水之舟船，有所宜，有所不宜，是故，桂枝麻黄，用之在各当其可，夫是谓之道也。”又曰：“经为纲，变为目，六经皆然也，太阳一经，紧关有始病营卫之道二，所以风寒单合而为病三，三病之变证一百五十八，故分三病为三纪，以为各皆领其各该所有之众目，以统属于太阳”。[2]由于风邪、寒邪、风寒之邪侵犯人体，导致卫病、营病、营卫俱病之不同，故认为太阳有三治。他说：“叔和类集而编次之，各为一篇，独一太阳，分而为三，一一以辨，叔和已明之矣，自今观之，各篇之中，不合于辨者，历历可指也，而太阳三篇，尤溷溷然无辨于三也，似此编次，徒赖叔和之名存，岂复叔和之实在哉。”[3]于是“改众本之殊同，反离异而订正……虽不足以合叔和之雅调，而宣仲景之遗音”。故方氏在《条辨》中对太阳篇大加改订“风则中卫，以卫中风而病者为上篇”，凡桂枝汤证及其变证一类的条文列于此篇，共六十六条，二十方；“寒则伤营，故以营伤于寒而病者为中篇”，凡麻黄汤证及有伤寒二字列于各条之首的条文归于此篇，共五十七条，三十二方；“风寒俱有而中伤，则营卫皆受而俱病，故以营卫俱中伤风寒而病者为下篇”，[4]凡青龙汤证及脉浮紧、伤寒脉浮诸条列于此篇，共三十八条，十八方。这样，方氏将太阳篇的条文，以桂枝、麻黄、青龙为三纲，各领其属，率分三篇，形成了鼎足而三的局面，此即确立了三纲鼎立学说。
2、注家对三纲学说由来的认识
三纲之说，虽言于方氏，但由来远久。
万友生氏认为：“追究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我认为似应从伤寒论辨脉法第二十条说起，这条条文是：'寸口脉浮而紧，浮则为风，紧则为寒，风则伤卫，寒则伤营，营卫俱病，骨节烦痛，当发其汗’。《脉经》指出：'风伤阳，寒伤阴，卫为阳，营为阴，各从其类而伤也。’因此，成无已乃有风并于卫为荣弱卫强，寒并于营为营强卫弱，风寒两伤荣卫为营卫俱实之注，从而初露了桂枝汤治中风、麻黄汤治伤寒、大青龙汤治中风见寒脉或伤寒见风脉的端倪。方有执据此而明确地标立三大纲于所著伤寒论条辨太阳篇中。”[5]
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卷九中云：“今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须有检讨，仓卒易知，夫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6]任应秋氏认为：“孙思邈重视麻、桂、青龙三方的见解，是否受王叔和'风则伤卫，寒则伤营，营卫俱病，骨节烦疼’之说而来，尚待研究，而后世成无已、方中行、喻嘉言等的'桂枝治中风，麻黄治伤寒，青龙治中风见寒脉，伤寒见风脉’三纲鼎立之说，实由孙思邈之影响，殆无疑义。”[7]
朱肱《类证活人书》中云：“大抵感外风者为伤风，感寒冷者，为伤寒，故风则伤卫，寒则伤营，桂枝主伤卫，麻黄主伤营，大青龙主营卫俱伤故也。”[8]陈亦人氏认为：“风寒两伤营卫主以大青龙之说，始见于北宋·朱肱的《类证活人书》，陈陈相因，逐渐形成太阳病三纲鼎立之说。”[9]
成无已引易经所言“水流湿，火就燥”之理，说明“卫为阳，荣为阴，风为阳，寒为阴，各从其类而伤也”故有风则伤卫、寒则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俱病之说。[10]许叔微《伤寒百证歌》中有“一则桂枝二麻黄，三则青龙如鼎立”之言；在《伤寒发微论》中又云：“仲景论表证，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桂枝治中风，麻黄治伤寒，青龙治中风见寒脉，伤寒见风脉。”[11]故柯韵伯云许叔微所言“此方氏三大纲所由来”。[12]陆九芝亦云：“三方鼎立，为三大纲是说也，许叔微、成无已言之于前，而其后方中行、喻嘉言、程郊倩又曲畅之”。[13]
由此可见，三纲之说，虽言于方氏，其根源不只是许、成，乃可上溯至《千金翼方》、《脉经》等晋唐时期之著作。
3、三纲鼎立说所引起的争论
方氏持伤寒论错简之论而立三纲之说，以为这样便可复仲景《伤寒论》旧貌，明清时期，此风大扇，和者竟起，而以张卿子为代表的维护旧论派则大加反对，从此引发了一场错简派与维护旧论派之争，对三纲说的赞同与反对，则是争论的重要焦点之一。
3.1 赞同者
新建南昌喻嘉言继方有执之后，大倡三纲鼎立之说，在其所撰《尚论篇》卷首便曰：“方有执著伤寒论条辨，始先即削去叔和序例，大得尊经之旨……其余太阳三篇，改叔和之旧，以风寒之伤营卫者，分属，卓识超越前人。”[14]认为伤寒六经中，以太阳一经为大纲，而太阳一经，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以三纲三法，分治三证，“用之得当，风寒立时解散”，又云：“辅三法而行，正如八卦之有六十四卦，八阵之有六十四阵，分统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天地风云龙虎鸟蛇之下，始得井井不紊。仲景参五错综，以尽病之变态，其余桂枝麻黄青龙三法，夫复何疑。“对三纲之说，倍加尊奉。
继喻嘉言之后，赞同三纲说者，大有人在，如吴江张路玉的《伤寒缵论》及《绪论》，昌邑黄坤载的《伤寒悬解》，海盐吴仪络的《伤寒分经》，吴门周禹载的《伤寒论三注》，新安程郊倩的《伤寒论后条辨》，会稽章虚谷的《伤寒论本旨》，虞山钱虚白的《伤寒溯源集》等为其代表人物与著作。
3.2 反对者
以张志聪、柯韵伯为代表的一些注家对三纲学说持以反对意见，他们列举大量条文，从病因病机、证候治法等多方面力辟三纲之论。
张志聪对风伤卫、寒伤营之说持以不同看法，他认为人体形层有第次，风寒伤人，多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先卫后营，先气后血，故在《伤寒论集注》中云：“须知风寒皆为外邪，先客皮毛，后入肌腠，留而不去，则入于经，留而不去，则入于腑，非必风伤卫而寒伤营也。”[15]《伤寒论》中，中风伤寒相提并论者亦属不少，中风伤寒脉证，亦多有错综互见者，说明风寒每多相兼为病，难以截然分割。三纲派认为中风脉缓、伤寒脉紧，张氏则列举论中若干原文，说明脉紧者，非是太阳伤寒，脉缓者，亦非是太阳中风，但就脉的紧缓是难以作为风寒的鉴别标志的，故认为“不当拘执中风脉缓，伤寒脉紧”之说。三纲派认为伤寒恶寒，伤风寒风之论，张氏亦持以异议，他认为“寒为太阳之本气，风乃寒中动气。病太阳而皮毛凝敛则恶寒，病太阳而皮毛开发则恶风，恶寒恶风，随皮毛之凝敛开发而言。如风邪始入，毛窍未开，虽中风而亦恶寒；寒入于肌，邪伤腠理，虽伤寒而亦恶风，并非伤寒恶寒，中风恶风也。”张氏还以大量条文批驳桂枝治中风，麻黄治伤寒，大青龙治风寒两伤，营卫俱病之说，认为以三纲立三治，其背谬殊甚。
清·柯韵伯对三纲学说尤为反对，在所撰《伤寒来苏集》凡例中直辟三纲之说，指出：“方、喻辈各为更定，《条辨》既中邪魔，《尚论》浸循陋习矣，大背仲景之旨。”自序中又云：“……种种蛇足，羽翼青龙，曲成三纲鼎立之说，巧言簧簧，洋洋盈耳，此郑声所为乱雅乐也。夫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门，人人可入，而使之茅塞如此，令学者如夜行歧路，莫之指归，不课可悯耶？”故柯氏以证因类聚，方随附之为纲，重新编次《伤寒论》，认为这样“才不失仲景心法”。他认为不可谓脉紧必伤寒，脉缓必中风。在大青龙条注中云：“夫中风脉浮紧，伤寒脉浮缓，是仲景互文见意处。言中风多缓，然矣有脉紧者；伤寒脉当紧，然亦有脉缓者。盖中风伤寒，各有浅深，或因人之强弱而异，或因地之高下，时之乖、和而殊。症固不可拘，脉亦不可执。”对中风见寒脉，伤寒见风脉之谓，则认为是感受风寒之轻重不同，不可用营卫俱伤而论，并指出“仲景立方，因症而设，不专因脉而设。”[16]他对桂枝主中风，麻黄主伤寒，大青龙主营卫俱病极为反对，认为“麻黄桂枝二汤，是发汗分浅深之法，不得以发汗独归麻黄，不得以解肌与发汗对讲。”风寒二证，“大法又在虚实上分浅深，并不在风寒上分营卫”，中风、伤寒均有种种兼夹，故加减法亦种种不一，“大青龙汤是为表实兼内热烦躁而设”，不是营卫俱病而立，故不用桂麻各半汤，而于麻黄汤中加石膏，为两解表里而设。批驳三纲之说“埋没仲景心法，又败坏仲景正法。”[17]
清·陆 修认为麻桂青龙三方作三纲，施治多误，曰三方之治为“其病由轻而重，其方亦由轻而重，乃三级也，非三纲也，乃三级之阶升，非三纲之鼎立也。”[13]对辨脉法第二十条认为“仲景于脉浮而紧，浮则为风，紧则为寒，风则伤卫，寒则伤营，营卫同病，骨节疼烦，当发其汗之下，并不言大青龙汤主之，而千金方已于此条下明言宜麻黄汤，林亿等校定王氏脉经，亦于此条下增宜麻黄汤四字， 而观之，不更可知麻黄一方，已是风寒之两伤，营卫之同病，故既用麻黄，又用桂枝，治寒而不遗风，治风而不遗寒乎。王朴荘先生洄澜说：“人身营卫犹城与郭，未有兵临城下而郭不先破者。”[13]
对于辨脉法第二十条及风寒伤人，不仅中卫，亦可及营的观点，尤在泾、万友生、陈亦人氏均持以相同看法。万氏就认为辨脉法第二十条，是属太阳表实麻黄汤证，之所以据此而立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俱病之三纲说，其错误在于“割裂营卫”，“混淆风寒”是完全违背经文精神的。并认为“六淫各有其独立的特性，风和寒是不容混淆的；另一方面也要承认六淫是可以互相兼挟为病，风和寒并不是绝对孤立的。”[5]陈氏亦认为营卫是相互联系的，卫较营浅，风寒之邪，既可伤卫，亦可及营，风寒营卫截然分开的说法是不切实际的，未免失于机械。对“风则伤卫，寒则伤营”认为是行文方便，非指风只伤卫，寒仅伤营，指出“仲景原是论述麻黄汤证的病机，后世附会为大青龙汤证，实属张冠李戴，不应当再墨守下去。这一问题，牵涉到中医病因学的特点，风寒不是单指外因，而是内外因的综合，是对正邪双方的病机概括。”[9]
此外，如张卿子、张锡驹、陈修园、尤在泾，现代的冉彐锋、任应秋、赵恩俭、日·丹波元简等不少注家，对三纲学均持以反对意见。
4、注家对三纲学说的评价
由于注家对三纲说的尊奉与反对意见不同，故而评价迥异。尊奉者，首推喻昌，他在《尚论》篇首卷便认为方氏“大得尊经之旨”，太阳篇以三纲分属，“卓识超越前人”，又云：“鼎足大纲三法，分治三证……用之得当，风寒立时解散，不劳余力矣。”这样论治，“始得井井不紊” [14]陶广正认为三纲派重订伤寒论条文，引发了学术争鸣，促进了《伤寒论》的研究，认为“明辨三纲，执简驭繁，不失一种好的研究方法。对于增加《伤寒论》的科学性、条理性和系统性大有裨益。也为后人开启了研究《伤寒论》的途径。后世以方类证的学派正直接得力于此。”[18]
以柯韵伯为代表的反对者及现代任应秋、陈亦人、万友生等注家认为三纲学说观点错误，理论上穿凿附会，形势上机械呆板，与临床实际不相吻合，柯氏更力辟三纲，指其“埋没仲景心法，又败坏仲景正法”。三纲说之背谬殊甚，不当墨守下去。[5] [7] [9]
此外，赵恩俭氏认为三纲学派在原则上有缺点与错误，但他们以毕生精力从事《伤寒论》的研究与注解，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19]
5、结语
三纲鼎立学说自方氏提出，注家聚讼纷纭，褒贬不一。我们认为，此说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立论，分治太阳，其理论上凿分风寒，割裂营卫，牵强附会，有悖仲景之意，与临床不相符合，以三纲统分太阳，不能概括太阳篇的复杂变化。对于中风、伤寒，当从证的角度去看待，陈氏认为“是内外因的综合，是对正邪双方的病机概括”，实有见地，单从恶风恶寒，脉之紧缓，别其风寒较为片面，柯氏所言“仲景之方，因症而设，不专因脉而设”极为精辟。三纲说就其理论上的错误，现代多数注家已不从此说，但它的提出，对《伤寒论》重新编次、归类的方法，从伤寒学史来看，尚属创举之作，首开《伤寒论》学术争鸣之肇端，由此而引发的尊经派与错简派之争，促进了《伤寒论》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后世以方类证，以法类证等诸多归类法的问世，就方法论言，是受其影响的。
《伤寒论》厥阴病篇，原文共56条，对其认识，从古至今颇多分歧。这里仅将厥阴病篇原文错简、厥阴病实质、厥阴病证候分类、厥阴病的提纲和主方等问题的争议，综述如下：
1、关于厥阴病篇原文的错简
研究《伤寒论》，应以其原文为依据，由于厥阴病篇原文内容庞杂，一些医家自然要对其原文进行认真的考订，陆渊雷先生认为，厥阴病篇原文，大多为“厥利呕哕病”条文误入本篇，陆氏《伤寒论今释·辨厥阴病脉证并治》云：“伤寒厥阴篇，竟是千古疑案，篇中明称厥阴病者仅四条，除首条提纲有证候外，余三条文略而理不清，无可研索。以下诸条，皆不称厥阴病。《玉函》且别为一篇，题曰：辨厥利呕哕病形证治第十，然其论意与序次，则厘然可辨。首论厥与发热，次专论厥；次论吐利，次专论下利，次专论厥；次论吐利，次专论下利，次专论呕；末二条论哕。夫下利呕哕，为诸经通有之证，无由辨为厥阴。易辨者唯乌梅丸吐蛔一证与厥阴提纲偶同耳。且下利呕哕诸条，皆《金匮》杂病之文，唯厥热诸条为《金匮》所不载。故小丹波但取厥热诸条为寒热胜复，与提纲一条为上热下寒，合为厥阴病，以符旧注寒热错杂之定义焉。今案上热下寒之证，伤寒杂病俱有之，伤寒为尤难治，特其证候，不能悉如提纲所云耳。寒热胜复之证，太炎先生谓即今之回归热，虽不无疑义，舍此无他病可以当之，……然回归热与上热下寒之证，尤不相及，凑合而俱称厥阴，仲景之志荒矣。……仲景撰用《素问》，同其名而异其实，以机能亢进者为阳，机能衰减者为阴，……既以全身虚寒证为少阴，胃肠虚寒证为太阴，更无其它种虚寒证堪当厥阴者，乃不得不出于凑合。此拘牵六经名数，削趾适履之过也。就本论原文而释厥阴病者，小丹波最为近是。山田氏认为阴证之极，至深至极者，如吴茱萸汤（案吴茱萸汤证并不至甚至极）、通脉四逆汤证等。信如所言，则是少阴之剧者尔，其说难从。铁樵先生以为肠胃病之兼风化者，盖泸上习见之慢性肠胃病，多兼神经衰弱，因忧郁而起，又多兼梅毒。先生臆称梅毒为内风，又以神经为肝，厥阴为肝之经脉，于六气为风木，辗转牵连，以成其说。此实先生心目中之厥阴病，非《伤寒论》中之厥阴病矣。又旧说皆以舌卷囊缩为厥阴证，而本论无明文可征，验之病者，多是大承气汤之重证，乃阳明，非厥阴也。盖因《热论》有六日厥阴烦满囊缩之文，而不知《热论》之厥阴，即仲景之阳明胃家实。”
在这段文字中，陆氏不仅明确指出了下利呕哕为诸经通有之证，无由辨为厥阴，在《玉函》别为一篇，而且逐一辨明上热下寒非伤寒独有，厥热胜复难凑合称以厥阴，阴证至极乃少阴之剧，肠胃病兼风化说非《伤寒论》中之厥阴，舌卷囊缩于临床验之，乃仲景之阳明胃家实。从而得出了“伤寒厥阴篇，竟是千古疑案”的结论。
考赵开美《翻刻宋版伤寒论》，在“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二”标题下，有“厥利呕哕附”等小字注，也就是说在厥阴病篇附入了原本独立成篇的“厥利呕哕”证治。赵开美摹宋版而刻，此当是宋版原貌。而宋版《伤寒论》小字注，凡无“臣亿等谨按”字样者，皆是宋臣校订《伤寒论》时所据底本的原貌。在《伤寒论》中的王叔和语，如“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等，皆排大字。因此将厥利呕哕病篇附入厥阴病篇，并在厥阴病篇篇题下作了附注说明的，当是叔和之后，宋臣之前的整理者，钱氏认为，应是隋人所为[1]。
哪些是厥阴病篇原文，哪些是厥利呕哕病篇原文呢？我们从《伤寒论》的别本《金匮玉函经》中可以清楚地识别出来。《金匮玉函经》卷4含“辨太阴病形证治第七”、“辨少阴病形证治第八”、“辨厥阴病形证治第九”、“辨厥利呕哕病形证治第十”、“辨霍乱病形证治第十一”、“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形证治第十二”共6篇内容。其中厥阴病篇原文只有4条，和宋版《伤寒论》对照，即厥阴病篇的326、327、328、329等4条。而第330至381条，在《金匮玉函经》中，为厥利呕哕病篇的内容。也就是说，宋本《伤寒论》厥阴病篇，仅前4条属厥阴病篇原文，后52条皆为厥利呕哕病篇原文的附入。
遗憾的是，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几乎删去了宋版《伤寒论》中的所有小字注，而成注本又是广泛流传，许多研习者与注家所据之本，《金匮玉函经》在清人陈士杰校刻发行之前，能看到其书的人以极少，故而厥利呕哕病篇附入厥阴病篇的事实，注家较少注意到，于是大多就原文现状论厥阴病，歧义百出，见解各异，则是必然的了。
隋人为什么把厥利呕哕病篇附入厥阴病篇，钱氏认为，理由很简单，就是看到厥阴篇的条数太少了，仅仅四条，不能与前面几篇在条数上构成平衡格局，所以索性把厥利呕哕篇附进去了。这样的附入，虽然在条数上与六经病前五篇基本平衡了，但却是把六经之一的厥阴病与厥利呕哕具体病症混淆在一起了。对厥阴篇和厥利呕哕篇来说，合之则两伤，分开乃两利[1]。此说有一定道理。但就六经病篇条文数目而论，多者如太阳病中篇有98条，少者如太阴病篇仅8条，而整理者并未进行调整合并，似是看不出刻意追求条文数目平衡格局的倾向。所以从医理方面探求两篇合并的理由，尚属必要。厥阴病篇只有4条，是仲景未撰？（即如陆渊雷所说，无其他种虚寒证堪当厥阴者，乃不得出于凑合，以拘牵六经名数）或是原文亡佚？皆无从考证。就厥阴利呕哕病篇原文来看，陆渊雷提示“下利呕哕，为诸经通有之证”，既为通有，其中和厥阴经病通有的病证是否更多一些呢？且陆氏也认为乌梅丸吐蛔一证与厥阴提纲偶同。因此厥利呕哕病篇在内容上和厥阴病有更多的关联，或说是叔和在整理编次时，将本应属厥阴病篇的内容，因条文无“厥阴病”的明称而编入了厥利呕哕病篇，隋人认为不易拆分，于是只好将两篇合并。恐怕这或许是合二者为一的主要原因。既然如此，就厥阴病篇原文现状来研究厥阴病的实质等问题，显然仍是必要的，而许多医家也是这样做的。
2、关于厥阴病的本质
对于厥阴病的本质，争议颇多，或言为热，或言为寒，或言为虚，或言为实，或言为寒热错杂，或言为虚实兼见，或言为外感病的终末阶段，病极沉重，或言为阴尽阳生，病情由此而有转机，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谨择其要有综述如下：
2.1 主热说
2.1.1 厥阴病的本质是热厥
方氏认为，厥阴病的本质是热厥。阴阳转化的规律是从阳入阴，由阴出阳。厥阴为两阴交尽，阴尽而阳生，所以说厥阴病的本质不是阴寒。陆九芝曾云：“厥阴之上，风气主之，中见少阳火化，故有热。人身元阳到此亦化阳邪退伏于内，不能充达于外，故有厥。此其热固是热，而其厥则更是热，非当其热时则为热，而当其厥时则为寒也”，“厥者何？热是也。先厥者，后必热，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我本人同意陆九芝的观点。根据是厥阴篇本身的定义，原文335条“伤寒一二日至五四五，厥者，必发热；前热者，后必厥。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厥应下之”。从治疗来看，厥阴篇处方16个，解表、清热、攻下、催吐占9个，余为温中及寒热并用方。而厥阴病篇中的几条寒厥，一是厥阴经表之寒，如当归四逆汤及吴茱萸汤证；一是热厥转化而成的寒厥，所以需温中回阳的四逆辈，作为鉴别诊断而列入篇中[2]。
万氏也认为，主要应从热厥证来进一步认识厥阴病，只有认清热厥，才能认清厥阴病的真面目。厥阴者，手厥阴心包，足厥阴有地。厥阴之上，风气主之。阳明病热到极点，热极生风，很容易涉及厥阴，亦即温病学说“邪入心包”和“热动肝风”之证。肝肾乙癸同源，病到少阴，也到了极点，亦易涉及厥阴，亦即所谓“阴虚风动”之证。热厥由阳明而来，即仲景“厥应下之”之例，若热陷心包，内闭情况又十分严重，则应先予牛黄、紫雪等凉开法，再用承气汤攻泻实热；热厥由少阴而为，则应郑重育阴潜阳，柔肝熄风，如三甲复脉汤、大小定风珠等[2]
时氏认为厥阴病本质是热厥，但不否认厥阴病有寒厥，尤其强调热厥可以向寒厥转化。认为厥阴病是急性热病的危重生死关，非死即生。在危重生死关头，如果抢救及时，扭转病情，生机在望，故一阴至绝作朔晦。阳明腑实出现肢厥，理所当然应划归厥阴热厥的的范围，不宜再看作是阳明病。少阴的手足寒与厥阴的寒厥也应如此来看。厥阴病的定位，不能单纯定在手厥阴心包与足厥阴肝，因为急性热病要从动态的变化来分析病情，如从传经而来，多经过少阴阶段，其病位理所当然也包含了心与肾。如是热厥，邪热耗竭肾阴，热极生风，阴虚亦可动风，热入心包而神昏谵妄。如是寒厥，或者阴寒盛而肾阳衰微，或是阳亡而阴寒内生，皆可舌蹇囊缩，神糊不清，语声迟重，或见四肢拘急。热厥转化寒厥的过程中，必然要表现为寒热夹杂，热是原来的邪热，而非阳气盛，寒是阳气退，而非原来的假寒，即由原来的真热假寒转变为真热真寒。热厥转化为寒厥的过程中，则有寒热胜复，寒代表了阳气退，热代表了阳气恢复。在正邪斗争中，正气是指阳气，邪气是指真寒。正气胜邪，则手足转暖，但真热仍在；正不胜邪，则肢厥加重，仍为真热真寒。并认为热厥类似于高动力型暖休克，寒厥类似于低动力型冷休克。休克由高动力型转化为低动力型，则类似热厥转化为寒厥[3]。认为厥阴病厥、热、利、呕，颇似“中毒型菌痢”、“感染性休克”，出现高热神昏、痉厥瘈疭等症状，符合“热深厥深”病机。此症热毒甚重，重点在阳明热极，上冲心包，下动肝风[2]。
2.1.2 厥阴病的本质是热化伤阴的虚热
张氏认为，厥阴病的本质是热化伤阴的虚热。外感病发展的基本规律，不外为寒化亡阳，或者热化伤阴。《伤寒论》对于寒化亡阳的辨治，至少阴篇已经阐发殆尽，其证以四逆厥冷、脉微为主；其治则以四逆辈诸方为主。而对于热化伤阴的辨治，却止于阴虚火旺的黄连阿胶鸡子黄汤证，而厥阴病的证候恰恰反映了外感热病后期阴虚阳亢的临床特征。所以阴伤的进一步发展，仲景把它归为厥阴病范围。厥阴之热，纯属阴虚之热，因为阴经不可能发生实热，热病后期之热，以阴虚居多[4]。
2.1.3 厥阴病的实质为热证
李氏认为，厥阴病的实质为热证，以热、厥为主证，以清下为大法。厥阴肝禀风木而寄相火，上接心火为母子相应，此乃厥阴病以热化为主的脏腑病理基础。邪入厥阴，肝木从风化火，肝阳上亢而成风火；或心包火邪上炎而为热；或“中见少阳化火”而为热。诚如万密斋氏云：“火生于木，木生于风，风火原来是一宗”。且厥阴本阳而标阴，中见少阳，标本异气，其气化不从标本而从乎中气，中气乃少阳火气，火热伤阴，动风耗血，从而出现“热深厥深”之证。且六气皆从火化，邪入厥阴也多从火化。“热深”可以说是厥阴病的本质。热者，热证也；深者，盛也，剧也。“热深”常见于外感病的危重阶段，而厥阴病正是处于外感病的最后阶段和危重阶段。其主证除仲景所述的热、厥、燥烦、吐哕利外，尚应包括昏痉一证。治法有泄热攻下、熄风开窍、回阳救逆之别[5]。
2.1.4 厥阴病的实质是邪热闭郁，热极阴竭
刘氏认为，厥阴为风木之脏，体阴而用阳，主疏泄而枢转阳气，寒邪凝敛收引，内犯厥阴，最易凝闭，致厥阴疏泄不畅，转枢不利。气机郁滞，阳气不得外枢，闭郁于内则易于化热化火，首先形成了内热郁闭的病理特点。阳气闭郁于内，不能枢转外达，四肢无阳以温则厥冷，进一步形成了内热外厥的病理特点。厥阴内藏营血，邪热内闭内炽，势必灼伤营阴，致营血耗劫。其热邪闭郁越重，耗灼营阴就越甚，最终将造成“热极劫阴，阴液竭绝”的病理特点，《内经》称厥阴为“一阴至绝”、“阴之绝阴”意即在此。因此厥阴病的实质应该是“邪热闭郁，热极阴竭”，其临床变化及预后转归，也就完全取决于内郁之邪热外枢的转机和阴营耗劫的程度。并进而论及厥阴病提纲（326条）为热闭却阴，非上热下寒。枢机畅利，内闭阳热外散，则由厥变为发热；转枢不利，热邪再闭，又成厥逆，此即厥热胜复。厥阴下利是邪热闭郁下迫所致。其它厥证皆为鉴别而设[6]。
2.2 主寒说
2.2.1 厥阴病的本质是一种阴寒暴急性的疾病
王氏认为，厥阴病是一种阴寒暴急性的疾病，由于阴寒暴急，气血不外达，反而由下上冲迫于心胸，而呈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等上热证，心胸部虽呈热象，而全身和中（胃肠）下部则呈真寒证而饥不欲食，食则吐蛔。上迫以后，气血仍不能外达，则反下行而为下利，因此厥阴病以得微发热、汗出，脉浮数而渴等脉证，为阳回正复欲愈之佳兆，而在326条、333条戒人不可用下法及不可用黄芩汤以彻其热。由此可见，厥阴病是寒证是非常明确的。厥阴病篇归结起来，有四种证候类型，即“上热下寒”、“厥热胜复”、“厥深热深”、“厥微热微”。前两类证候是厥阴病阴寒厥逆的正证，后两类证候，“厥深热深”是阳明病，因热结于内，阻碍气血流通，而外观厥逆假象，当用白虎、承气以清热、下实。“厥微热微”是热邪结于胸胁半表半里，用小柴胡汤、四逆散和解少阳。都是因内热而致厥逆，即所谓热厥，因外现厥逆证，易与厥阴病寒厥混淆，故列于厥阴篇以资鉴别，其实是阳明病与少阳病[7]。
2.2.2 厥阴病的本质是阴盛寒凝、正阳衰惫
范氏认为，《伤寒论》从寒立论，六经以三阴三阳取名，反映了阳气渐消，阴气渐长。厥阴是六经中最后一经，是正邪斗争的最后阶段，其少阴病的进一步恶化，阳气虚减和阴寒内盛的程度达到了极点，是阴证之极，至深且危。厥阴篇55条，言厥者共30条，其寒厥独占30条，占主导地位，堪为厥阴之本病。326条和338条乌梅丸证，皆不能充当“阴证之极、至深且危”的厥阴本病。厥阴病决不限于肝经一隅，而必然包括脾肾两脏的病理变化，其本病寒厥，比少阴寒厥来说确是有增无减。厥阴篇蛔虫窜扰、水停心下、痰食内阻、里热阳郁致厥诸证，属类证鉴别，不属厥阴本病。寒邪伤阳、正阳递减的病理变化，贯串于六经病的始终，厥阴为六经病之终末，其病理本质为阴盛寒凝，正阳衰惫。急救回阳，破阴逐寒的四逆汤、通脉四逆汤诸剂，实系厥阴病之主方[8]。
2.2.3 厥阴病的本质是虚寒
熊氏认为，厥阴病的本质是虚寒，其主要表现是寒厥。“伤寒为法，法在救阳；温热为法，法在救阴”，《伤寒论》所讨论的病因主要是寒邪。邪在三阳而直传为厥阴病者，不外犯误汗、误吐、误下之忌，以伤正亡阳或伤津致阳衰。邪在太阴、少阴，若再误治或自转甚，更可致阳衰日甚而成厥阴病。厥阴病主要由太阴或少阴的基础上转入，或阳气素虚直中而来。全篇55条，言厥者30条，寒厥19条。故厥阴病确是正气虚弱之极[9]。
2.3 主寒热错杂说
2.3.1 厥阴病的本质是阴阳混淆、寒热错杂
刘等认为，厥阴病是阴阳混淆，寒热错杂证。厥阴之热是来自肝胆的风木相火上冲，厥阴之寒则由于脾胃的阳衰和阴寒不化，肝胆热而脾胃寒，是厥阴为病的特点。阴阳混淆、寒热错杂之证存在于同一人体之中，阴阳之间必然发生消长变化，于是就出现了厥与热的胜复，厥是真寒，热是真热，不存在真假格戴问题。在阴阳混淆、阴阳消长的过程中又产生了阴阳顺逆、阳复阴退为顺，阴极阳亡为逆；阴阳平衡为顺，阴阳离绝为逆；阴阳相接为顺，阴阳气不相接为逆。凡阴阳气不相顺接者，则手足必然发生厥逆。热厥与寒厥皆是阴阳气不相顺接。另外厥阴病还涉及到气血不调的问题。总之，阴阳错杂、阴阳消长、阴阳顺逆等变化，是阴阳矛盾运动中的几个不同的表现形式，没有超出阴阳学说之外，这就是厥阴病的根本[8]。
2.3.2 厥阴病的性质是上热下寒的寒热错杂证
陈氏认为，厥阴病的性质，既不同于少阴病寒化的心肾阳虚证，又不同于太阴病的脾虚寒证，而是上热下寒的寒热错杂证。此外亦有寒证、热证，尤多厥热胜复证。并认为厥阴病篇关于厥阴病理论的内容不完整，存在较大缺陷。就外感病来说，既没有邪闭心包证，也没有肝风内动证；就杂病来说，既无肝阳上扰证，也无肝气郁结证[11]。
2.3.3 厥阴病的本质是寒热虚实互变而错综复杂
费氏认为，《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说：“厥阴何也？歧伯曰：两阴交尽也”。交尽是交极的意思。极则变，阴尽阳生，阳生阴长。厥阴是阴阳互变的所在，也是阴阳互根的原始。厥阴是阴阳调节的中心。《汉书·律历志》云：“万物始生，螾然”。螾通蚓，螾然即蚯蚓在地中蠕动之状，这表示寅时之阳已经萌动。而寅时乃厥阴所主，同少阳之卯只差一个时辰，所以不可理解为厥阴纯阴无阳，而只有到少阳才有阳气初生。诚如张锡纯说，元气亦即阳气，“根基于肾，而萌芽于肝也”，从厥阴到少阳是阳气出生的全过程。例326条为提纲，目的在于说明厥阴病的本质是寒热虚实互变而错综复杂。至于厥与下利等，只是反应寒热虚实互变的两种表现，非是本质[12]。
2.3.4 厥阴病 是上热、中虚、下寒，寒热错杂
何氏认为，厥阴病系在少阴病阴阳两虚，尤其是在阴虚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转属的，由于肾阴不足，肝失滋养，所以出现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等肝火上逆的上热症状，胃气虚弱兼之肝火内扰，又出现饥不欲食，呕吐的中虚症状。其时少阴脾肾虚寒之厥利乃继续存在，于是乃成为上热、中虚、下寒，寒热错杂。寒热错杂，虚实相因，是在厥阴病正邪争持阶段的病机，肝失疏泄，胃虚不化，食滞于中，又兼胃肠寒热不调，适合蛔虫寄生，所以吐蛔为厥阴病的特点之一。阴阳胜复、厥热往来是正邪相争阶段出现的病理机转。胃气将复，厥阴内寄之相火又能发挥其布阳化阴的功能时，则正能胜邪，出现身热而厥利俱止。如胃气不能支持，阴寒复盛，则又重见厥利。身热是阳气复，厥利是阴寒盛。正邪相争、互有胜负，故有厥热往复。肢厥是厥阴病主要症状，呕吐哕利是肝病所致的肠胃病，皆有寒热虚实之辨[13]。
2.4 主虚说
2.4.1 厥阴病是阴阳两虚的危重阶段
陈氏认为，厥阴病，从易理阴阳消长来看，当属于阴极生阳的阶段。疾病从太阳（三阳）开始，病至阳明（二阳），已少一个阳的量变；病至少阳（一阳），又少一个阳的量变；病至太阴（三阴），此时阳气已衰而阴气也损；病至少阴（二阴），此时阴气又少一个量；病至厥阴（一阴），这时不仅阳气衰弱，而且阴气也弱了。因此厥阴病是处在阴阳两虚的危重阶段。如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那么阴极生阳，可以转危为安。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那么阴阳两竭而分离，就立即死亡。不难看出，厥阴病是处在疾病发展的末期。并认为厥阴病的厥热胜复，乃是正气已极度衰弱，调动人体全身力量作最后一次生死存亡的斗争。如果正气胜邪，厥热胜复就转化为发热，由阴出阳，病可向愈。如果邪胜正，厥热胜复就转为厥逆亡阳亡阴，阴阳并竭而亡[14]。
2.4.2 厥阴病病机主要是阳衰阴竭
沈氏认为，厥阴病的病机主要是阳衰阴竭，其性质是阳衰则寒，阴虚而热。厥阴病有虚寒的一面，也有虚热的一面，有寒热错杂的一面，更有阴阳胜复的一面。要分析具体病情，不可执一而论。寒是虚寒，热是虚热。乌梅丸只能是治疗蛔厥的主方，不能说它是厥阴病的主方。当归四逆汤证属肝经病范畴，用治厥阴阳衰阴竭证是不够的。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证，上热下寒，不属厥阴。白头翁汤证称为病入厥阴较确切，麻黄升麻汤证为坏病。故厥阴病篇缺少治疗阳衰阴竭证的主方[15]。
3、关于厥阴病的证候分类
在上述讨论厥阴病实质的综述中，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对厥阴病篇的错综复杂的证候进行分类的问题。自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伤寒论讲义》（五版）将前五经病篇皆分列“本证”与“兼变证”或“类似证”，而独有厥阴病篇不依此例进行分类之后，对该篇证候分类问题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姜氏专门阐述了对厥阴病本证及类似证的认识。他认为，确立本证的基本原则，一是必须反映本经所属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特征。厥阴病的本证当以肝与心包（重点在肝）病为主；二是必须反映本经所属阴阳气化的生理病理特征。据此原则确立厥阴病本证，大致有四，一是厥阴提纲上热下寒证；二是厥与厥热胜复证；三是厥阴热利证；四是厥阴寒呕证。而麻黄升麻汤证、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证为厥阴上热下寒类似证；寒厥、热厥、蛔厥、痰厥、水饮厥为厥阴厥逆证的类似证；下利谵语、下利清谷为厥阴下利证的类似证；呕而脉弱、呕而发热为厥阴寒呕的类似证[16]。显然易见姜氏的具体归类法，与前述阐述厥阴病本质而涉及厥阴病证候分类的各种认识，亦是存在着争议的。
4、关于厥阴病的提纲和主方
由于对厥阴病本质的认识大相径庭，所以对厥阴病提纲与主方的认识，也是就各不相同了。
4.1 关于厥阴病的提纲
4.1.1 第326条为厥阴病提纲
许多医家认为326条可以作为厥阴病提纲，能反映厥阴病本质或特点。但对其病机的认识却各有见解。主热者认为，厥阴邪热内闭，劫灼阴液，故见消渴；内闭之热不得枢转外透，则上逆撞心；更加燔灼营血、劫灼心阴，故心中疼热；热盛则善饥，胃内无液以润滑，不能消谷磨食，故饥不欲食。此乃热病后期，邪热深入，阴精劫夺之常见症状[6]。主寒者说，此条乃阴寒暴急，使气血不得外达，遂上冲迫心胸而呈上热诸症，全身及中下部则仍呈真寒[7]。主寒热错杂者认为，此条证属上热下寒，寒热错杂，其热来自肝胆风木相火上冲，其寒来自脾胃的阳衰和阴寒的不化[10]。
4.1.2 第326条不能作为厥阴病提纲
如李氏认为，326条虽可认作厥阴病的症状，然这只能说是厥阴脏腑经络的部分病证而已，它远远不能反映、概括厥阴病最实质、最关键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揭示厥阴病为外感热病最阶段的实质，以其作为厥阴病提纲，似有名不副实之嫌[5]。又如金氏认为厥阴病全篇除论述寒热错杂证外，还论述了寒证、热证、气郁证、厥证、厥热胜复证、呕哕下利等证，而326条只论述了寒热错杂证，没有概括性，故不能成为厥阴提纲[17]。而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伤寒论讲义》（李培生主编）则明言326条为厥阴病上热下寒证的提纲，而并不直言为厥阴病的提纲。
4.1.3 另外设立厥阴病提纲
据孙氏综述，另立厥阴病提纲者大体有以下5种：①提出337条“凡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高度概括了厥阴病的基本特点，可以作为提纲，此条补充在326条之后，提纲方为全面。②认为厥热胜复是厥阴病的主要特点之一，但提纲并未涉及，应予补上。③将“厥阴之为病，热与厥相错见也”作为厥阴病提纲。④提出以“肝家郁”作为厥阴病提纲。⑤提出以第338条“伤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肤冷，其人躁无暂安时者，此为脏厥，非蛔厥也”为提纲[18]。此外也有人赞同宋代朱肱所提出的昏痉为厥阴病主证和提纲的观点[5]。
4.2 关于厥阴病的主方
4.2.1 厥阴病篇有治厥阴病的主方
有人认为乌梅丸为治厥阴病的主方。如陈氏认为乌梅丸阴阳兼顾、寒热并进、扶正祛邪温多于清，补中寓攻，对病至厥阴，人体阴阳俱虚，邪热尚未清彻，治疗需阴阳兼初、清温并施，颇为对症[14]。又有人认为乌梅丸清上热、温下寒、养肝体、舒肝用，可作为厥阴病主方，并引柯韵伯“乌梅丸为厥阴主方，非只为蛔厥之剂矣”作佐证[18]。
有人认为四逆汤类为厥阴病主方。因厥阴病本质阴盛寒凝，正阳衰惫，因此急救回阳、破阴逐寒的四逆汤、通脉四逆汤诸剂，实系厥阴病之主方[8]。
4.2.2 厥阴病无治疗厥阴病的主方
有人认为，因厥阴病主证有热、厥、躁、烦、吐、哕、利和昏痉等不同，故在治法上或泄热攻下，或熄风开窍，或回阳救逆，应随证施治，对证选方。而乌梅丸实为治疗内伤杂病之剂，不能作为厥阴病之主方[5]。
也有人认为，乌梅丸是治疗蛔厥的主方，但不能说它是厥阴病主方。因厥阴病本质是阳衰阴竭，故厥阴病篇缺少治疗阳衰阴竭的主方[15]。
除上述涉及到的厥阴篇原文错简、厥阴病实质、厥阴病证候分类、厥阴病的提纲和主方等问题的争议外，现代关于厥阴病的争议还涉及到厥阴病在六经次序中的定位问题，有厥阴病当在少阴病之前说；有厥阴病当在少阴之后说。涉及到厥阴病的脏腑定位问题，有在肝和心包说；主要在肝说，以及不可局限于肝和心包说。涉及到厥阴病成因问题和寒厥、热厥、厥热胜复的病机问题等等。因篇幅所限，皆不多赘述。
《伤寒论》研究，是中医学术研究之热点，并呈现出明显的国际泛化趋势。数十年来，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就研究内容而言，无论其深度和广度，均属史无前例。而其研究方法和手段，更是令人耳目一新。
纵观数十年《伤寒论》研究过程，我们不难看出，有关《伤寒论》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是继承和创新的交错。换言之，即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合理选用传统的研究方法或大胆采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传统的考据、校注、验证、推理等方法，在理论研究中仍占有相当的比重。而计算机技术、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模糊数学、生物化学、光学、电学、力学、药理学、病理学等各种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和手段的渗入，则体现了当今科技发展的时代特征。
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仅就近数十年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评述如下：
一． 传统理论研究
本文所讲之传统理论研究，意指围绕《伤寒论》展开的相关文史哲及医学理论和学术观点的研究，主要包括版本考证、伤寒注家、六经辨证体系、哲学思维、发展历史等内容。
在《伤寒论》版本研究方面，目前学术界多数仍认同以宋本和成注本为权威版本。近年来，《千金翼方》所载之《伤寒论》以其时间早于宋本而颇受重视，有学者将之称为唐本《伤寒论》。而若注重文献考证价值者，则林亿等校刊之别本《金匮玉函经》，自然不容忽视。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宋本《伤寒论》，应属刘渡舟教授等以赵刻本为底本校注的《伤寒论校注》本。另外，尚须提及的是，日本康治本和康平本、敦煌《伤寒论》残卷、长沙古本和桂林古本等，近年来均在不同程度上引起学术界的反响。
关于《伤寒论》的学术渊源，目前存在几种不同看法。其一，是依据其自序所述，认为其理论根源于《内经》，国内医家多数认同这一观点。其二，认为《内经》与《伤寒论》属于不同的医学体系，《伤寒论》根源于江南文化圈以药疗为主的医学体系。持这一观点者，以日本部分医家为代表。其三，据《甲乙经》和《注解伤寒论》所述，并据近年的文献考证成果，认为《伤寒论》主要源于《伊尹汤液》，属经方体系，与《内经》所代表的医经体系有别。
自成无己首开注释之风气以来，其后注伤寒者，代不乏人。其学术观点、治学方法等，对后世之研究，起着很大的影响。因此，研究注家及注本，成为《伤寒论》现代研究之一大热点。就总体而论，目前伤寒注家注本之研究成果虽多，但涉及面不广，主要集中于明清部分影响较大之医家，如柯韵伯《伤寒来苏集》、尤在泾《伤寒贯珠集》、钱塘二张等。然而，随着这类研究的深入，有关伤寒学术发展历史的研究，逐渐展开，从历史宏观的角度，考察《伤寒论》及伤寒学术的发生发展规律。
六经证治体系，是《伤寒论》之核心内容，亦是现代医家致力研究之重点。围绕六经体系之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方面，研究者们开展了大量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在这一领域内，最富挑战性的课题，仍属六经实质和厥阴实质问题的探讨。
有关六经实质的争论，历经近千年而未衰。仅近四十年来，围绕这一问题，就曾出现过数次较大规模的争鸣。50年代中后期的争鸣，其主要观点并未脱离前人之说；而80年代之争论，则逐渐渗入一些新学说。时至90年代，随着多学科交叉渗透之趋势愈显明朗，各种新观点层出不穷。然则，就其实质而言，多是前人观点的现代翻版或诠释，并未有大的理论突破。
由于原著的散佚传抄等原因，《伤寒论》文字错漏、义理未明之处甚多，而尤以厥阴篇最为突出。是以有关厥阴篇的认识，历代医家多不统一。数十年来，围绕厥阴的生理、病理、定性、定位等关键问题，研究者们付出许多心血。其中，以万友生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寒温合论观点，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随着对人类思维规律研究的发展，有关《伤寒论》辨证方法的研究，近年来受到普遍观注。研究者们除运用传统方法总结《伤寒论》之思维方法及规律外，更引入一些新学说，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逻辑学等，以映证之，取得了一批成果。
另外，有关《伤寒论》未病学说思想、体质学说思想、气化学说思想、时间医学思想等理论研究，亦取得相当的成就。
二． 临床运用研究
此处所言之临床运用研究，指《伤寒论》六经辨证体系在现代临床中的运用规律和方法研究，主要包括病证诊断、治法原则、方药运用、临床思维等内容。其中以《伤寒论》方药在现代临床上的扩展运用，尤为引人注目。
在病证诊断方面，部分学者除强调遵循传统方法审证求因外，主张将建立病证诊断模型突作为突破口。运用多种手段，包括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及计算机技术，通过大范围的文献分析和临床检验，对《伤寒论》六经主要病证进行定性、定量的规范化研究，建立相对客观的诊断标准，以利于临床推广应用。有研究者曾将《伤寒论》基本内容和逻辑思维，进行数理分析，并建立相应的计算机六经辨证论治系统，取得一定成效。其核心内容之一，即是六经病证诊断模型的建立。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研究尽管颇具价值，然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其广度和深度尚不尽人意，各种相关因素的处理存在不少困难，尤其是在中医辨证诊断原则性与灵活性关系处理上，尺度难以把握。因此，研究成果距临床实用，尚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有关六经治法体系的研究，目前多限于理论阐述和临床验证。而具体治法之于临床，必须通过相应方药加以体现，故治法之研究成果，常是通过方药临床研究而来。就《伤寒论》方药临床运用研究而言，主要表现在其运用范围的扩展和对现代疑难危重病证的救治方面。大量的临床研究结果表明，《伤寒论》方的疗效确切，在现代疑难危重病证的救治方面，颇具特色。其主要应用的研究方法，目前比较倾向于大样本观察统计其对现代医学诊断明确的疾病的疗效。这类研究，有利于拓展经方的治疗范围，科学验证经方的临床疗效。而其不足之处在于，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之间的关系不易把握。注重经方对西医疾病的泛应性，必然将以忽视中医辨证作为代价，而方药之运用，却是建立在中医辨证之基础上的，如此则其临床疗效，难以与实际相合。
方药临床运用研究，其另一重要特征是剂型改革。这一方面研究，相较而言，以日本汉方医成就最为突出。汉方剂型的改良，不仅节省药源、使用简便，而且促进了日本制药工业经济的发展。近年来，这一形势已为国内官方及学术界所重视，并拟定了相应的发展规划。然则必须明确指出的是，剂型改革应以确保疗效为基本前提，此其一也；其二，正确处理现代药理应用标准和传统应用标准之间的关系；其三，充分发挥传统剂型加工及煎服法等理论优势。
方药临床运用规律的研究，是目前较为热门的课题。从临床思维角度探讨这一课题，具有普遍性指导意义。梅国强教授曾系统探讨了扩大经方临床运用范围的途径，是此类研究之典型。
三． 现代实验研究
此处所论之现代实验研究，指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实验手段和方法，研究《伤寒论》六经证治体系，以期埸示其内在本质。目前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证候本质、方药机理等方面，其成果从不同角度和层次上，阐明了六经证治体系的部分机理。
六经病证本质研究，多从两个途径入手。一是确立一定的诊断标准后，选择合适的病例，通过对照观察，检测其相关的理化指标，进而分析推断其内在的病理生理机制。一是以中医病因学说为依据，复制相应的证候动物模型，观察其病理生理变化，以推断其内在机制。两种途径各有其优劣，前者关键在于诊断标准的建立是否合理和干扰因素的控制是否得当；后者关键在于动物模型建立是否合理及动物与人体差异的判别。
就已有的研究结果来看，病证实质研究涉及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各经的具体证候，研究指标涉及组织形态学、细胞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流体力学、光学、生物电学、电磁学等内容，结果表明，六经病证涉及多系统多脏器多层次的病理改变，并不能以现代医学的观点去对号入座。某一特定证候的病理变化，除与病种相关外，可在某些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且这种共性特征并不受病种之影响，提示中医证候分类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值得指出的是，六经辨证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始终贯穿着中医整体恒动观念，而六经传变学说，正是体现这种观念的最好例证。研究者们为了揭示这种变化规律，曾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有关太阴少阴、阳虚证证治关系及阴证转阳的实验结果，从多方面证实了这种病证转化关系的客观存在。
症状体征是证候的基本表象，从特定症状和体征入手，探索其内在机制，是揭示病证本质的一条重要途径。胸胁苦满作为少阳病定位症状，具有一定的特征性意义。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病种的对照观察中，胸胁苦满多与胆、肝二经密切相关，进而从侧面证实了六经分证论治之客观性。而用无创性彩色超声Doppler显象技术研究脉象，证实位、数、形、势一种或多种属性的变化，是形成脉象的基础。而从位、数、形、势的变化及其关系加以分析，可望了解脉象与心血管生理学、病理学以及全身各系统之间关系的变化规律，进而揭示病证之内在机理。
经方的药理机制研究，是《伤寒论》现代实验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几十年来，主要经方都已成为研究对象，并取得满意的成效，诸如小柴胡汤、桂枝汤、白虎汤、大承气汤、理中汤、四逆汤等。其药理效应，随方药之不同而异，且每一方剂常呈现多系统多层次的泛化作用，较之西药，特异性多不显著。然其突出的临床疗效与药理特异性的不符，迫使研究者们颇费心血地去探求其中的奥妙。目前多数研究者倾向于，方药的主要作用机制，并不在于其直接对病原的清除和对病理损伤的修复，而是通过整体调节作用，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以促使机体自我康复。
这种调节作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良性的双向调节效果。即在病理状态下，方药通过逆病理变化的调节，以达到促使机体康复的目的。是以桂枝汤可促使动物的低温状态恢复，而亦可促使动物的高体温下降。而多数方药在生理状态下，却并不表现出明显的调节作用。正是这种特定方药与机体的特定病理变化的契合，相互作用，彼此影响，才发挥出其特定的治疗效应。
四． 现代教育研究
随着全国各地中医院校的陆续创建，有关现代《伤寒论》教育的问题日益突出，而院校教育首先面临的是教材建设。全国高等医药院校《伤寒论》教材建设历经数十年，目前已编至第六版，为中医药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与第五版教材配套的教学参考丛书《伤寒论》，以其翔实的资料、公允的评述、合理的阐论，博得海内外学者的一致赞誉。
在数十年的教学实践中，《伤寒论》教育已从单纯的传统课堂讲授模式逐渐过渡到教学——临床——科研结合的综合模式，说明经典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日益受到重视。与之相应的是教学方法和手段的不断改进和优化，电化教学、多媒体教学、临床讨论、实验教学、题库建设等，逐渐完善。形象生动的讲解、直观可信的演示，大大提高了经典著作的教学效果。为提高教学质量，加强人才培养，各院校相继开展了一系列有关《伤寒论》教学的课题研究，并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综上而言，《伤寒论》研究总体形势不错，大范围、多途径，普及与提高结合，继承与创新并重，并呈现出明显的国际泛化趋势。然则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当今，尤须明确方向，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将《伤寒论》这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推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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