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苏埠屯一号大墓墓主是 《尚书·高宗肜日》中的祖己（下）
作者：李 沣
博主说明：
此文是《〈尚书·高宗肜日〉古今谈》和《〈尚书·高宗肜日〉中的祖己是何人？》两文的续篇。山东瀰河流域的青州苏埠屯一号墓，是商王畿以外的唯一一座商王级的四墓道大墓。商时的瀰河流域是古己（纪）国地。《尚书·高宗肜日》训王之祖己，是己国族人，因此，本文认为苏埠屯一号大墓的墓主，很可能就是《尚书·高宗肜日》中的祖己。因本文篇辐较长，分上、下两次发表。
四、苏埠屯M1墓主是《高宗肜日》训王之祖己
苏埠屯四墓道大墓，学者都认为是商王一级的大墓，是商王陵以外的唯一一座王者之墓。在王陵之外的这位墓主，肯定不是商王，但也肯定他具有商王一级的地位、权威和神道。苏埠屯一号大墓的考古发掘，仅管出土文物不少，但还没有确证墓主的资料，因此对墓主只能做些推测或曰假说，由此把问题引向深入讨论，如张敏先生说的：“科学意义上的假说，是建立在对若干事实进行归纳、排比、分析等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事实与事实之间的有机联系，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探讨若干事实有可能导致某种必然结果的研究方法。在考古学上，它虽与传统的考古学手段有相悖之处，但却可以给人以启迪。在某些课题尚无法得出结论的情况下，假说不失为一种可能的研究方法。”（张敏：《华夏文明起源的假说》，《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
商史专家宋振豪先生在《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一书中说：商王陵安阳侯家庄附近，分东西两区，共有八座四墓道大墓，“只有四墓道大墓才符合王陵的规格，墓主身份为殷王。杨锡璋曾对8座四墓道大墓和一座'空大墓’进行了考古学分期，提出最早的M1001、1550、1400号大墓 分别属殷王武丁、祖庚、祖甲，其次的M1004、1002、1500、1217号大墓分属殷王禀辛、康丁、武乙、文丁，晚后的M1003号大墓为帝乙之墓，至于未完成的'空大墓’，本应为殷王帝辛而筑。”（吴振豪：《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第583—5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考古发现证明，四墓道大墓都是商王陵，反之，凡四墓道大墓，不管处于何地，其墓主都为商王一级的人物。
苏埠屯一号墓为四墓道，南墓道最长，有大量人殉，墓室有“亚”字形椁室，有青铜器方鼎，有大铜戉和大量戈、矛，与殷王陵大墓的规制、风格完全一致。因此，该墓主也是商王一级的人物。由于所葬之地，不在殷王陵，墓主必定是殷王的重臣。“从卜辞来看，商代旧臣的地位比后代要高得多，有的可以和商之先王同时祭祀，也可以称示，则和先王相等。”（赵诚：《甲骨文与商代文化》第9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商代祭祀旧臣的卜辞中，有祭祀伊尹、黄尹的，也有祭祀祖己的。伊尹佐汤灭夏，功高盖天，所以《史记·殷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曰：伊尹死后，商王“沃丁以天子礼葬之。”武丁中兴，得益于祖己“修政行德”之谏，因此祖己和伊尹一样，在祭祀中受到了同先王一样的待遇，其死后也会像伊尹一样“以天子礼葬之”。
在商代后期，佐王有功，使殷复兴的贤臣有伊尹、伊陟、祖己等。伊尹佐汤伐桀，商立国正天下。伊尹卒，“沃丁葬以天子之礼，祀以大牢。亲自临葬三年，以报大德”，“祖伊尹世世享商”。（《尚书》孔颖达引《帝王世纪》）《史记·殷本纪》曰：“既葬伊尹于毫”，伊尹葬于毫地。毫是伊尹的家乡，即西毫，今河洛地区。太戊之时有贤臣伊陟、巫咸，《史记·殷本纪》言：“帝太戊赞伊陟于庙，┄┄殷复兴，诸侯归之。”伊陟，伊尹之子，死后葬身之地应与伊尹同；巫咸死后，《殷本纪》《正义》按：“巫咸及子贤冢皆在苏州常熟县”，而《一统志》言巫咸墓在“解州夏县”，二说不知孰是。“商汤、太戊、武丁三位商王是有作为的圣君，而且三位辅政大臣中的伊尹、伊陟、祖己都 是著名的三位贤臣，才得以流传百世。”（孟世凯：《商史与商代文明》第101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那么商王贤臣祖己卒后葬在何处？
苏埠屯一号大墓是王者之墓，墓主既然是王一级的人物，确葬在东夷潍淄地区的弥河流域，因此墓主肯定与这个地区有关。苏埠屯地区商代属于古己国的地盘，墓主很可能就是己国族的首领。
按丁山先生的“此贞人己氏，宜即'自己入’之己，亦即'训于王’之祖己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第102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祖己是己国族人，而商时己国在今山东寿光。其证据是1983年贾效孔先生在寿光益都侯城发掘出了大量青铜器，其中17件青铜器上带有铭文“己”字，说明“商代纪（己）国的中心当在鲁北弥河中游一带。”（高广仁、邵望平：《（海岱）山东古代文明》第235页，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今（寿光）益都侯城一带，最迟在商代已经是纪（己）国的国都。”（孙敬明：《寿光考古与文物·序言》，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一）、斟灌与祖己
上述诸多学者认为苏埠屯徽文为“斟灌”,苏埠屯墓地为斟灌后裔的墓地，本人又认为苏埠屯一号大墓墓主为武丁时训王之祖己，因此必须找出夏之“斟灌”与商时祖己的历史联系。
1、重新检点文献，深入探索弥河流域的历史内涵。
杜在忠先生说：我们多年来的考古调查结果发现，“大致在弥河中游一带有一个庞大的古代遗址密集区域。┄┄这一古遗址密集区的中心部位在以呙宋台遗址为中心的寿光前扬公社一带。这一带总面积仅有70多平方千米，纵横古河道六条，分布着40处重要遗址，包括大汶口文化8处，龙山文化12处，商周15处，东周12处。┄┄应该认为这一地域远在史前阶段开始，历夏、商、周时期，甚至更晚一些，就有一支古代发达的先民，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并为我国古老文明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杜在忠学术文存》第108、109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氏之女，┄┄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这二子，其一是青阳，其二是昌意。《世本》载：“少昊，黄帝之子，名契，字青阳”；“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是黄帝之孙少昊之侄。《山海经·大荒东经》载：“东海外有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颛顼不仅是少昊之侄，而且还是少昊孺子，是由少昊哺养大的。因此《帝王世纪》曰：“及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
关于少昊之墟，《帝王世纪》：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左传·定公四年》“以登帝位，徙于曲阜”；《晋志》：“少皋始自穷桑而迁都曲阜”。现在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穷桑就是曲阜，或曲阜附近。但如果穷桑就是曲阜或曲阜附近的话，登帝位后“迁都曲阜”或“徙于曲阜”，这个“迁”、“徙”就毫无意义。
少昊之国本在东海大壑，少昊邑于穷桑，登帝位后迁曲阜，从生活逻辑上分析，少昊由东海迁曲阜前，所邑穷桑，必在东海与曲阜之间，王献唐先生引用“少皋邑于穷桑’、“穷桑在鲁北”、“东海之外大壑少皋之国”后说：“可知少皋地在东方，族迁名随。”（王献唐：《炎黄氏族考略》第10页）意这些说法反映了少皋有从东到西的迁徙历史。
少皋登帝位前所居穷桑在哪里？《元和郡县图志》载：“青州，少皋之墟”。《毛诗笺》：“齐者，古少皋之氏、爽鸠氏之墟。”《咸丰青州府志》：青州，《左传》爽鸠氏始居此地。杜注：“少皋氏之司”。东方曰青，古青州也是古青丘之地。少皋“名契，字青阳”；少皋，青阳氏。古青丘、青州之“青”，很可能就是少皋青阳之“青”。
文献中有少皋名质、名挚、名契或名栔，质、挚、栔、契，音同义同，古字通，雷学淇注：“皆挚（摯）字之伪”苏埠屯墓地发掘出的青铜器中，有
铭“、（挚）”字之器（见上图）。这个象形字可释为“丮”或“挚”，《说文》：丮，持也。持，握也。象手有所丮据也，读若戟（己音）；摯，《说文》“握持也”，段注：周礼六贄字，许书又鸟部鷙鸟字，皆或假摯为之。苏埠屯墓地出土多件带铭文“摯”的铜器，如上图，说明斟灌族是少皋后裔。青州寿光呙宋台之“呙”，是“卨”的简体，卨、咼、偰、契、挚，古字通。《世本》：“少皋，黄帝之子，名契”；《帝王世纪》：“少昊帝名摯，字青阳”，契、摯与卨通假，呙宋台与苏埠屯，看来都与东夷首领少昊氏族有关。
另外，贯穿苏埠屯和呙宋台的弥河，是条很古的河道，古称巨洋水。《国语》谓之具水；袁宏谓之巨眛；王昭以为巨篾，或曰朐弥，或曰沬，实为一地。青州地，古也为般阳路，《齐乘》：“般阳府路，禹贡青州之域。”般阳县原在淄川，后迁入临朐。般阳之始与变迁虽不能说清，但“般”在古青州地是肯定的。这些水名、地名恐怕还是大有来历。《路史·后纪七》：少昊“元妃生倍伐，降处緍渊，即封蔑为蔑氏；次妃生般，为弓正，是制弓矢，有子曰眛。”少昊后有蔑氏，有般，有眛，这些名号与今弥河的古称蔑、眛同，与青州之般也同，这些古水名、地名与人名的一致，恐怕不全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内涵着少昊氏族与这一地区密不可分的历史关联。
综览诸多历史文献，可窥见少昊己氏族团的足迹是由东到西，而古潍淄地区或曰弥河中游，是他的一个重要据地，如李步青、刘玉明二位先生说的：“据考古发掘初步可定，己氏族起源于胶东半岛，以后逐渐向西发展到今昌潍地区┄┄，其山东部分，大致相当于齐国最强大时的范围。”（李步青、刘玉明：《胶东考古研究文集》第373页，齐鲁书社2004年版。）张富祥先生认为:“伯益部的活动中心在以曲阜为中心的鲁西南，潍淄流域则是它的大后方。”（张富祥：《商先与东夷的关系》，《殷都学刊》1997年5 月）
（二）、少昊、颛顼、祝融族的姓氏
《国语·晋语》：“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夷鼓皆为己姓。” 《通志·氏族略》：“少昊挚，亦为青阳氏，己姓。”但同样是《世本》，不同的辑本对少昊姓氏记载不同。王谟辑本：“昆吾己姓国，出自少皋”；陈其荣辑本：“巳姓出自少皋”。《春秋左传正义》昭公十七年杜预注：“少皡金天氏，黄帝之子，已姓之祖也”。 十三经注疏本用的是“已”字，既不是“己”也不是“巳”字，但杜预又说“已音纪，又音祀”，也就是说“已”应读“己”音或“巳”音。《世本》“巳姓出自少皡”，用的是“巳”。对“己”、“巳”混用，文字学家早有公论。董增龄《国语·正义》曰：“己姓既姒（巳）姓”。刘师培在《姒姓释》中对己、巳、姒的关系进行了详尽考证，因此顾颉刚先生说：“刘氏从古文字上看出，'辰巳’的'巳’、'己止’的'己’和'用以’的'以’既然是一字，所以'巳’姓和'姒’姓只是一姓。”（顾颉刚：《祝融族诸国的兴亡》，载《古史考》第六卷第218、219页，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
综上各论，少皋是己姓之祖无疑。
关于颛顼姓氏，《帝王世纪》载：“少昊帝名挚字青阳，姬姓也”；“帝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姬姓也。”这里少昊与颛顼同姓，但把少昊的“己”变成了“姬”。 在没有文字记载之前的帝王事迹，靠的都是口耳相传，己、姬同音，同音假借或相混是个普遍的现象，比如周姬姓，《白虎通·姓名》：“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迹生也。”周人姓之“姬”，源于“履大人迹”之“迹”，借其音也。
颛顼是少昊侄，又是少昊孺子 ，十年而佐少昊，属同一族团，其族姓也应一致，为己姓。
颛顼后裔为祝融。《左传》：“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山海经·大荒西经》：“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苏埠屯墓地出土多件铭文“融”和“册融”的铜器表明，今弥河中游地区，也曾是祝融族的居地，当然也是其祖颛顼帝的居地。祝融八姓，首姓为己姓，由此也可旁证颛顼帝为己姓。
尧、舜、禹三朝重臣伯益，是少昊后，也是颛顼之苗裔。《说苑》尧时“益掌躯禽”。《路史˙后纪》：“始舜之摄，俾益掌火（审封植烈山泽），禹平水土”；《论语》曰：“舜有重臣五人而天下治”，这五人是禹、稷、契、皋陶、伯益；《史记》“佐舜调训鸟兽，鸟兽多训服，是为柏翳。舜赐姓赢氏”；《尚书·皋陶谟》载：帝舜接见皋陶、禹时，禹言洪水滔天，“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讲治水时，“益奏庶鲜食”，伪孔云：“奏，谓进于民，鸟兽新杀曰鲜。与益槎木获鸟兽，民以进食。”江声《音疏》云：“奏，进也。与益进众民於鲜食。”说明尧、舜、禹时，益掌火，躯赶鸟兽让民得安，并管山林河泽，通过采集狩猎，使“民以进食”，民以食为天，伯益是尧、舜、禹时主管民生的重臣和有功之臣。
潍淄地区，或曰㳽水流域是伯益的根据地。史传伯益赢姓，《说文》：“赢，帝少昊之姓也。”《通志·氏族略》云：“少昊挚，亦为青阳氏，己姓，后为赢姓鸟官。”伯益族团，原本也是己姓，后封赢地，或曰“为赢姓鸟官”改为赢姓。今弥河中游的寿光地，有汉益县和益都侯城，与伯益之“益”有关。伯益本名大费，关于“费”字，《尚书》有《费誓》，但《尚书大传》於《周传》内列篇为《鲜誓》，《史记˙鲁世家》作《肸誓》，因此《困学纪闻》云：“《费誓》，《说文》作粊，《大传》作鲜。”徐广曰：“一作鲜，一作猕。”刘起釪解读曰：“古今字异，义也变也。'鲜’，猕也。言于肸地誓众，因行猕田之礼。”因此“费”也读“鲜、肸、粊、猕、羋”音。寿光的一条主要河流，即㳽（米）河，古人名、氏名、地名，多作水名，费读猕音，因此伯益之费，或许就是㳽河之“㳽（猕）、米”的源头。这也证明了㳽河流域是伯益族团的大本营。
另外。前面谈到咼宋台之“咼”又名“契”。《辞海》云：“契，亦作卨、偰 ”。《郑笺》云：“偰 ，当为翳。”这些记载暗示，今弥河中游的寿光地，或曰呙宋台文化圈，古也是伯益的故乡，伯益原本也姓“己”。
综上所述，古潍淄地区，或曰今弥河流域 ，是古己国族的根据地。而古己、齐（济）、其（箕）音同义同，古时属于同一个历史文化区域。
（三）、斟灌的族源和氏称
史家都认为斟灌、斟寻为夏后，姒姓。《左传·襄公四年》杜预注：“斟灌、斟寻二国，夏同姓诸侯。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但斟灌、斟寻两地说由来已久，《汉书集注》薛瓒云：“相居斟灌，东郡（河南濮阳）灌是也。”《史记·夏本纪》正义引臣瓒说：“斟寻在河南，盖后迁北海也。”
《山海经·大荒南经》云：“在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世本》言颛顼生老童，老童产重及黎，但张澍按：“据《左传》少昊氏之子曰重，颛顼之子曰黎。《史记·楚世家》：'帝喾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世本》分重黎为二人。”《吕刑传》云：“重即羲也，黎即和也，盖羲和亦曰重黎，帝尧所命。”《楚语》云：“尧复有重黎之后，孔安国、班固皆云羲和其后。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羲，重后；和，黎后也。”吴仁傑言：“《国语》尧复育重黎之后，以至夏商。又云黎之后有斟姓，则知尧所命羲和即重黎之后，而斟灌、斟寻即嗣所征羲和也。《书》言羲和湎淫，《左传》言浇杀斟灌以伐斟寻。《书》举其官，而《传》举其姓耳。羲与和本二人，其一为斟灌，其一为斟寻。”(吴仁傑：《两汉刊误补遗》，知不足斋丛书。)
这些说法其意即是少昊、颛顼之后为重黎，而重黎之后为羲和，而斟灌、斟寻即羲与和也。联系苏埠屯墓地出土“融”、“册融”，也可证明斟灌、斟寻为祝融后裔，而斟灌、斟寻原本就在东夷。
传统的、权威的说法是斟灌、斟寻为禹后，姒（巳）姓。前面已论说姒（巳）姓即己姓。斟灌、斟寻为禹后姒姓，也可说为己姓。二斟是祝融后，是少昊、颛顼后。少昊是己姓之祖，颛顼也是己姓，祝融八姓首姓为己姓，因此斟灌、斟寻也应是己姓。
在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古时代，“姓在最初就是母系血缘关系的标志，当时的姓是由母亲那里继承下来，并依母系而永远的传递。”（张淑一：《姓氏起源论略》，）《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帝王世纪》：“有莘氏女曰志，是为修己，山行见流星贯昂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胃坼而生禹。”禹母是修己，是己氏族人，禹及禹后为己氏。古禹字，是虫字，如顾颉刚先生说的：“禹是条虫”，甲骨文虫为它祀以虫，巳也，巳也己也。
（四）、斟灌后裔
夏时斟灌的政治命运，是与夷羿、后相居斟灌，及寒浞篡权，杀夷羿、后相，灭斟灌、斟寻联系在一起的。《左传》襄公四年：寒浞“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糜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在这场权力恶斗中，斟灌、斟寻，是被寒浞灭掉了。在这个意义上，《国语》说：“斟姓无后”。但被寒浞灭掉的是二国，而不会是二国的全部族人。王肃云：古者灭杀同名“其意言杀其君而灭其国。”在这场恶斗中，对斟灌、斟寻族人的下落？答案有四：一部分是寒浞杀害了；二是寒浞杀后相后，部分斟灌族人跟随或者说护送后相妻后缗逃到了有仍国；三是大部分斟灌、斟寻族人，在糜的带领下逃到了有鬲氏；四是一些特殊的残留人员留在了原地，臣服了有寒国。总之，斟灌、斟寻族人的绝大部分依然存在，但被一分为三，寄寓别的族团中成为流亡或臣服者了。
斟灌、斟寻族人，是灭寒浞立少康的主力军，即“糜自有鬲氏，收二国（斟灌、斟寻）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 杜注：“有鬲，国名，今平原鬲县。”《世本·氏姓篇》：“鬲，古鬲国，偃姓，皋陶后。”偃即赢，是少皋后，也是皋陶、伯益后。鬲，也是有穷后羿的祖地。如《水经注疏》引《地理志》云：“鬲津也，王莽名之曰河平亭，故有穷后羿国也。”
部分斟灌、斟寻族人随后相妻逃到了有仍。《左传·哀公元年》：“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后汉书·郡国志》：“任城本任国，当 即古仍国耳。”故地在今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总之，从寒浞灭斟灌、斟寻，到糜自有鬲氏灭寒浞，中间有段很长的历史间隔，部分斟灌、斟寻族人与有鬲氏、有仍氏共同生活，并融为一体，是客观的存在。
（五）、对苏埠屯徽文的再释读、再思考
对苏埠屯徽文模拟的人象形，《西清古鉴》释“綦”，董作宾释“奉”，郭沫若释“鬼”。但对照甲、金文，看来还是《西清古鉴》的释读相对比较准确，即：“按綦、其、基古文相近，《博古图》引列子綦卫之箭谓綦，为国名。然綦国不见于书传，而彝器铭此者甚夥。┄┄又荀子目于綦色耳，欲綦声注谓綦或为其。”也就是说这个象形可释为“其”，为证明此说，下面对徽文进行再分析、再判断：
图表：对苏埠屯徽文的释读
1、苏埠屯徽文主体可释为“甾”，如上图甲、金文甾字。
《说文》：“甾，东楚名缶曰甾。象形。古文 。”许说有误。缶，陶器，甲、金文中都有“缶”字，与甾字不符。戴侗《六书故》曰，甾是竹器。与甾字相关的字有“巢”，鸟用草、细支条编织的像筐篓一样的器物；有“畚”，古文畚中的“田”字为“甾”，简化为“畚”，《说文》：“畚，蒲器也，所以盛穜。”畚是用草绳、树条或竹篾编织的盛物器，用于盛土；疀，《说文》：“古田器也”，类似于盛土的畚箕。
甾，所以名缶，还有一说，即古人用湿泥做缶坯，因缶体量大，成形困难，所以先用树条编织好的缶形做模，然后在内部用泥塑缶，这样缶就源自编织器。所以用树条编织的筐篓器物也称“缶”。
总之，苏埠屯微文可释为“甾”，而甾是用草绳、树条、竹篾编织的盛物器。
2、苏埠屯徽文主体可释为“西”，如上图甲、金文“西”字。
《说文》：“西，鸟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鸟棲，故因以为东西之西。棲，西或从木妻。”西，鸟巢也，鸟巢也是类似筐篓类器物。但甲骨文的“西”，是草席的象形，西，亦席也。总之，西也是编织的器物。
3、苏埠屯微文的主体，可释为“其”。甲骨文的“其”是编织的盛物器，妇好墓中的大量“亚其”器可证。
妇好墓出土的“亚其”器
综上所述，“其”是编织的盛物器的泛称，是用草、树条、竹蔑等多种材料，编织的多种形状和多种用途的盛物器，亦即筐、篮、篓、笼之属。《急救篇》有：“簁、箄、箕、箒、筐、箧、篓”，《方言笺疏》有：“箄、篓、籅、笤，籧也。”高诱注：“园底曰籧，方底曰筐，皆受桑器也。《月令》作籧筐，《淮南》则训作莒筐。□籧并与莒通。”
“籧，淇水名也。籧、其通语也”。 郭璞注：籧，古莒字。 籧与其通。在漫长的原始采集和狩猎阶段，采集、运送、储藏，都需要这类盛物器。因此，对苏埠屯微文的解读，还是回到《西清古鉴》的：“按綦、其、基古文相近。┄┄又荀子目于綦色耳，欲綦声注谓綦或为其”的论断上来，把拟人形徽文释作“其”。
古文“其”读“己（јі）”声。《诗》：“彼其之子”，《左传》、《晏子春秋》及《韩诗外传》均作“彼己之子”，郑笺：“其或作记，或作己，读声相似。”戴家祥在《金文大字典》中说：“忌从己声，己、其声同。”
商时的“其”、“亚其”是个与商王关系十分密切的国族，一期卜辞及妇好墓中的大量“亚其”器可证。而史学家认为“其”、“亚其”是伯益之后。
如邹衡先生言：“甲骨文中的'其’字，恰好是'冉’字的倒置，看来冉、其二字都是土笼的象形。”并认为冉、其均与取土治水有关；古“益”字是“冉”字上加一个草头，进而认为伯益与冉、其二氏有族源关系，冉、其二氏都是伯益后裔。（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286、288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而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证的是王永波先生，他引证《史记》“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和《孟子》“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后说：“伯益所避居的箕山与禹避商均之城阳属同一性质，应为伯益部众东夷族人在中原地区的聚居之地。”又引《太平寰宇记》载：“益都有箕山、箕岭镇┄┄益与箕的两次偶合或可提示我们：伯益与箕氏可能有某种亲缘关系；益都或为伯益之故地；┄┄伯益为其氏可知的最早祖先。”（王永波：《“己”识族团考》，见《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4、苏埠屯徽文中的“三矢”
《西清古鉴》对徽文多注“格上三矢”。模拟人形中确有“三矢”。《世本》：“夷牟作矢”，夷，东夷；牟，东夷的地名、氏族名。《禹贡》有“莱夷作牧”，牧、牟音同义同。《诗》曰：“贻我来牟”，朱熹注：“来，小麦；牟，大麦。”来、牟，麦也，因此来与牟通。关于“莱都”，王献唐先生引《左传》“莱子不会，故晏弱城东阳以逼之”后，认为：“左氏传注'东阳，齐境上邑’，《路史》谓之青州之临朐，《通典》谓临朐有东阳城。”王先生的结论是：“那时的莱都，既距临朐东境甚近，临朐东南界安丘，东北界昌乐，无疑不在安丘，便在昌乐。”安丘、昌乐古“维（淮）”地，这与《汉志》：“夷安”下，应劭曰：“故莱夷，维邑。”维，潍也。昌乐近邻寿光有牟城，《续山东考古录》：“寿光县故城在东北二十里，俗曰牟城。”总之，莱、牟故地在潍水流域。夷牟，也为东夷少皋后，也为伯益族团。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史记·封禅书》载：“黄帝封东泰山，禅凡山”，《地理风俗记》曰：丹山在西南，丹水所出。《临朐县志》：“纪山，即丹山，或作几，或作丸，或作凡，传写之误。”丸山，是黄帝亲临的东方圣地。丸（丹）山，也是丹水的源头。丸、凡古字为“丮”字，甲金文为“”，“丮”读“己”音，因此丸山又称“纪山”。“自古受命之王，曷尝不封禅”看来位于东西丹水流域的的古斟灌地，从黄帝始，历代隆盛之王就不断来此封禅。
古己国的益都故地，有箕山、箕岭，有巨昧，有牟城；古卫地有淇水、淇山、淇县，有牧野，有妹邦。而妹、沬、昧、麦与牟、沫、牧、麰同源。淇、昧、沬也读“己”音。《楚辞·离骚》：“芬至今犹未沬”，王逸注：“沬，己也。”益都古己国地是伯益的故乡，而卫地是伯益政治活动中心。
5、秦与伯益
伯益是秦祖，而秦地有湋水，有雍邑，顾颉刚先生曾对湋水和雍邑之名做过详细考证，其结论是：湋即淮，雍即淮，“这个水名和邑名都是在周公东征之后原来居于潍水流域的鸟夷族西迁后的新名词。┄┄恶来这一族被迫迁移到渭水流域，于是本在东方的'淮’、'潍’水一名西迁了。”（顾颉刚：《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灭亡》，转自《古史考》第108页，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恶来，伯益后。这也表明伯益族原本住在潍水流域，潍淄地区，或曰古纪国地，是伯益族的大本营。
6、苏埠屯墓主是伯益族的后人。
伯益族团与殷商王朝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史记·秦本纪》载：“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一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费昌是汤灭时的功臣。费昌归殷，不是他一个人，按《博物志》“于是费昌徙族归殷”的说法，是他带领族人归殷。 “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赢姓多显，遂为诸侯。”大廉玄孙孟戏、仲衍，为太戊御手，因深得太戊帝喜爱，授以官职妻以宗女。从此，伯益族与殷王室结为姻亲，伯益其族与殷王室不仅有君臣关系，还有姻亲关系，这样伯益族人和殷王室的关系，就非同一般，亦即“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赢姓多显。”
汤时费昌，太戊时孟戏、仲衍，直到纣时的费仲、恶来、飞廉，伯益后人陆续成了商王朝的重要臣僚。
纣时，王朝中还有重要人物，即箕子。《史记·宋世家》：“箕子者，纣亲戚也。”马融、王肃以箕子为纣之诸父，服虔、杜预以为纣之庶兄。马融曰：“箕，国名也；子，爵也。”金文中有“㠱”国，郭沫若即箕子的国邑。（郭沫若：《卜辞通纂》526页）王国维谓“㠱”即春秋之纪国，其地在今山东寿光县南。“箕子可能就是在商王朝供职而其封地在今山东境内的'㠱’的一个贵族。”（刘起《尚书校释译论》第1144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箕、㠱的本字为“其”，箕子也是伯益后。
王蕴智先生云：“殷周时代的'其’族是一个世家大族，《集成》即著录有诸多形式。该族的族称及该族首领人物的活动，在不同时期的甲金文中都有所反映，其最早盖可追溯于商王武丁在位之时。”（王蕴智：《殷商箕族渊源考订》，《高敏先生七十华诞纪念文集》第64—78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其为箕的初文本字，其称为亚其（箕）在妇好墓 中曾出土了二十一件铜器。“这一族领有（疑）地。此族的从二期卜辞可知。担任过祖庚、祖甲的贞人。其后人遂以'亚其’作为族氏名。这一族氏的铜器屡见于殷墟，又有它和商王一起祭祀的记载，说明㠱是商王的同姓贵族。㠱就是箕子之箕。《史记。宋世家》称他是“纣亲戚”----这个族氏名的沿革情况表明，商王的同姓贵族历来掌握着商王朝的大权。上面提到的亚㠱，亚毕、亚雀，都是商王的近亲，都是中央王朝的职官，同时，又有自己的领地，是自己的管辖地的领导。”（张亚初：《商代职官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中华书局。）
（六）青铜器中的祖己
1、《集成》06489，铭文为：“其史作祖己宝尊觯”，是其氏国族的
史官为祖己做的彝器。尽管这位其氏国族的史官，与祖己的关系不甚明确，但其史既然为祖己作器，表明其史、其氏族团与祖己有着紧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很可能是血缘关系，但也有可能是地缘关系。伯益的其氏族在弥水流域，因此，祖己跟弥水流域也肯定有关。
2、“鱼祖己”觚
《考古》1999年第12期发表了《山东青州市发现“鱼伯己”铜觚》一文，张懋镕先生认为对铜器铭文的释读不确切,该器（见右图）中的第二字不
是“伯”，而是“祖”，因此，应更名为“鱼且(祖)己”觚。（张懋镕《“鱼伯己”觚应为“鱼祖己”觚》，载《考古》2002年第5期） 此铜器于1973年5 月出土于青州弥河公社涝洼村。今青州弥河公社（已改为弥河镇）与苏埠屯同属弥河流域，相距很近。尽管目前对“鱼族”的地望，对鱼族与祖己的关系了解甚少，但这件有祖己铭文的铜器出土于苏埠屯附近，是苏埠屯大墓与祖己相关的一个有力证据。
3、历、冉作祖己器
《集成》05866 《集成》
《集成》05866，铭文为：“作祖己宝尊彝·冉”。冉是商时的一个重要氏族，已发现该族铜器有150多件。冉族与伯益族有关，如邹衡先生所言：“甲骨文中的其字，恰好是冉字的倒置，┄┄冉其二氏应为伯益族的一个分支。”《集成》05886表明，冉氏族为祖己作器，冉其又同为伯益后裔，再次证明祖己亦为伯益后。
《集成》铭文为“亚艅·厤作祖己彝”。此器的族徽名为“亚艅”，于省吾云：“梌，应读作艅。梌、艅并谐余声。”（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第74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梌、艅及徐、涂音同，其本字都是余。徐夷即淮夷，《左传·昭元年》：“周有徐、奄”贾逵、杜预注：“徐而淮夷”。又《史记·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古之徐国，即淮夷也。”
淮夷祖地在潍水流域，顾颉刚先生的考证：潍水之“潍”就是因淮夷所居而得名。（顾颉刚：《徐和淮夷的迁留----周公东征史实考证四之五》，《文史》总23期，1990年）因此，徐夷、淮夷皆为赢姓伯益后，亚艅也是伯益后裔。祖地为潍水流域的亚艅族人为祖己作彝器，也证明祖己与潍淄地区或曰与瀰水流域有关。
(七)、族谱中的祖己
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薛氏出自任姓，黄帝孙颛顼少子阳封于任。十二世孙奚仲为夏车正，禹封为薛侯，其地鲁国薛县是也。奚仲迁于邳，十二世孙仲虺复居薛，为汤左相，臣扈、祖己皆其胄裔也。祖己七世孙曰成，徙国于挚，更号挚国。”在该世系表任姓中对祖己说的更具体，即“太戊时有臣扈，武丁时有祖己。”
按欧阳修说，祖己是奚仲、仲虺之胄裔，出自任姓。而奚仲、仲虺为颛顼之后。奚仲为夏车正，仲虺为汤左相。而《史记》说伯益祖为帝颛顼之苗裔，伯益孙费昌为汤御（车驾驶）。奚仲、仲虺出自任姓，任，亦曰有仍。
前引《左传》哀公元年：“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寒浞灭后相，后相妻逃回娘家有仍，生少康。有仍即任。《左传·桓五年》载：“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而《谷梁经·传》把“仍叔”作“任叔”，陈槃先生云：“仍、任声相近，或是一地，犹甫、吕、虢、郭之类。案《地理志》：东平有任县，盖古仍国。”（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譔異》第12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有仍、任与斟灌、其地有很深的历史联系。后相居斟灌，也意味着有仍氏居斟灌；寒浞灭斟灌、斟寻，杀后相，后相妻由斟灌逃回有仍，也意味着部分斟灌、斟寻人护驾后相妻逃到了有仍。斟灌、斟寻的姒姓亦即己姓；任姓也本己姓，《路史》云：“任，伯爵。本己姓。”斟灌、斟寻与有仍、与任姓，历史上有某种姻缘或地缘关系是肯定的。把武丁时的祖己归到任姓之后，与祖己是斟灌、斟寻之后，是伯益之后，并不相矛盾。
《新唐书》“祖己七世孙曰成，徙国于挚，更号挚国。”祖己孙曰成，徙于挚。青铜器有“己成”或“成己”器，见下图。己是姓，成是名。因
这些铜器的出土地点不详及断代有困难，这个成己与祖己的关系不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都是己氏之器。成迁于挚，苏埠屯墓地出土多件为“挚”作的器，说明商时苏埠屯墓地，亦即瀰水流域，与挚有关。前述青州寿光呙宋台之“呙”，是“卨”的简体，卨、咼、偰、契、挚，古字通。呙宋台早就以契、挚为名，成迁于挚，是承继原名。杜在忠先生曰：“虽然呙宋台遗址有丰富的西周遗存，但它是在晚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百平方米的遗址，其规模较之今天大型村镇也远远超过，这里自晚商以来就应属一处上层显贵的住地。联系到苏埠屯墓葬群，尤其一号墓的规模，显然只有此两者是相匹配的。”（《杜在忠学术文存》第108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杜先生把晚商的苏埠屯墓地与呙宋台遗址联系起来，视为一古国族的统一体，是很有见地的。苏埠屯的高规格墓地，预示着苏埠屯附近必有一显贵的国族，而相距苏埠屯只有近十公里的呙宋台，很可能就是苏埠屯墓地主人的城邑。
全文完，完稿于2018年1月9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