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加多：拍摄来自我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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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1980 年。 摄影：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
编者：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SebastiãoSalgado）无疑是世界摄影史上标杆般的人物，其画册《劳动者》《迁移》《创世纪》是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我们喜爱萨尔加多，也许是因为他来自第三世界国家，曾作为难民在法国流浪；也许是因为他作品流露出的浓郁的人道主义色彩和神性光辉；也许是因为他对大自然、对人类深厚的爱和关切；也许是因为他不仅仅在努力拍摄，更努力地在行动，为了保护我们所生存的地球。《萨尔加多传》（中国摄影出版社，2018）里，我们可以走近真实的萨尔加多，看看一名巴西小镇青年，如何经历经济学专业的培训，却成长为一位世界著名摄影家的成长历程和心路历程。本刊从该书中撷取部分萨尔加多有意思的经历，以及他对摄影的深刻理解和体悟，以飨读者。
摄影，我的生活方式
有人认为我是一名摄影记者，这不是真的；也有人认为我是一个社会活动家，那也不确切。最真实的是：摄影是我的生活。我所有的照片是我经历的那些瞬间的折射，所有这些图像的存在源于生活和生活的驱使。一种内心的愤怒可以把我带到一个特殊的地方，是某种意识把我指引到那里的，这种意识有时仅仅源于我的好奇心或者某种意愿。我的摄影根本不是客观的。像其他摄影师一样，摄影来自于我的头脑，反映的是我的思想、我的经历。
当然，我所有的照片都终结于报纸。媒体是我的职业的主要支持者，我的工作成果的证明。然而，对我来说，摄影的意义远远超过发表照片。对于一本杂志，特别是现在，同一个主题你用四五天，最多一周的时间完成。然而，我的工作是永无止境的。真正让我感兴趣是那些丰富多样的报道内容和经过几年完成的摄影专题。要深入一个主题，不花个五六年的时间，只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飞来飞去是不行的。深入报道的唯一方法是多次、不断地回到同一个地方，遵循这种辩证法不断展开你的报道。连续40多年我都是这样工作的。这使我的摄影风格和主题保持一致，这种一致性还来源于我稳定的情绪。这要感谢陪伴我一生的我深爱的女人，感谢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一起分享的一切。如今，当我回首往事，我发现一种和谐，它源于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从哪里来。当然，我也一直在刻苦紧张的状态下生活。
开始的时候，莱利娅和我没有什么钱，生活并不容易，但我并不后悔放弃了可以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职业生涯。多年来，我初衷未改，仍然深爱摄影，凝固瞬间。此外，摄影总是让我跟随历史的浪潮。也许有一天它会被另一种语言所取代，但同时，摄影为那些实践者提供了充满力量的瞬间和具有精神优越感的生活。
我通过妻子莱利娅的研究发现，与摄影师职业最近的“亲属”就是建筑师，他们像我们一样，在充实和虚幻中探寻光、线和运动，找到他们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和历史之间的一致性，最后，将一切关联起来，这就是建筑与摄影相同的魅力。与电影或电视不同，摄影的力量不是来自于连续的框架，而是来自于片段，分秒的瞬间可以告诉你一个完整的故事。在我的影像中，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通过他的眼睛、他的表达和他的动作表述的。
克卢恩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加拿大，大角河，2011 年。 摄影：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
拍出好照片，你必须要体验快乐。除非你真正爱着非洲大陆，否则你不可能在那里一待就是5 年。强迫自己去观察你并不感兴趣的人或事物是没用的。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待在煤矿，你必须非常投入，因此你必须热爱这一切。与摄影师一起生活的人都知道，世界上最无聊的事就是跟着他一起四处跑。他可以花很多时间在同一个地方，眼睛一直盯着他的取景器。我就是这样消磨时间的，观看、取景、构图、捕捉瞬间，在不同的光线中寻找感觉。然后，我所拍摄的一切会在暗房里被呈现出来。我要试着去把我的情感翻译成一种非真实的语言，因为黑白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这种语言是通过照片的灰度范围实现的。
在过去，我经历过一个人在暗房印放照片的快乐，但现在，我把银盐冲洗、放大照片的部分委托给了多米尼克·格拉（DominiqueGranier）。在我使用数码相机前，每当拍摄长期报道项目的时候，我常常需要等上数月回到巴黎才能冲洗胶卷，我把拍完的胶卷装在一个金属容器中一直带在身上。只有冲洗的时候，才能确认我在现场感受到的奇妙瞬间是否被真正记录下来了。为了那些瞬间，我长时间与一个特别的社群生活在一起，进入他们的生活，观察他们，窥视他们，为了拍摄，我经常会蹲在一个地方数小时。
摄影师完全融入周围的环境时，他会感到将要见证一种不可期待的瞬间。当他融入自然，进入一种特殊的境界时，美好的影像会在其眼前自然呈现。但是，要想真正看到，摄影师还需要成为正在发生的事情中的一部分。然后，所有的元素都将按照对他有利的方式开始“表演”。那个时刻太神奇了! 它让我想起了我为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商务委员会（Comitéd’Entreprisede la SNCF）拍摄一本书时的情景：我来到位于法国南部中央高原（Massif Central）的欧里亚克（Aurillac）车站，那里有 20 多名工作人员。我与从法国总工会（CGT）来的一个朋友安东尼·德吉利斯（Antoine de Giaglis）在一起，他突然对我说：“看，塞巴斯蒂昂，全站都在为您的相机工作。”这是真的。在同一个舞台上，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有联系，都是这个伟大的舞台剧的一部分。大家都在演出同一剧目，这就是摄影！在这一瞬间，所有的元素，包括人、风、树、背景和光线，都有了关联。
当我拍摄的时候，我完全沉浸其中。摄影有一种魔力，它是我个人的最高享受。现在，我越来越老了，我需要一个助手和我一起旅行。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独自拍摄创作。在拉丁美洲，我曾一个人和印第安人在山里住了几个月。
伊莎贝拉岛上的巨龟。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2004 年。 摄影：塞巴斯蒂昂 · 萨尔加多
如果你不喜欢等待，就不能成为一名摄影师
如果你不喜欢等待，就不能成为一名摄影师。2004 年，我来到加拉帕戈斯群岛（Galápagos）的伊莎贝拉岛（Isabela），在壮观的阿尔塞多（Alcedo）火山旁边，我发现一只在陆地上生活的巨型乌龟，这只庞大的动物至少有 200 千克重。加拉帕戈斯群岛因盛产巨龟而被人们称为“巨龟之岛”。开始的时候，我每次接近这只庞然大物，它总是爬开，虽然爬得不快，但令我无法拍摄。
于是，我开始思量并对自己说：当我拍摄人的时候，我从不隐姓埋名，总是先有人将我介绍给大家，然后我再介绍自己。我向大家解释，同大家交谈，渐渐地，我们彼此就认识了。我意识到，现在和以前的那些情况是一样的，所以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拍摄到这只巨龟，那就是去了解它，跟它一样地去爬行。我开始模仿它的动作，俯身并开始用手和膝盖趴在地上向前爬行。从那时起，巨龟不再逃走。
当巨龟静止在那的一瞬间，我立刻向后退了一步。巨龟向我爬过来。我再次向后退了一步。我等待了一会儿，渐渐地，我开始慢慢地一步步接近巨龟，巨龟又面对我向前爬了一步，我又向后退了一步，巨龟又一次向我爬来，很平静地看着我。这时，我可以开始拍摄了。接近这只巨龟花了我一天的时间。整整一天的时间，我让巨龟明白了—我尊重它的领地。
我曾发表过很多摄影报道，这些报道叙述着我们的时代和我们周围不断变化的世界。每一个报道我都要花费几年的时间去完成。人们总是说摄影家是影像的猎人，的确是这样。我们就像猎人，要花费很多时间进行观察，等待动物从巢穴中出现。摄影与捕猎一样：你一定要有耐心，并等待事情的发生。因为总有些不可避免的事情会发生，所以，你必须学会享受耐心，享受等待。
在拍摄“创世纪”这个项目之前，我只拍摄过一类物种，那就是人类。8 年间，我环游世界，努力完成这个致力于保护环境的项目，其间我学会了和其他物种一起工作。在我第一天的拍摄中，巨龟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如果你想拍摄动物，你就必须去爱它，体会那种观察它的美和形态的喜悦；你必须尊重它，你所看待和拍摄它的方法非常重要。你需要慢慢地接触它，保护它的空间，使它生活安宁。有了这方面的常识，我开始与其他物种打交道，就像与我们人类相处一样。
亚马尔半岛，北极圈中的涅涅茨人和他们的牲畜。俄罗斯，西伯利亚，2011 年。 摄影：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
我们对于爱、快乐和幸福有着同样的理解和态度
2011年，我在北极圈拍摄“创世纪”，接触了西伯利亚最大的族群—涅涅茨部落，他们是游牧民族。那里冷到极致，气温达-30℃到-40℃，那里的环境对于摄影来说，极其优美，但却十分艰难—特别是对于我这个生在热带国家的人来说。
涅涅茨人生活在令人难以置信的严酷气候中，那里严重缺少基本生活必需品。去之前我很为自己日后在那里的生活担忧，担心自己什么也没有，因此为自己做足了准备，然而到了那里后，我发现我为自己和整个旅程准备的物品远远超过他们所有的物品。每天天色渐晚时，乘雪橇长途跋涉的涅涅茨人停下脚步，支起帐篷—他们管这种用驯鹿皮做的帐篷叫切奥姆（tchoum），在切奥姆里，摆放着他们所有的家什。第二天一早，他们迅速拆下帐篷，将所有物品再次装上雪橇。他们带的东西要尽可能地轻便，以免累坏驯鹿。这些生活在极其寒冷环境中的人们虽然仅靠为数不多的东西生存，但是他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一样，甚至比我们的生活更加紧张、丰富多彩和充满激情。
我们时常为保护自己而被各式各样的物品所累、所牵绊，由此忘记了欣赏生活、享受生活本身；我们不再关注自然和其他人，我们将自己关在社群之外。这让我深深地担心—最终所有的技术会导致我们更加与世隔绝。物质的进步得以使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小角落”里独自做更多的事，然而人类的历史是我们这个群体的历史，可相反的是，我们将自己与之隔绝，成为个人主义。没有人能说服我认同个人主义有益，犬儒主义也一样。
这不是倒退，没有人希望抛弃现代生活的舒适，实际上如果没有相应的发展，历史上很多东西都不会出现，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失去做人的基本原则，不应失去我们的本能和我们的精神。直到现在，我们生命的基石仍然建立在集体意识和精神寄托之上。我要把这种理念放在我的照片里。我从来没有以个人主义者方式进行工作，没有偷拍过别人的影像。我一生都在拍摄人，但是没有卷入一起法律纠纷。我曾经在不同情况下有限度地拍摄人，但是我从未觉得自己是偷窥狂。此外，随着“创世纪”的诞生，我意识到自己真的是太老了。
我一直觉得我属于一个族群，并被带回到了五千或一万年前，这在许多方面令我感到安慰。不论我们是在讲涅涅茨人、阿比西尼亚人、佐埃人、辛巴族（Himba）人，还是在讲新几内亚的巴布亚人，所有我遇到的那些男人和女人都跟我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对于爱、快乐和幸福—或者说是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东西，都有着同样的理解和态度。
印度尼西亚，西巴布亚，2010 年。 摄影：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
我在行动
“创世纪”项目是在巴西一个环保项目的基础上诞生的。这个环保项目的名字叫“地球研究所”，是我与我的妻子、同事兼合作伙伴莱利娅·德鲁伊斯·瓦尼克·萨尔加多（Lélia Deluiz Wanick Salgado）一起创建的，项目的目标是重新恢复马塔亚特兰迪卡森林（mataatlântica），即大西洋森林。这片森林的毁坏从 1500年葡萄牙人进入巴西就开始了。在过去几十年里，伴随着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农业集约化、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了森林砍伐的速度。目前，这里只有7% 的原始森林幸存。20 世纪 90年代，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这片土地，这片我童年时代生活过的、曾经是伊甸园般美丽的土地，现在已经满目疮痍，森林被砍伐，林地荒芜，生态破坏严重。我们要着手使这片土地重新恢复它本来的生态系统。
矿山的世界
塞拉佩拉达（Serra Pelada）金矿位于巴西北部帕拉州（Parà）。该金矿于 20 世纪 80 年代被发现，并从此开始了淘金热。我想去看看这个金矿，但是，金矿是联邦警察管理的，我因为当年作为政治抗议者在国家情报局“挂了号”，所以被禁止进入这里。1986 年，随着金矿管理权移交给矿工协会，我终于获得访问许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是一座有上千名矿工的金矿拥有者之一，是他做我的介绍人，将我带到金矿。这个巨大的金矿被分为两三千个小片区，每个小片区有2×3 米大，雇用 15—20 个人，这些人负责工资、保安、运输等等。我到那里的时候，70,000 千克黄金已经被挖掘出来。
我到金矿那天，一个矿工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淡水河谷来。”那里是我出生的地方。但我没有意识到，传言迅速散播，他们说我是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派来的—这家公司是这个地区法律上的拥有者。该公司的名字确实用了我出生地的地名，在那里，公司拥有全世界最大的铁矿产业。它当时也在帕拉州寻找铁矿。就在谣言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传播的时候，我在脚下看到了一个像足球场那么大的坑，这个坑大约有70 米深，那里大约有50,000 人在一起工作，然而他们没有使用任何一件机械设备。他们看起来就像泥塑一样。看着这么多人用镐敲击，用手刨着泥土，我感觉好像听到了黄金的低语。
这时，声音突然消失，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我。我肤色苍白，衣着浅淡—我工作时总是穿着卡其布的裤子，呆立于数千张被阳光暴晒的面孔和溅满赭石色泥浆的身躯之间。接着，所有人一齐敲打他们手中的工具，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我完全不明白，干脆拿出相机开始拍照，渐渐地工人们重新开始工作。
接下来，我准备进入金矿，但在下到最底部之前，我不断地跟聚集在一起干活的人群冲撞，搞得我从衣服到相机背带上全都是泥。我可以感到当时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气氛，他们的敌意是冲我来的。没有人同我讲话，我也搞不懂这是为什么，便开始问自己：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一个月？在矿坑的底部，我遇到一个警察。这里的警察并不是为了防止偷窃，而是为了保证工作能够顺畅有序地进行，避免打架斗殴事件的发生。这个警察对我说：“外国佬，给我看看你的护照。”我跟他说我没必要给他看护照，因为我是巴西人。
那时，我留有金黄色的头发，还留着胡须。那个警察一直盯着我，坚持要看我的护照。我一再拒绝，最后警察竟掏出了手铐，铐住我并猛推了我一把，这重重的一击让我的眼泪都流下来了。那些工人看到警察对我如此凶狠，意识到我不是淡水河谷公司派来的探子。接着，我被带到一间小屋，我对那个警察做了一番解释，而后他意识到是误会了，于是道了歉放我离开。我回到矿坑，在那里，我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最后那个警察也帮了我一个大忙，允许我去任何地方拍照。就这样我与矿工们共同生活了几周。那段时间我就住在我父亲朋友的小屋—这个人在我小时候就认识我。
我拍的这座金矿的照片很有名。看到这么多人挤在一个巨大的露天大坑里采金，确实令人印象深刻。我本来还希望表现矿工工作的艰辛，并引发社会共鸣，但在这里工作的人都是自愿的，他们不是奴隶，而是为了发财的梦想而来的。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一生都找不到金子，但是也有一些人在挖掘中会找到一条含金矿层……就在他们不断挖掘的过程中，他们已经离金矿越来越近，当他们发现土地的颜色开始变化，那些珍贵的矿物开始显露出来时，他们的心情可想而知。塞拉佩拉达的矿工们不用普通的袋子装那些宝贵的矿石，他们通常用白色或蓝色的袋子来收集矿石。除了他们的日常工资，每位矿工还有权挑选一袋自己从矿层中采集的矿石，经过筛选，他们可能只能筛选出一些矿石颗粒；但如果足够幸运，也许能碰巧捡出一块5千克重的黄金—这相当于中了头彩。
塞拉佩拉达露天金矿。巴西，帕拉州，1986 年。 摄影：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
我遇到过各种类型的工人，有的完全不识字，有的则读过大学，他们都是冒险家，如同当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阿拉斯加的淘金者。他们瞧不上金矿警察，觉得他们就是马屁精，仗着手里有枪，滥用权力。这像一场真正的阶级斗争。不管什么时候爆发冲突，警察都会毫不犹豫地开枪，有时还会打死人。同样，他们也会被矿工投掷那些比花岗岩还硬的矿石。
所有的工人都住在矿区，睡在小屋里的吊床上。除了工资，矿区是管饭的，饭菜还不错，有足够的肉、薯类、米饭和蔬菜吃。在我父亲朋友的小屋里，老板和工人吃的都一样。这里是禁止饮酒的，四五十千米内见不到女人，这就避免了潜在的暴力行为，但我也见到了一些“温存”—这里有同性恋。在50,000 名男人中有一个同性恋组织，这样一个小型组织为这里增添了一丝温柔的感觉。有一天，我碰到一个很粗壮的男人，身上还有刀伤留下的疤，我们聊着聊着他突然说：“塞巴斯蒂昂，你能住在巴黎很幸运，等我找到了金子，我的梦想就是去巴黎，装一对硅胶乳房，那里的货最好。”真难想象，像奴隶般在这里干活的他，梦想竟是装一对漂亮的假乳房。这实在太令人意外了，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后来，所有的矿山都机械化了。1989 年，我在印度丹巴德（Dhanbad）地区工作，见证了15万名矿工每天肩拉背扛地挖煤，在温度可达 55℃的狭窄巷道中夜以继日地轮班工作。二战以前，那些矿井是英国人管理的，那个时候，这个矿井提供高质量的煤，用于炼钢。但后来，英国人没有把矿井适当关闭就抛下不管，所以后来有些地方时有矿井下火灾发生。我在那里时，地下的火已经烧了很多年，每天都能看见烟飘过村庄。有些地方的地面已经塌陷。尽管如此，该地区仍然有40万居民，他们靠矿井生活，他们有些面积不大的土地，由女人来耕种，男人们则通常在矿上工作，抑或反过来。还有的全家都在矿上，因为矿上可以雇用不熟练的工人，特别是地面上的工作。那时，当地人用苏联产的大型机械建露天煤矿，那种像怪兽一样的巨型铲车，一铲下去挖出的土跟房子那么大。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教堂门（Churchgate）火车站。印度，孟买，1995 年。 摄影：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
我在中国拍摄从未遇到困难
在这些项目的报道中，不管参加哪种类型的活动，我总是选择走进重工业。它们也比较容易进入。这与我的目标相符—报道正在消亡的雇用了大量劳动力的工业世界。因此，1989 年我还去过中国，参观了规模巨大的生产单位。我在这个国家从未遇到拍摄困难，总是很顺利地取得拍摄许可，就像当年在苏联一样。我只是需要提前准备，然后等待申请获批。
摄影对我来说是一种激情
1.在我的学业中，我基本上是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换句话说，是“量化社会学”。我们还学过历史和不同的经济理论课程，这些最终都是与哲学和思想史密切相关的课程。在国立统计与经济管理学校也可以学习计量经济学( 应用于经济学的数学)。莱利娅和我属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我们已经跟着阿努阿尔·阿卜杜勒·马利克（Anouar AbdelMalek）教授学习地缘政治，他曾经是开罗大学的教授，也是作为难民来到巴黎的。总而言之，我受到了扎实的教育。第一次到一个国家，我能迅速掌握这个国家的情况，将我的摄影报道放在一个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对我来说，摄影就像写作，作家用笔书写，我用相机讲述。摄影对我来说是一种激情，就像我热爱的光一样，摄影语言拥有强大的力量。当我第一次拿起相机，我没有为摄影设定界线，我的好奇心可以把我带到任何地方，任何美丽得让我心动的地方，把我带到那些社会不公正的地方，让摄影与社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巴西，巴拉那州，1996 年。 摄影：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
2.每一张照片都是一种选择，哪怕在困难的境况中，你也必须要抵达那里并为在那里而承担责任。面对所发生的事件，无论你是坚持还是放弃，你总要明白为什么你会在这样一个地方。追踪报道无土地人群是我加入这项运动的方式，非洲饥荒的影像报道则是我对这一现象的一种谴责。无论在哪里，这些影像都能引发反响。摄影是一种最有力量的语言，因为它无须翻译，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都能读懂它。
3.我的照片不是激进主义的形式，摄影于我而言也不是一个职业，它是我的生活。我崇尚摄影，喜欢拍照；我手持相机，取景构图，与光影嬉戏。我喜欢与人相处，观察人们的生活—现在是观察动物、树木和岩石。我照片的内容就是这些，不能说决定我拍摄的动因是理智，我想它来自我的内心—是拍摄的愿望让我一次次踏上征程，去追寻新的影像。
伊万科火车站，120 名难民生活在一辆火车里。克罗地亚，1994 年。 摄影：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
作者简介：
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Sebastião Salgado），1944年2月8日生于巴西艾莫雷斯。1969年，25岁的萨尔加多在圣保罗大学完成经济学硕士学位后，移居欧洲。1970年，他开始接触摄影，跟这门瞬间艺术一见钟情。1975年起，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先后成为法国伽玛图片社和玛格南图片社的记者。萨尔加多摄影采访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论面对什么样的题材，他都坚持从人道主义的精神出发来拍摄照片。萨尔加多是一位有思想、有自己信念的摄影家。他说：“用信念去摄影，是我生活的准则。”1982年，萨尔加多以照片中浓郁的人道主义精神，获美国尤金·史密斯奖。1985年，他获荷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奖，并以其人道主义故事荣获西德奥斯卡·巴纳克奖。1992年，他再次获得奥斯卡·巴纳克奖。截止到2010年，他所获各类荣誉和奖励多达67项。出版有《萨赫姆，困境中的人们》《另一个美洲》《铁路工人》《劳动者》《土地》《塞拉佩拉达》《迁移》《孩子》《小儿麻痹的终结》《人与水》《非洲》《创世纪》等多部著作。
本文、图选自[巴西]塞巴斯蒂昂 · 萨尔加多著、赵迎新译《萨尔加多传》（中国摄影出版社，2018年11月），感谢中国摄影出版社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