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用资本主义萌芽感动自己，明朝商人为何成不了资本家？
在封建王朝时期，明朝的商业发展继续且迅速。当朱元璋再一次统一中国以后，中国又一次拥有了全国性的市场。
虽然明朝继承了元朝时期的大规模驿站，但是高昂的运输费用依然是阻碍主要商品区域相互跨界交易的主要问题。虽然当时为了利益所求，一些私营部门将奢侈品的运输通道全线打通。但是奢侈品的需求量，毕竟是少数，而且是达官贵族。所以奢侈品的贸易全线贯通，并不能代表国家贸易真正整合成一个整体。
对于广大的民众而言，虽然公共交通运输路线在当时已经基本构建起来，但是除非需求量足够大，否则货物的贩卖依然受到客观因素的限制。而且对于明朝政府而言，自己无法完全单独管理所有地区的交通运输，驿站系统和货物运输道路很多时候也都由地方和民众共同负担。虽然在运输方面没有巨大的进步，但是在明朝统治之下，一系列的政策使得运输困难得以缓解。在总体国家和社会安定的情况之下，商业贸易的全国性发展依然缓慢的前进。
由此而生发出来的人身约束也得以消减。另一方面，明朝皇帝在北方建立起很多皇家庄园，使很多农民失去土地，被迫进入城市成为当时明朝城市劳动力的主要构成。同时或者为了国家建设，或者为了皇族的个人享受，明朝政府也会努力维持一些工匠团体。这些劳动力也大部分都在城市之中。这使得明朝在中后期满足了商业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即人口，失去土地并进入城市作为商业的劳动力构成。
所以很多人认为明朝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这不足以是资本主义萌芽，这只是商业的发展。
很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认为一条鞭法的税制改革，正是由于商业的初步发展，劳动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助推。因为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以后，国家的税收就会由实物变成现银。这也鼓励了依然拥有土地的民众种植更多经济作物，地主搬入城市，人们对手工业的需求量大大增强，商人们也会积累起自己的商业资本，而失去土地的民众依附与商人作为基础的城市劳动力以及产业工人。
这样说似乎也没有问题，尤其是在明朝中后期的南方各个地区，中等规模的贸易中心大大增加。在宋朝时期只有1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明朝时期中国又重新经历了另一波城市化的浪潮。中型以及中小型城市数量激增，原本定期交易的镇发展成为永久性的城镇。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郊区农村之间的贸易和交易逐渐覆盖了整个东南沿海地区。众多从未经历过大城市奢华的生活人，在这些中小城市当中带去了潮流和戏曲，等娱乐活动。而且各地的地主也发现这些新兴的城市比农村更适合居住。
地主利用享有的税收优惠特权积累了上万亩的分散土地，并将其分给佃农收取租金。富人们由此直接搬入城市享受。这也给城市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助推。各种园林，戏班，戏剧和小说在此时真正发展起来。由于一切的税收缴纳和货物的交换都以白银作为基础交换媒介，而不再如之前，或者用行动不便的铜铁钱或者是直接以物易物。虽然中国当时的白银产量无法满足货币流通需求，但是与海外的日本菲律宾等国家的贸易，赚取了数以百万计的白银，从而鼓励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多样化。
在当时经济作物最被大家所熟知的就是棉花，到了明朝末期约四分之三的地区，其实都可以出产棉布。
即便是缺乏土地种植棉花的农民，也可以像城里的商人购买原料。自行织布维持自己的生活，甚至有些盈余到市场售卖。一些积累的小笔财富的农民也会购进织布机在雇佣几个比他还要穷的工人，作为一个小的作坊主。雇佣关系和租佃关系也在此时迅速发展起来。
他们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会逐渐成为纺织厂的业主，甚至是商人以及丝绸店的富商巨贾。所以说这一时期被称为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这其中也蕴含着几个关键性的因素使得这一时期的明朝，似乎没有资格去说资本主义萌芽的事儿，最多只是商业持续发展。
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没有发展成为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不单单是机械技术上的。
纵观欧洲的工业革命最开始也是从人力的非机械解放开始的。什么叫做非机械解放呢？就是人们为了提高生产力，在没有蒸汽机等机械的帮助下通过技术的改进，使得一个人从只能一天只出一张，变为一天支三张。当然中国也不乏提高织布机效率的各种发明，但是这些发明依然是在传统社会环境之下的生产力的提高。真正的跨时代的技术上的进步却从未出现，没能出现像欧洲一样的萨克森纺车以及飞梭之类的发明。
当然，这并不一定是中国人发明能力不如西方而是许多原材料有限，再加上劳动力过剩使得中国的这些商人当时根本没有需求。人们也不会有多大的动力能够发明真正节省劳动力的装置。
还有更关键的一点，那就是棉纺织业，虽然在东南沿海实现了产业化。商人和劳动者相互搭配，出现了雇佣和租佃关系。但是纺织业这个在东南沿海最先商业化的行业，其最常见的方式依然是家庭手工业。这直接制约了由商业发展转变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关键因素。因为每一个小家庭都能可以根据需要生产出大部分的布匹。
在纺织业规模最大，技术最为先进的长江下游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依然是个体农户。它们是由市场机制，所协调的家庭和劳动力。这一市场机制并非需求和供给，而是商人和政策。东南沿海的手工业发展似乎就是每个个体联合起来完成的，而并没有真正的产业发展。并依靠这种产业发展而形成的商业变革。
更重要的一点是东南沿海的手工业经销商经常是以固定的价格向劳工承包商购买，而劳工承包商则将订单分配到各个家庭中。这种承包并不是自己雇佣的工匠，所以工厂这种生产形式一直没有成为主要生产形式。
在当时对于土地的所有和掌握依然是商人发家致富的最终归宿。
在此情况之下，商人满足于新兴城市的最低级的市场调节机制去调整价格，以此来获得丰厚的利润，根本没有提升技术的意识和资本主义化的规模化意识。所以在明朝时期中国的商人或许能够跻身世界一流商人的行列，其手中所掌握的资本也并不比西方的少，但是却永远也成不了大资本家，但是绝对能够称为当时的大地主。
商人从事的商业和手工业的活动受到政府的很大限制。
他们最终的买家卖家往往是政府。大量的订单包括海外的订单都属于明朝政府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而政府则掌握在大地主大官僚的手中，形成了一个内循环的经济体，而无法做到对国外和海外的扩张。从而导致明朝末年的商业环境并不能无限制地膨胀，而这也是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到工业革命的必然发展阶段。
明朝只有在张居正改革以后才允许民间的海外贸易，而最先得到贸易自由的依然是当地的官僚和地主。所以真正的商人无法在当时的明朝成为一种强大的政治势力和商业集团进入国家部门，他们必须依附于官僚和地主以及政府麾下。他们并没有能力去改变，当时的社会状况。从而为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社会基础。
在传统的封建社会条件下，明朝甚至是清朝的商业模式都是成功的。但是在进入海洋文明时代，在进入近代，这一历史的特定时期之内，明朝的商业再怎么发展最终也只能归类于封建传统社会环境之下的商业繁荣，将其作为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