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艳：从岭南草木书写看岭南文化的变迁

　　从岭南草木书写看岭南文化的变迁王文艳岭南属东亚季风气候区，具有热带、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的特点，终年高温多雨，易伤暑湿。正如屈大均所云：“岭南之地，愆阳所积，暑湿所居。……以故一岁之中，风雨燠寒，罕应其候。其蒸变而为瘴也。……当唐、宋时，以新、春、儋、崖诸州为瘴乡，谪居者往往至死。”因此，自古以来中原人士往往谈岭南而“色变”，“蛮烟瘴雨”成为解读岭南的关键词。但与此同时，由于阳光雨水充沛，岭南草木繁盛，四季常青，百花争妍，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嵇含曾云：“凡草木之华者，春华者冬秀，夏华者春秀，秋华者夏秀，冬华者秋秀。其华竟岁，故妇女之首，四时未尝无华也。”屈大均亦云“岭南花不应节候”，并举韩愈的诗为佐证：“二年流窜出岭外，所见草木多异同。冬寒不严地恒泄，阳气发乱无全功。浮花浪蕊镇长有，才开还落瘴雾中。”有别于湿热的气候给贬谪的中原人士留下的负面印象，“浮花浪蕊”的岭南多少带给中原人士别一番“惊艳”的感受。于是，书写岭南草木就成为认识岭南、感受岭南的一个重要角度。正如嵇含所云：“南越、交趾植物，有四裔最为奇，周、秦以前无称焉……中州之人，或昧其状，乃以所闻诠叙，有裨子弟云尔。”

　　一、诡谲神秘：嵇含的“想象岭南”

　　《南方草木状》一书，是西晋武帝时期襄阳太守嵇含以所闻岭南草木诠叙而成。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卷上草类29种，卷中木类28种，卷下果类17种、竹类6种。书中介绍的80种草木，都是当时出产在南海番禺、高凉、交趾、合浦、桂林、九真、日南、林邑、扶南 （即现在广东、广西大部，以及越南、老挝、柬埔寨广大地区）等地的植物。该著作对80种植物的形态、品味和用途，都做了具体的说明，被誉为我国最早的植物志。同时书中介绍和保存了早期岭南人民大量的用药经验，因此，该书也被誉为有关岭南中草药的重要著作。

　　然而，该书文学层面的特色以及意义却鲜为人关注。清代学者王谟曾提及该书“文笔固雅驯，而所引古籍，若陆贾《南越行纪》、东方朔《林邑记》《三辅黄图》《东观汉记》，亦极典博”。但迄今为止，尚未再见对其文学性的关注。

　　《南方草木状》每一目短则十余字，多至数百字，总体上文笔相当简约，但描摹状物无不栩栩如生，文学意味浓郁，宛如一篇篇状物小品文。譬如甘蕉目云甘蕉“望之如树，株大者一围余。叶长一丈，或七八尺，广尺余、二尺许。花大如酒杯，形色如芙蓉，著茎末百余。子大，名为房，相连累，甜美，亦可密藏。根如芋魁，大者如车毂。实随华，每华一阖，各有六子，先后相次，子不俱生，花不俱落，一名芭蕉，或曰巴苴”。

　　据《晋书》“嵇绍传”附从子含传记载，嵇含并未到过我国南方，他只是在洛阳时，曾与南方士人广泛接触。305年，嵇含由襄城去襄阳投奔刘弘，曾在襄阳逗留半年以上。这期间，他接触到南方士人，有了许多了解南方物产的机会。但即使如此，作者对南方草木的精细逼真的描摹仍令人叹为观止，不得不佩服其非凡的文学想象力。除了对植物的形态、品味、用途的描摹，书中还涉及了岭南当时的风俗人情。譬如鹤草目云：“蔓生，其花曲尘色，浅紫蒂，叶如柳而短；当夏开花，形如飞鹤，嘴翅尾足，无所不备。出南海。云是媚草，上有虫，老蜕为蝶，赤黄色。女子藏之，谓之媚蝶，能致其夫怜爱。”虽只有寥寥数笔，但情趣盎然，韵味无穷。

　　《南方草木状》虽然篇目短小，但正如王谟所提及，该书引用众多古籍，视野异常开阔。譬如耶悉茗目引用陆贾《南越行纪》：“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缘自别国移至，不随水土而变，与夫橘北为枳异矣。”巧妙地烘托出“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荔枝目引《三辅黄图》：“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宫。扶荔者，以荔枝得名也。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稍茂，然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一旦，忽萎死，守吏坐诛死者数十，遂不复茂矣。”既传达出当时汉武帝对岭南佳木的喜爱，又委婉地批判了统治者的暴政，传递出对累及民生的叹惋。

　　魏晋时期，文人好老庄，善清谈，“善持论且'藻以玄思’，乃魏晋之文的最大特色”。这在《南方草木状》中也有鲜明的体现。譬如水松目云：“土产众香，而此木不大香，故彼人无佩服者。岭北人极爱之，然其香殊胜在南方时。植物无情者也，不香于彼而香于此，岂屈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者欤？物理之难穷如此。”榕目云：“榕树，南海桂林多植之。叶如木麻，实如冬青。树干拳曲，是不可以为器也；其本棱理而深，是不可以为材也；烧之无焰，是不可以为薪也。以其不材，故能久而无伤；其荫十亩，故人以为息焉。”从中亦可读出庄子在《逍遥游》中关于“无用之用”的论辩和思考。这种“藻以玄思”的融入，使得《南方草木状》于动人的草木描摹之外，也能激发关于生命情致的思考。正是“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惚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

　　而《南方草木状》最独特的地方则是部分篇目运用了小说笔法，插入荒诞不经的神话或道听途说的逸闻。譬如诸蔗目引用了孙亮辨奸的故事，椰目插入了关于越王的传说等。

　　椰子俗谓之越王头，是云：“昔林邑王与越王有故怨，遣侠客刺得其首，悬之于树，俄化为椰子。林邑王愤之，命剖以为饮器（南人至今效之）。当刺时，越王大醉，故其浆犹如酒云。”传说与描述“剖之有白肤，厚半寸，味似胡桃，而极肥美；有浆，饮之得醉”相得益彰。

　　而杉目、枫人目、荆目、棹目等条目则侧重于逸闻奇事，几乎完全跳脱了对形态、品味、用途的平实叙事。杉目云：“合浦东二百里有杉一树，汉安帝永初五年春，叶落随风飘入洛阳城，其叶大常杉数十倍。术士廉盛曰：”合浦东杉叶也，此休征，当出王者。'帝遣使验之，信然。乃以千人伐树，役夫多死者。其后三百人坐断株上食，过足相容。“枫人目云：”五岭之间多枫木，岁久则生瘤瘿，一夕遇暴雷骤雨，其树赘暗长三五尺，谓之枫人。越巫取之作术，有通神之验；取之不以法，则能化去。“荆目云：”又彼境有牡荆，指病自愈；节不相当者，月晕时刻之，与病人身齐等，置床下，虽危困亦愈。“无论是合浦”其叶大常杉数十倍“”役夫多死者“的杉树，还是有”通神之验“的枫木、”指病自愈“的牡荆，都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嵇含在这里赋予草木”灵性“，描绘出一个奇幻神异的岭南草木王国。

　　安期生是秦汉期间方士活动的代表人物，传说他最后得道成仙，驾鹤仙游。在《南方草木状》中也有几处附会，并由此充分渲染出南方草木之“奇”。譬如菖蒲目云：“番禺东有涧，涧中生菖蒲，皆一寸九节。安期生采服仙去，但留玉舄焉。”海枣目云：“实甚大，如杯碗，核两头不尖，双卷而圆，其味极甘美，安邑御枣无以加也……昔李少君谓汉武帝曰：”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非诞说也。'“小说笔法的运用，使得部分章节或者具有摇曳多姿、引人入胜的叙事效果，或者氤氲着神秘诡谲的气息。

　　《南方草木状》作者嵇含生于西晋，“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因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这是《南方草木状》的草木书写也点染“鬼神志怪”色彩的原因之一，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源于中原人士对岭南的文化想象。

　　古代的岭南由于五岭阻隔，水路交通不便，成为相对封闭孤立的文化区域。中原文化虽自秦汉以来开始在岭南传播，但是传播速度十分缓慢，正如屈大均所云：“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所不能先及者也。”因此，古代的岭南基于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区域文化。而魏晋时期以嵇含为代表的中原人士对这种有别于中原文化的“异质性”，基本上缺乏设身处地的生存经验，在“道听途说”中，容易对岭南采取自我中心式的想象，把这种新鲜的“异质性”想象为奇异的、神秘的异域文化，也铸就了《南方草木状》丰富而独特的文学色彩。因此，这种富有奇情异彩的植物王国与其说是对岭南植物的真实描绘，倒不如说是中原人士对岭南文化传奇化的文学想象。同时也说明岭南文化当时在中原人士心中依然笼罩着神秘、新奇的面纱。

　　二、辨异与偏见：周去非的“走进岭南”

　　《岭外代答》是宋代周去非在广西钦州、桂林担任官职六年之后返回故乡，因倦于应酬，用以代答之作。周去非根据自己在广西的四百余条“随事笔记”，并参考了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该书。全书共10卷，20门，294条，是研究宋代广西、广东社会历史地理以及中外交通的重要文献。该书的花木门记载了岭南地区主要是广西地区的43种植物。与嵇含的《南方草木状》相比，其描写的草木较少，种类有所不同，但是不少条目比《南方草木状》的记载内容更丰富、全面。

　　以槟榔为例，两书均对槟榔的形态进行了描摹。《南方草木状》文字优美典雅，描写细致，力图向未到岭南的中原人士呈现出槟榔的完整形貌：

　　树高十余丈，皮似青铜，节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调直亭亭，千万若一，森秀无柯，端顶有叶；叶似甘蕉，条派开破。仰望眇眇，如插丛蕉于竹抄；风至独动，似举羽扇之扫天。叶下系数房，房缀数十实，实大如桃李，天生棘重累其下，所以御卫其实也。味苦涩，剖其皮，鬻其肤，熟如贯之，坚如干枣。

　　而《岭外代答》语言平实简洁：“木如棕榈。结子叶间如柳条，颗颗丛缀其上。”对形貌的描写虽然简略，但进一步描写了不同时节采摘的槟榔的特点以及槟榔的分类：“春取之为软槟榔，极可口；夏秋采而干之为米槟榔；渍之以盐为盐槟榔；小而尖者为鸡心槟榔；大而匾者为大腹子。”

　　最精彩的是两书均对当地的食槟榔习俗进行了描写。《南方草木状》云：“出林邑，彼人以为贵，婚族客必先进；若邂逅不设，用相嫌恨。一名宾门药饯。”简洁生动。而《岭外代答》不仅在槟榔目中提到“海商贩之，琼管收其征，岁计居什之五。广州税务收槟榔税，岁数万缗。推是，则诸处所收，与人之所取，不可胜计矣”，描述了槟榔的经济价值，还专门设置食槟榔条目对槟榔的食法、药用价值以及岭南人酷爱食槟榔的情景进行了生动的描摹：“唯广州为甚，不以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唯嗜槟榔。富者以银为盘置之，贫者以锡为之。昼则就盘更啖，夜则置盘枕旁，觉即啖之。中下细民，一日费槟榔钱百余。”

　　这种富有生活气息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宋代时期岭南地区百姓的生活习俗。此外，在《南方草木状》中出现的人物，如汉武帝、东方朔、安期生、越巫、术士等，在《岭外代答》中为省民、峒人、土人、南人所取代。在周去非笔下，那个氤氲着神秘诡谲气息的岭南开始褪去神秘的面纱，回到“人世间”。

　　与《南方草木状》的文学性相比，《岭外代答》更富有史家的求实辨异的精神。其桂目在区分了桂、桂枝、肉桂不同的药性后，指出“今医家谓桂年深则皮愈薄，必以薄桂为良，是大不然，桂木年深愈厚耳，未见其薄也。以医家薄桂之谬，考于古方桂枝肉桂之分，斯大异矣”。食槟榔目则与医家探讨广人酷食槟榔的原因，从医家的观点批判了槟榔能辟瘴的结论，指出“久食槟榔，则肺缩不能掩，故秽气升闻于辅颊之间，常欲噉槟榔以降气。实无益于瘴，彼病瘴纷然，非不食槟榔也”。榕目则以科学精神对榕树的特性进行了描述，消解了传闻之“异”，指出“柳州柳侯庙，庭前大榕，有桄榔一株生其中，相传以为异，知者以为本榕子寄生桄榔上，岁久反抱合之，非异也”。

　　在周去非笔下，对植物的描述，往往折射出经济、交通等更为宽广的社会层面，也体现出史家批判求实的精神。《岭外代答》呈现出的“岭南形象”逐渐去传奇化，去神秘化，呈现出本真的面目。这一方面与周去非在广西六年的客居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在地”的生活经验使其对真实的岭南有了具体而微的感知；另一方面，也和唐代以来张九龄在大庾岭开凿了梅关古道，岭南和中原开始有了较多的沟通往来，中原人士开始逐步接触到真实的岭南有着重要关系。

　　但是，在部分条目中，却可以感受到中原人士对待边缘地区的岭南文化的态度是傲慢、轻视、居高临下的。这种姿态阻隔了两种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理解，也遮蔽了岭南文化的真实。譬如，在食槟榔条目中，周去非指出：“有嘲广人曰：”路上行人口似羊。'言以蒌叶杂咀，终日噍饲也，曲尽噉槟榔之状矣。每逢人则黑齿朱唇，数人聚会，则朱殷遍地，食可厌恶。“言语间透露出对这种习俗的反感和轻视。在胡蔓草一目中，他则指出：

　　广西妖淫之地，多产恶草。人民亦禀恶德。有藤生者曰胡蔓，叶如茶，开小红花，一花一叶。揉其叶渍之水，涓滴入口，百窍溃血而死矣。愚民私怨，茹以自毙。人近草侧，其叶自摇。盖其恶气，好攻人气血如此。……人死焚尸，次日灰骨中已生胡蔓数寸。此等恶种，火不能焚，天之生物，有如此者！朝廷每岁下广西尉司除胡蔓，此亦人代天工之意，勿谓其不可去而一不问也。

　　周去非“广西妖淫之地，多产恶草。人民亦禀恶德”之说，固然受到先秦时代“比德说”美学理论的影响，但这种对边缘地区、对边地人民“妖魔化”的表述，更体现出中心文化歧视和压迫岭南文化，而以“拯救者”自居的主人姿态，也彰显出中心文化的优越感。真实的岭南在“傲慢和偏见”的遮蔽下，还无法完全呈现出本来的面目并彰显出自身的特质。

　　三、维风正俗：屈大均“细说岭南”

　　《广东新语》是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学者屈大均所撰写的地方史著作。全书共28卷，每卷述事物一类，即所谓一“语”，如山语、水语等。语下分若干篇，共869篇，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山川风物、人文掌故、草木虫鱼等，包罗万象，被誉为广东的百科全书。

　　该书的木语、草语、香语共描述了岭南地区主要是广东省的150多种植物，描述植物种类之多、叙述之详细均超越了前两部著述，其中荔枝、槟榔、榕、素馨等篇目长达千余字。如荔枝篇不仅谈到荔枝的属性、形味、种类，还介绍了荔枝的种植保育方法、食法、交易方式、贮存方法等。因此，翔实丰赡是该书的突出特点。

　　此外，潘耒曾对该著作有过精辟的评价：“其察物也精以核。”这种“精以核”的洞察力和表现力，体现在屈大均真正把握了岭南植物的独特魅力，写出了岭南植物与岭南文化之间相互生发、相互映衬的和谐美感。

　　譬如荔枝篇云：“东粤故多荔枝。问园庭之美，则举荔枝以对。家有荔枝千株，其人与万户侯等。故凡近水则种水枝，近山则种山枝。有荔枝之家，是谓大室。当熟时，东家夸三月之青，西家矜四月之红。各以其先熟及美种为尚。主人饷客，听客自摘。或一客而分一株，或一株而分十客。各以其量大小，受荔枝之补益。莫不枕席丹肤，沐浴琼液。既饱复含，未饥先擘，或辟谷者经旬，或却荤者连日。其有开荔社之家，则人人竞赴，以食多者为胜，胜称荔枝状头。少者有罚，罚饮荔枝酒数大白。”生动地传达出岭南地区百姓对这一岭南佳果的喜爱，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荔枝文化”，凸现了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又如素馨篇谈及昔日粤人爱素馨，种素馨，买素馨，戴素馨，以素馨制食入酒、制作美容护肤品以及制作素馨灯、素馨花艇、素馨球以娱情的种种雅事，彰显出人与植物之间的惺惺相惜，传达出人性对美孜孜不倦的追求：

　　珠江南岸，有村曰庄头，周里许悉种素馨，亦曰花田……花客涉江买以归，列于九门。一时穿灯者、作串与璎珞者数百人，城内外买者万家，富者以斗斛，贫者以升，其量花若量珠然。花宜夜乃开，上人头髻乃开，见月而益光艳，得人气而益馥，竟夕氤氲。至晓萎，犹有余味，怀之辟暑，吸之清肺气……花又宜作灯，雕玉镂冰，玲珑四照，游冶者以导车马。故杨用修云：粤中素馨灯，天下之至艳者。儿女以花蒸油取液，为面脂头泽，谓能长发润肌。或取蓓蕾，杂佳茗贮之，或带露置于瓶中，经一宿，以其水点茗，或作格悬系瓮口，离酒一指许，以纸封之。旬日而酒香彻，其为龙涎香饼香串者，治以素馨，则韵味愈远……广中七七之夕，多为素馨花艇，游泛海珠及西濠、香浦。秋冬作火清醮，则千门万户皆挂素馨灯，结为鸾龙诸形。或作流苏，宝带葳蕤，间以朱槿以供神。或当宴会酒酣耳热之际，侍人出素馨球以献客。客闻寒香，而沉醉以醒，若冰雪之沃乎肝肠也。以挂复斗帐中，虽盛夏能除炎热，枕簟为之生凉。

　　这种“对粤中之清丽物”的痴迷而衍生的“素馨文化”，表现了粤人对自然美的情感体验达到了诗化的境界，充满了生动和真挚的情感内涵。而自然对象之所以让人感到美，引起人们的情感愉悦等反应，是和人们的生活、道德品质及人格理想相关的。粤人对素馨清丽之美的追求，实际上也是对人格清洁美好的追求。“素馨文化”呈现出古代明清之际岭南文化高雅精致的一个面向，具有“维风正俗”的效果，有力地批驳了中原人士心目中自秦汉以来岭南文化“落后”“蛮荒”的印象。

　　屈大均以诗闻名，和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其诗作被认为“继承屈原、李白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而别开生面”，“写自然景色，壮观奇伟，雄豪奔放；写小物，至如花、鸟、虫、鱼、一草一木，精巧艳丽，文理密致”。这种评价同样适用于其散文创作。屈大均描写岭南一草一木，熔状物、写景、叙事、议论为一炉，或清新别致，或瑰丽妩媚，使得岭南文化之奇、岭南文化之秀，灿然于笔端，随意著笔皆成妙作，表现出才学兼优的特点。正如潘耒所言：“游览者可以观土风，仕宦者可以知民隐，作史者可以征故实，摛词者可以资华润。”

　　屈大均之所以能够细说岭南，并传递出岭南文化的精髓，与其生平经历有很大关系。屈大均生于广东番禺，是地道的广东人。他生于斯，长于斯，对广东各种植物以及相关的民情风俗有着深刻的体验。荔枝篇谈及屈氏曾为荔枝小贩，走街串巷，品尝荔枝，“自酸而食至甜，自青黄而食至红，自水枝食至山枝，自家园食至诸县。月无虚日，日无虚晷”。这种生命体验使得屈大均叙述地方风物“如数家常”，带着一种亲切自然的风度。潘耒曾言，屈大均在写作之前，“考方舆，披志乘”。屈大均对广东文献、方物、掌故进行过系统的收集整理，编纂过《广东文选》，并参加过《广州府志》《定安县志》《永安县次志》等多种地方志的修撰，这些都为撰写《广东新语》提供了扎实的史料准备。他同时又“验之以身经，征之以目睹”，把史料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这种严谨的作风使得该书的描写具有扎实的根基，使得“丰赡详细”既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同时又融入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和“现场感”。

　　此外，屈大均曾云游四方，奔走于吴越、幽燕、齐鲁、荆楚、秦晋大地，博闻广识，对自然风物、人文地理有了横向和纵向的比较，这使得屈大均对岭南风物的“异质性”获得了更深入的思考。因此，在150多种植物中，屈大均重点描写了木棉、榕树、菩提、蒲葵等，视之为岭南植物的代表，并高度概括了它们的属性：

　　南中多怪木，巨者惟木棉。柯作女珊瑚，丹葩烧天边。开时无一叶。一一烽火然。光如十日出。吞吐海东偏。么凤巢蕊中，血染绿毛鲜。复有细叶榕，交阴连陌阡，根须亦倒生。合抱为一椽。纵横作广厦，户牖相盘旋。腹大容十牛，亦可藏舟船。皮肤左右纽，瘿瘤以万千。士女所婆娑，伏腊拜必虔。菩提更神怪，与之难比肩。大士昔灌溉，甘露流涓涓。左与诃子接，右与苹婆连。蒲葵居门外，其寿亦彭篯.下滋达磨井，上蒙虞翻园。肥沃多火膏，咸气不能宣。菩提所覆被，细草皆芊绵。累石作香台，虫蚁愁攀援。

　　精彩的概括使得这些植物从众多植物中脱颖而出，既焕发出独特强烈的个性，又集中反映出岭南地区独特的人文地理。“岭南印象”也在这些典型植物辉映下呈现出更鲜明的色彩。

　　屈大均曾说：“广东者，吾之乡也。一桑梓且犹恭敬。况于文章之美乎。”除了对家乡的热爱，屈大均还提到“广东居天下之南……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盖其地当日月之所交会……生其地者，其人类足智而多文，固日月之精华所吐噏而成者”。言语间，洋溢着强烈的自信和自豪感。这种情感有着岭南社会发展变动的现实基础。明代的岭南地区，经济已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岭南文化开始兴盛，涌现了一批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学问家。哲学上有陈献章、湛若水等理学家，史学上有黄佐、郭棐等史学家，文学上有南园五子等文学家。到了清代中期，岭南社会经济空前繁荣，海外贸易昌盛，岭南地区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区域，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兴盛。

　　在这样的背景下，岭南文化的述说和呈现终于获得了一种足以与中原文化相媲美的力量。在周去非笔下，广人食槟榔“口似羊”；在屈大均笔下，“日食槟榔口不空，南人口让北人红。灰多叶少如相等，管取胭脂个个同”。周去非曾言岭南地区为“妖淫之地，多产恶草” ，而屈大均则多次盛赞广东物华天宝，如荔枝篇言：“伊尹言，丹山之南，有凤丸。沃民所食，凤丸必荔枝也，所谓仙人之美禄非耶。”在社会经济的推动下，岭南人把握了自己言说岭南文化的权利，以自信和豪迈的情怀，道出了真实而独特的岭南。

　　草木作为自然环境中人类生存的基本生态要素，在人类文化建构中具有重要意义。历代文人对于岭南草木富于美感的描述，既呈现出岭南文化因其特定的自然条件培育出的绚丽多姿的地域文化内涵，同时也揭示出岭南文化经历了一个历史祛魅的过程，这是我们研究岭南文化时一个不可忽视的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