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三星堆：源于一个老祖先，不丢人！

作者：苏三

三星堆的黄金面具最近大火，高鼻深目的青铜头像，复杂的青铜树，诡异的黄金面具，怎么看怎么像是舶来品的风格，后来查阅资料，发现早就不止一人有此猜测：三星堆文明、金沙遗址都是舶来品。非但如此，商代墓葬中有白人，中山国乃是白狄所见，匈奴人中也有白人。中华历史纷繁复杂，有外来成分不丢人。

　这幅帛画的形状同样隐含了古埃及的文化信息。这个'T'形实际上是十字架的变形。在古埃及法老的手中常常有一个上面为环下面为T形的类十字架物，具有宗教的意义，表示'重生复活'。从埃及出走的犹太人继承了这个符号，犹太教和基督教都以十字架为信仰的象征。后来无论在埃及本土还是在中国，十字装饰常有使用，但渐渐失去宗教含义，只有审美价值，佛教及纳粹十字或万字也都是同样的出处。这幅汉代帛画的形状说明了这一渐变过渡。从古埃及到中国的汉代，发生微妙变化的不仅仅是十字架。

尽管这幅帛画布满了古埃及文明的气息，但我贪婪地想在一幅画中寻找到全部埃及人常用符号。我在里面苦苦寻找'甲虫'（即中国所谓'屎壳郎'）与'何露斯之眼'，几乎每个污点都仔细看过，始终没有找到它们。我相信这两个符号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彻底消失，除了《封神演义》有马王爷三只眼的传说外，在现实中已经消失。不过在三星堆以及汉代出土的文物中还有何露斯之眼的偶然发现。中国有许多椭圆形的玉饰，我怀疑它们是甲虫外形的演化，这些玉件通常被认为可以辟邪，至今在中国人中仍很有市场。

　　

据说濮阳西水坡45号墓主南20米处有一个用河蚌塑形的'蜘蛛'，我没有看到原形图片，但我怀疑这个蜘蛛其实是我苦苦寻找的'甲虫'。假如事实如此，则我们有理由怀疑古埃及文明直接受到了两河流域的影响。

　　

（二）地图方位的秘密

　　

马王堆还出土了大量其他文物，其中之一是地图。《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第185页吴顺东文：'由上南下北的地图绝大多数出现于南方地区这一既定现象，可以初步肯定上南下北的方位体系属于南方文化传统。'

　　

我对这一现象的解读是，长江流域的人们自然更重视自己的家乡南方，说明他们与中国北方当时有明显的南北政治差异，几乎以南北为二国，南北差异超过东西差异。这一推论为南方丝绸海路的长久存在提供了现实依据。假如没有南方海路的活跃，则南方不可能达到与北方长期抗衡的地步。

　　

同时，这有可能说明了另一个问题。埃及历史上长期分上埃及与下埃及，上埃及在尼罗河上游，实际上为埃及南方，而下埃及实际上为北方。我们在本书中有过基本推测，中国人实际上可能为来自信仰金牛的上埃及，也就是南方，他们经常与北方为敌，这使中国南方人更喜欢把南方奉为尊贵上位。后一个推理的存在前提是，中国南方长江流域的人们确实是多从上埃及出走的，并且都是从海路而来。假如不是从上埃及出走，而是从陆路经西域就不会有如此深刻的'南方情结'。这里隐含的另外一个结论就是：中国长江流域的人们多是在'晚期'（3000-4000年前）由海路到达中国的，而中国北方的人们来到中国可能要早得多，并且多是由陆地辗转而来。当然他们都是从中东而来，我一直强调人类只有一个文明源头。

　　

但这里显然有一个问题，即周公旦来到中国的时间。按照我的说法他应该属于南方，怎么就在陕西出现了呢？有其迁徙而北的证明吗？这是个疑问。

　　

同一位作者还提到，'中山国属于狄族，故有上南下北的《兆域图》；蒙古族入主中原，这一时代的地图方位就特别繁杂，不仅有上南的，也有上东、上西甚至于在图之四隅标东西南北的'。但同时，'上南下北'的运用'限于小范围的地图，没有一幅是国家疆域图。上南下北多数是用于城邑、建筑方面的绘图'。

　　

新近有重大发现的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确认了中国在6500年前就有四象与二十八星宿的概念，主要体现在北斗和龙虎两仪的出现。让人意外的是，那个龙、虎与人的混合图明显有'南上北下'的倾向。所以可以说，'南上北下'的概念在6500年前的中国就出现了。进一步讲，仰韶文化就有'南上北下'的习惯；还有，以前主要是中国南方尤其是长江流域流行'南上北下'，但这个河南濮阳墓证明了中原黄河流域地区也有此风俗。再继续总结，仰韶文化时期的中国居民特别崇敬南方，尤其是，从标示的方位看，他们的方向不仅向南，而且是向'西南'倾斜，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讲是多么的重要！因为那里正是中东。

　　

顺便补充，'濮阳是颛顼故都，是雷泽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龙泽的所造地，伏羲的母亲就是在濮阳踩了巨人的脚印后生下伏羲的'[1]。有人说45号墓的墓主是伏羲，有人说是黄帝，还有人从腰骨的缺损判断是蚩尤。我觉得仅只根据这个墓的天文价值来做出这样的推论是比较仓促的，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才能做出最后的结论。

　　

但是这个45号墓对于地图方位的论证确实有很大的帮助。由于其历史之久（6500年前），方位之北（不在长江而在黄河流域），我认为有关方位的源头以及原因还需要更多的考古支持，尤其是需要从中东寻找根源才能解开南上北下的秘密。为此我建议把注意力重点放在两河流域，因为早期（围绕仰韶时期）来到中国的族群可能多来自两河流域南部。

　肖平在'三星堆文明之源--暴露在成都平原上的史前城址群'这一节（第147页）中认为：'三星堆文明是由当时的古蜀人所创造的，这种文明现象并非孤立无援，它有着清晰的来路和去路。来路即是遍布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早期城址群遗迹，去路即为金沙遗址、十二桥文化遗址等稍晚之古蜀文化遗存。'

　　

但这种'去路'与'来路'之间的联系到底是同源迁移，还是分批进驻的关系呢？笔者没有确切答案，只提出两条不同的思路以引起读者注意。

　　

我们都知道善于经商而勤奋的温州人遍布世界各地。有可能张家老大先去了欧洲某地，一段时间以后发觉那里生意不错，然后叫了老二去。过了十几年，这个家族的一半都过去了。后来他们的邻居也过去了。所谓分批分期就是这样的过程，最后在异国他乡形成了一个'温州村'。但大多数的人还是留在原地。时间长了之后，如经过3000年，其实不用3000年，300年、甚至30年就足以把一群人改变为另外一群人。

　　

对三星堆最具有政治意义的事件最明显且晚近的一次应该是秦灭蜀国。成都平原上的一切从此开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作为巩固政治权力的一种方式，北方过来的秦统治者会强制灭绝任何'以'族的痕迹，包括他们的文字与文献，甚至他们的所有其他文化象征。'焚书坑儒'焚的没有'三星堆'文献吗？

　　

'上圆下方'的造型实际上为中国古代'天圆地方'哲学思想的物化，而这一思想也是中东人的思想，并且至今依旧在中东等地的建筑中大量得以体现。

　　

笔者认为，如果统治者刻意对'三星堆文明'进行破坏的话，那么中华民族将其彻底干净地忘记是顺理成章的。

　　

庄子曾经说过：'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这是什么意思？是'中国九州之外尽管有我们的老祖宗但还是不提为好'吗？'六合'之外是什么'圣人'呢？为什么不让'论'呢？远古留给我们无数个谜团。

　'三星堆'文明绝非内生，它属于外来文明，其来源是'西方'。更具体而言，这个文明的创造者主体为红海沿岸古'闪'、'含'人，以及沿途的伊朗人和印度人。

　　

他们来华的路线不仅是北方的丝绸之路，还有可能选取的是南丝绸海路。　三星堆闪族人的迁徙有可能是一次性完成，也可能是数次积累。    迁徙的时间大约集中在4000年之前，最迟不会超过春秋战国。

中国的龙、凤崇拜可能来源于这个外来文化，'三皇五帝'也与其有关。

这个外来文明的独立特征逐渐衰亡恰好在中国文字出现前后，所以在中国现有的史料中看不到对于其根源的准确记载。  从远古讲，人类其实只有一个'文明子宫'，就是地中海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包括两河流域。这些文明扩展到了伊朗与印度半岛，乃至到了中国四川三星堆，然后部分经中国到达了美洲。

　　

这些'西方'来客从远古时代到达中国之后，他们与中国已有的原住民族一起幸运地培养了另外一朵人类的文明奇葩--东方文化，它为全球文明的丰富多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为这朵东方文明之花感到骄傲和自豪。

　　

无论我们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流淌着多少外来血液，我们的家始终是中国，我们的家园始终是中华；所有中华大地上的骄傲都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骄傲，所有在中国本土5000年历史中创造的任何奇迹都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共同的自豪，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就如美国人不会忘记他们200年前的第一代开国先祖是一样的。

　　

没有想象力的科学工作者肯定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科学家，过分严谨实际上就是平庸死板，它不会给任何问题的解决留下合理的出口，只能在原地打转。只要思想不开放，我们几千年也走不出一个误区和小圈圈。需要怎样的想象力来理解中国人的一贯保守倒是更需要一些想象力，常规在保守的中国人这里已经不够用了，此实为真正'鲁风'真传。所以，重新翻开中国的历史本身就是一场思想与学术革命，也是对一个国家与民族心胸开阔与自信心的考验，其后才是文献与考古的技术问题。

　　

科学是讲求事实的。科学是不带成见的。科学是不分国界的。科学也是无情的。科学能帮助我们找到最初的家园。找'老家'寻亲对于现代人可能并无多大实质意义，但是起码这很有趣，这个意义本身对于我个人而言已经足够了。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是在开放、开明、大胆进取的前提下成立并实现的，在这个已经到来的全新的开放时代，让所有的华夏儿女共同放开我们想象的翅膀，为全新读解中华文明而共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