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译本围城

　　俄罗斯翻译家索罗金的《围城》俄译本，迄今出了两版。第一版出版于一九八○年，其时中文修订本还不曾出版，翻译家用的是杂誌《文艺復兴》的连载、晨光版的单行本还是香港的盗印本作翻译的底本，他没作说明，我不得而知。不过，索罗金能在中苏交恶之际，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中汰沙淘金，甚至先中国出版家一步，将这部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达三十年之久的巨著挖掘出来，翻译出版，证明了他的慧眼。我曾经在一篇文章说过，翻译家的成就固然取决翻译水平，但他挑选文本的眼光也不容小觑，很难想像，一个在翻译史上留下名字的翻译家，他挑选的文本都是些读者虽多、却全无思想和文学价值的市井读物。
　　三年前，我买到了《围城》俄译本的第二版。初版则迟至上月才买到。第二版印数十万册，出版日期是一九八九年；而初版印数五万册，早九年出版，这都是二版较初版较易买到的原因。乍看两版印数不少，作者又是俄罗斯读者夙所未闻的作家，按理不难买，其实不然；为买这两部书，我苦候六、七年才如愿以偿。
　　两书除二版根据作者的修订作了改译外，附录的文章也作了变动，这一点，似乎还不曾有文章谈及。两版均没译出作者的序言，再版也没译出重印前记，原因大概在与苏联读者的关系不大，故从略。初版本冠以索罗金的老师、苏联汉学家艾德林（一九○九——一九八五）题为《作家和学者钱钟书的〈围城〉》一文，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这篇序思想僵化，行文程式化，套话屡见不鲜，谈不上好文章。艾德林将方鸿渐归属为“中国官僚——教授知识分子的中间阶层”，尤其让人莫名其妙。一个赖老丈人馀荫，因而得以放洋数年，好不容易才跻身副教授之列的教书匠，纵然一度生活优游，怎么能与官僚相提并论呢？小说结束时，方氏已走到人生的低谷，既濒于失业，妻子也不告而去。此人连闻一多奏刀餬口，朱自清兼课挹注的本事都没有，谈何中间阶层？无怪乎，再版时索罗金自撰一文将艾文取而代之，这至少说明了，学生对老师的文章并不满意。据记载，艾德林专攻陶渊明和白居易，他的副博士论文，即以白居易为题，虽然此公以后著有《论今日中国文学》一书，但在分工严密的学术界看来，为《围城》作序，究属越界之作。
　　第二版俄译《围城》，后附《人．兽．鬼》内短篇小说三篇，即《上帝的梦》、《灵感》及《记忆》，而不曾收入中篇《猫》。索罗金认为，与《围城》并读，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把《猫》看作是创作长篇前的试笔。我涉猎过一些中国学人的有关论述，类似的见解还不曾见到。此外，俄译者对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一些溢美之词也自有看法，夏氏将《围城》与《儒林外史》相提并论，索罗金认为难以苟同。他说，很难用一个天平来估量创作于不同时代，思想内容和创作手法也大不相同的两部作品。应该承认，翻译家的论述要来得更加严谨。《围城》再版本，最后收入杨绛的《干校六记》。《干校六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有其地位，不应该仅附于《围城》的“骥尾”，翻译家编书时的想法，我同样不得而知。只能如是揣想，也许他觉得这篇译成俄文不足五十页的散文，若要单独成书的话，实在是太单薄了，很容易湮没于书堆而不为人所知。如此说来，这也不失为一个权宜之计。
　　要评论索罗金俄译《围城》的得失，既非我所能，更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做到，这里只能拈出两个例子，略加说明。在小说的开篇，作者曾对那位身份可疑的鲍小姐有过一段议论，冶诙谐、睿智、学识于一体，用朱光潜的话来说，这样的文字只能出诸钱钟书之手，可谓典型的钱氏风格：“有人叫她'熟食舖子’（charcuterie），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考虑到懂俄文的人已不多，我这里就不引索罗金的译文了，而把他的译文再还原为中文：“有人称之为'食品店’。事实上，只有食品店才可以一眼望见如许多的粉红嫩肉。也有人称之为'真理’，事缘有'赤裸裸的真理’之说。但鲍小姐仍然穿点衣饰，人们遂呼之为'半真理’。”熟食舖子出自法文，专门出售猪肉、火腿及香肠，粤港一带也有与此相类的舖子，人称烧腊舖，俄国可能没有，索罗金有点勉强地译为食品店。原文的“公开陈列”等字眼，也因而只能敷衍过去，俄国读者读至此处，不知可会发出中国读者般会心的微笑？还有一段，是写方鸿渐和鲍小姐到西贡的西菜馆午饭，原文照录如下：“谁知道从冷盆到咖啡，没一样东西可口：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期伏在水里；除醋以外，麵包、生油、红酒无一不酸。”还原为中文的俄译是：“但一切，从小吃，到咖啡，似乎都索然无味。汤是凉的；冰淇淋是热的；鱼即使不像海军陆战队，也已登陆好几天了；肉恰恰相反，潜在水里多时，更像潜水艇的水手。只有醋是例外，麵包、奶油、红酒皆酸。”译文并非亦步亦趋，大体与原文相合，尽管读来少了点神采，起码不至于像钱钟书所说的，“钝笔和神笔，成为残酷的对照”（见《林纾的翻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