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岩：作为“札记”的文学批评
一
并非所有写作行为的发生都需要一个目标明确的前提或者说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很多时候，写作的发生充满了偶然，随意翻到的一行字，一个标题或者一个单词，甚至是几本书摞在一起时几个书名并置所产生的效果，比如“启迪”和“文字既垃圾”，“反对阐释”和“开放的作品”等等等……都有可能刺激写作的发生。肇始于偶然因素的写作，大约也会在写作进行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调整。对于一个还在“学徒期”摸索的人来说，接受意外、偶然、不确定性，大概意味着对指向未来的种种可能性的期盼。
原本是为了核实、查对某个观念而重新打开一本读过的书，想要做的事情没有完成，而平时散落于脑海中的某些只言片语开始具备某种形式，于是便有了以下的文字……
二
如果文学批评在当下算是一个正当的职业的话，那么，在漫长的“学徒期”中大约总会有这样一个阶段，就是对理论和大师批评经典如饥似渴地阅读。这种饥渴并非仅仅是因为知识的匮乏，而是很大程度上源于名震天下的野心和虚荣心。于是，阅读行为变成了寻找闪闪发光的金句和牛逼哄哄的论断的过程。因为，总是迫不及待地要在随后的操练中能及时地把它们镶嵌在文章中，所以，写作的过程也就成了制造“我在说，世界在听”的幻觉的过程。然而未经有效审视和转化的知识实践总是来得汹涌，耗散得迅疾，如同幻觉来去如风。总是用不了多久便会发现，一篇篇貌似华丽而深沉的成品其实只是骷髅新娘，经不清细看和推敲，轻轻一碰，大师的残骸散落一地。“学徒期”的写作像是醉酒时砌出的歪歪斜斜的墙，幻象里却是一条伟岸、绵延的长城。清醒之后，一切需要重头再来。若想建造一栋美丽的房子，就需要不断地观摩那些著名的建筑。不仅需要观察材料、结构和造型，还要勘察地势和周边的风景。
必须承认，学徒期的写作大多是假装高深实则幼稚的写作，单纯的野心混合着以为写作有捷径可走的虚荣心和小聪明。写作终究是一种个人行为，倘若有人愿意停留与此，大概也没什么好指责的。如果对写作本身还有期待，那么进步则有赖于自我反思和自我检讨，“重读”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于学徒而言，那些令人着迷的句子之所以看上去纯粹、坚定、耀眼、透明，大抵是过滤、提纯杂乱的历史信息的结果。“重读”便是重建围绕着这些句子的杂吵的现场、纷扰的现象，辨别周围的噪音，揣摩作者站立的位置、观看的视角，想象其思辨、写作的过程。
选择重读苏珊·桑塔格完全是一次意外。同往常一样，我携带着明确的功利目的，为了查找疑似她说过的一句话以便于引用，而重新翻阅《反对阐释》这本书。最终，我并没有找到那句话，然而从刻意的寻找到散漫的翻阅的转变过程中，很多“意外”出现了，于是便想写点什么，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前面已经写下的那些文字。《反对阐释》出版于1966年，收入的文章皆写于此前的五年间。1960年代无疑是欧美社会、文化激变的时代。苏珊·桑塔格和她的同代人站在历史的漩涡中，她如何对周遭的世界作出反应，如何拣选时代的碎片并迅速作出判断，重新想象这种状态和过程远比寻字摘句更有意义。至少对我来说，这是基于写作上自我要求而必须进行的另一种学徒期的训练：训练如何在复杂的历史语境中辨识出时代精神，学习如何在层出不穷的事件和眼花缭乱的现象中发现未来可能的方向，如同在沙漠中寻找绿洲，在荒原中探寻宝藏。
三
坦率地说，苏珊·桑塔格的文字和观念远非高深莫测，她亦没有站在人类精神顶峰充当“哲学王”的意图，她的写作是对肉身撞击周遭世界时具体经验的描述和判断，是典型的“批评”。因此，与其将其视为遥不可及高高在上的经典，倒不如想象这一切从现象、经验到语言、文本的发生过程。
所以，“重读”并非仅仅是知识层面上的“温故知新”，更非仅仅是针对特定的文本或个体，它更像是一种自我反省和自我检讨，这种行为所唤起的对过去写作和阅读的否定、修正进而重新打开。
举个例子吧。重读时，遇到了这样一句话：
“趣味没有体系，也无以验证……感受力几乎是难以言喻的，但并非完全不能言喻。任何一种可以被塞进某种体系框架中或可以被粗糙的验证工具加以操控的感受力，都根本不再是一种感受力，而是一种思想……
要以语言来框定一定的感受力，尤其是一种活跃、旺盛的感受力，人们必须审慎而灵活。要把握这种独特的难以捉摸的感受力，札记的形式似乎比论文的形式（它要求一种线性的、连贯的论述）更恰当一些。”
这段话出自著名的《关于“坎普”的札记》。对于批评文章文章的阅读，大约最吸引人的总是与批评对象有关的直接的价值判断。正如我当初阅读时，最为急切的便是便是弄清楚何为坎普，如何描述和判断它。事实上，当这篇文章再次出现时，我发现自己早就记不得那些曾画下重点句子，重读时，我却并不关心她如何描述、判断坎普，脑海里反复出现的两个字居然是“札记”。
为什么是“札记”？
“札记”是一种片段式写作，从尼采、本雅明到罗兰·巴特、布朗·肖，再到波德里亚、巴迪欧……我们可以继续开列更多的名单，还有书单，去证明“札记”是大师批评/理论写作谱系中一个多么重要的文体，甚至是一种方法。苏桑·桑塔格自然是这个传统中及其重要的一个环节。
然而必须承认，在我们写作的时代及其价值判断体系中，札记是等而下之的文体。它意味着印象、不连贯、感性……这些词语以及类似的表达都在暗示：经验描述上的不可靠性和知识、意义上的欠缺和匮乏，大约就是这种写作难以摆脱的宿命。站在札记对立面的，是一个种叫作“论文”的写作和文体，它预设了“体系”作为总体性特征，逻辑、理性、客观等词汇及其所包含的要求围绕着这种形式的写作，真理的知识形态、意义的深度等是写作行为开始时就被预支的期待和赞扬。这种区分视无疑已成为文学批评写作的“常识”。
我想，在人文精神充满活力的社会中，“常识”的建立，是不同的精神现象及其成果多元竞争、民主协商的产物。不同类型、方式的知识表达和价值呈现都应该得到平等意义上的尊重，至少这应该成为评价具体的精神现象及其成果前需要遵循的前提。若以知识的生产方式和精神成果的形态作为划分知识的意义及其价值等级的前提，那只能是有着历史根源的制度规训的结果。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触手可及的一切都被编织进制度之中，在这样的社会进程中，那些未经反思或者未曾觉察的包含着歧视、压迫、奴役的社会现象、精神现象都因为卷入制度化进程而获得合法性，包括批评实践及其评价体系在内的文学制度亦存在类似的情况。大家似乎都已经习惯了在制度规训的前提下去思考问题，久而久之便遗忘了并非所有的制度都起源于对历史形势和现实状况的顺势而为，有些情况可能是回避历史震荡时出于自我保护的权宜之计，慢慢地却变成了作茧自缚的制度安排。
或许是习惯了安逸、顺从以及一些制度性奖赏，大概也就懒得去做一些改变。这时候，历史的同情便变成了掩饰苟且的借口。以奖赏顺从作为维持制度运转的基本手段，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只是当这样的事情在人文精神领域成为常态的时候，死魂灵的时代重新降临的日子大约也就不远了。按照制度的指引日复一日、乐此不疲地制造着荒诞，荒诞本身也就成为了常识：我们以“论文”的姿态去阅读、引用、转述这些被视为“经典”学术文献的“札记”却同时排斥支撑其形态的思维和方法，并不断地安慰自己，从来如此便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