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抢房记
《圣经》里有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当上帝关了这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其实这是告诉我们：与其在关着的门前依依不舍，留连忘返，不如在“鸟宿池边树”之时，去“僧敲月下门”，打开另一扇门，寻找属于自己的新天空!
1986年夏秋之际，我因创办《科技导报》惹祸，遭六二八所所长“封杀”而蛰居陋室。偏偏我是个“迷不知归”的犟人，而且自信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遂决定辞职跳槽。在那个在职人员一辈子被囿于所在单位的“围城”年代，我的决定不啻是一种逆反行动，冒险行为。好在消息一经传出，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热处理学会及其挂靠单位一机部机电研究所的负责人樊东黎、朱沅浦、刘迨等马上找上门来，朱沅浦、刘迨先后三到我家，苦口婆心地动员我调到那里，给我的优厚条件简直无可挑剔：担任第二研究室主任，带两名研究生，兼任热处理学会秘书长。
看到奇货可居，待价而沽，终于到了高价将我出售的时候了，六二八所所长对我的调动要求开出了苛刻条件：第一是一笔不菲的“人才培训费”，第二是立即搬走并交出该所分配的住房。不想机电所领导意外地表示全部予以满足，他们为我准备的住房更加牛气，是一套三室一厅的新建楼房，楼层层次随我挑，而我在六二八所的住房仅为二室一厅，并且是谁也不想要的底楼，此外他们还额外许诺可将我妻子一起调到该所，以解决她上班路远（该所新址在清华东路）的困难。
为事业所吸引，更为真情所感动，我答应了。然而正当机电所即将与六二八所商谈调动手续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来自国家经委的电话。正是这个电话，使我在转瞬间做出了新的选择，决定不去机电所，也正是这个电话，使我跳进了一个陌生的书海，改变了我后半生的人生生涯。人生旅程不会一条道通到底，旅途中常常会遇到出其不意的三岔路口，下一步应该往哪里走？选对了就可能坐享机遇，选错了也许就落入泥淖。人在囧途无法预测选择的对错，当多少年后蓦然回首再来评估当年的选择时，时光已经无法倒流了。
尽管我最终怀着深深的歉意没有去机电所，但热处理学会却始终记着我的名字，在我远离热处理行业多年后，学会居然还为我保留着一个“理事”位置，需知理事的名额是很少的，每个省只有一个。我始终铭记着这份情谊，也一直把樊东黎、朱沅浦特别是刘迨的名字镌刻在心田。
从国家经委打来电话的是我的“浙江大老乡”、经委副主任盛树仁的助手许如琳，人们都昵称她为“阿琳”。
“小谢，听说你要离开六二八所？”许如琳在电话那头问。
“是的。我因办《科技导报》得罪了所长，已经没法在六二八所安身了。”老乡对老乡，两眼泪汪汪，我对老乡说的话是解释也是鸣冤叫屈。
“你打算调到哪个单位，心里有没有谱？”
“一机部机电所希望我去，马上要发调令了。”
“小谢，你先等一等，老盛请你到他办公室去一趟，有事和你谈。”老盛指的是盛树仁，国家经委副主任，排名在朱镕基之下。
于是我应约在许如琳陪同下，来到盛树仁办公室。盛树仁见我到来十分高兴，此前他曾参加过科技导报社的活动，与我认识。见面没有多余的寒暄客套，他开门见山地问：“小谢，听说你想调离三机部，愿不愿意到我这儿来？”
“盛主任，您说的是什么意思？”突如其来的“调令”使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是这么回事，国家经委办了一家中国经济出版社，由我负责分管，社长暂时由经委办公厅主任齐向武兼任。创办两年了，出版社的工作没有很大起色，对此我很着急，不知道你能不能到经济出版社来帮我一把？”
“如果我来的话，需要我干些什么？”
“首当其冲的第一件事就是使出版社有个安身之所。经委不是没钱，而且早已给出版社拨了款，要他们盖楼买房，但至今没有一点动静。出版社的员工依然租房办公，还三天两天换房子，过着打游击的日子。另一件我和其他经委领导十分关心的事，就是出版社没有拿出过什么好书，也没有搞过什么有影响的活动，成立两年来不仅在社会上无声无息，而且在经委内部也鲜有人知。我知道你有过白手起家创办《科技导报》的经验和能力，希望也相信你能帮我办好这两件事，何况这里条件比你当年的导报社好得多了。”
“盛主任，要是小谢来了，给他个什么职务呢？”许如林插话说。
“按经委人事局规定，新来的干部需要一年的试用期，一年后考查合格才能任用。我想来后不妨先以副总编辑的名义开展工作，试用期满后正式任命。小谢还年轻，我希望今后能挑起出版社的重担。”
“小谢，你看怎么样？能下决心吗？”许如琳以期待的眼神望着我，似乎等着我表态。
“我看小谢先回去认真考虑一下，不必急于表态。什么时候想好了就给许如琳打个电话，让她领你去和社长齐向武见面。如果有困难不便过来也不要紧，但要通知许如琳一声，以免我们老等着。”大概看到我略显犹豫，盛树仁没有给我施加任何压力。
“盛主任，如果我同意调到经济出版社，就得给六二八所支付一笔'培养费’，并且还要我立即退还住房。”
“你的调令是经委直接发给航空部而不是六二八所。你大概不太了解经委和航空部之间的关系，只要经委向航空部发出调令，航空部决不会说不，更不会提出任何附加条件，六二八所能不无条件服从吗？”许如琳对我解释说。
“小谢，你放心吧！只要你自己同意，其他手续由经委人事局给你办理，什么都不要你操心。”盛树仁补充道。
“好！谢谢盛主任对我的关心，我回去考虑后，尽快把结果告诉许如琳。”在起身和盛树仁告别时，我又说了一句：“如果我调到经济出版社，一定不辜负盛主任的厚望。”
“欢迎和期待你过来。”盛树仁紧握着我的手说。
在向几位好友征求意见，特别是美国挚友潘毓刚在电话中对我说的一番话，使我豁然开朗：“老谢，你已经年过不惑，搞研究出成果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就你的思维和能力，最好不要把自己束缚在一个狭小的天地中，而应该畅游在比较广阔的海洋，充分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就这种考虑说，我建议你去经济出版社”。于是我毅然作出了大改行的决定，惶惶然地跳进了人生旅途上偶遇的一个书海，加入到十分生疏而且本来并不感兴趣的出版业。在许如琳的带领下，我在经委大院一间办公室里，见到了兼任经委办公厅主任的经济出版社社长齐向武。
次日一早我按齐向武给的地址去出版社正式报到，几经打听才找到和平里一个居民小区，看到一栋老式住宅楼的小门前竖贴着一张纸，纸上是一行毛笔字：中国经济出版社。天哪！堂堂国家经委的出版社竟然蜗居在这么一栋民居中，真令人匪夷所思。然而更使我惊讶的是，当我东找西问好容易走到设在五楼的“出版社”时，见到两套住房内满满地坐着十余个人。集中在其中一套房内的三位社领导热情地接待了我，欢迎我的加入，并介绍了出版社的情况。社长告诉我，出版社至今尚无固定办公场所，这两套临时办公用房都是租的，房子不够用，现在只有社领导和中层干部坐班工作，其他员工都在家办公。临行前我想上卫生间，推开门就闻到一股熏天臭气，低头一看装满蹲坑的屎尿已经外溢，惨不忍睹，于是赶快关上门逃之夭夭。这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盛树仁对出版社的“住宅”那么焦急。
不久出版社搬到了另一处租地，在一家印刷厂的办公楼租了一层，我也总算有了自己的专用办公室。进社不久，齐向武郑重其事地将我介绍给全体员工，并宣布我的职务为副总编辑。按照人事制度规定，级别为副局级的副总编辑只能在正处级的基础上提拔，但因六二八所不承认我在该所曾担任的室主任为正处级，使我的任命陷于尴尬，最后还是齐向武与经委人事局商量，决定维持对我的临时任命。接着又碰上出版社职称评定，在六二八所遭排斥的我，不想再错过这一机会，也递上了申请，走上答辩的讲坛。我以“我对出版社建设、机构和管理的几点见解”为题进行演讲和答辩，受到评委和员工们的好评，根据我的履历和业绩，一致通过我的副高级职称的申请。然而由于我是一个刚加入出版业的新兵，没有从事出版工作的经历和成果，评委会破例授予我“副研究员”而非“副编审”的职称。
遵照盛树仁、齐向武的要求，一个挂着“副总编”头衔的文人，在执行着狗咬耗子，与孔夫子身份不相干的找房抢楼任务。不过这也是实属无奈之事：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作为租客的出版社不仅要月月拔毛交钱，而且与业主共用一栋楼，难免发生龃龉和矛盾。贵为“局级”的出版社，却只能对“科级”的业主低声下气。一筹莫展的齐向武，认定我在社会上人脉关系很广，把找房迁居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十年动乱中偌大京城没有盖过一砖一瓦，尽管文革后有钱有地的“财主”单位盖建了一些职工宿舍，但点滴甘露何以润湿久旱之地，房源紧缺成了家家难题。恰好其时我原单位六二八所在北郊盖了一幢新大楼，百万庄分部全体员工都搬进了新楼，一个完整的小院完全腾空了。按规定这栋旧楼应该上交给北京市有关部门，然而由于中央部门和北京市在行政体制上交叉管理的漏洞，小楼居然成了漏网之鱼，产权依然归六二八所所有。
位于西城区百万庄北街的小楼，共有三层九十多间办公室，楼前楼后各有一个小院，很适合经济出版社的规模和人数。但没料到小楼准备出售的消息传出后，二十余家北京市及中央有关单位纷纷前往求购，其中还有两家是银行。我自然不落人后，代表经济出版社也向六二八所提出了购房请求。齐向武闻讯后十分兴奋，嘱我要不遗余力，势在必得，并为此授予我三项特权：一是允许我不参加办公会议，这种在烟雾缭绕中进行的会议几乎天天都有，而且往往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二是可以使用为他配置的专车外出办事。三是专门指派办公室主任张英华做我的助手，她是经委的老人，对经委、计委的人事关系都很熟，打交道方便得多。
僧多粥少，六二八所的小楼成了各路英雄追逐的俏佳人，然而花落谁家却并不取决于产权所有者六二八所，这是因为国有产权的买卖，必须经过首都规委会的批准。规委会的天平倾向哪一方，哪一方就可以顺利摘得仙桃，因此四位规委会成员的态度也就成了各家竞相攻关的重点。当时攻关的手段不靠钱，不靠权，更无“色”的概念，而是靠理，也需要一点情的色彩。我和张英华经过一番奔波走访、摸底了解，终于锁定了四位规委会成员中的两位：一位是国家计委的规划政策司司长，另一位是北京市规划局局长。
也真是老天不负有心人，国家计委和经委本是同根生，而规划政策司司长又是张英华的老熟人，规划局局长平永泉则是我很熟悉的浙大校友。在倾听了经济出版社面临特别困难的陈述后，两位委员在首规委内部表决时都为我们投了赞成票，从而使经济出版社以二票赞成、一票反对、一票弃权的结果胜出，最终以六百多万元的价格购得了这栋小楼。人生轮回，想不到我又回到了被迫出走的伤心之地，真是“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听到出版社终于安家落户的喜讯后，盛树仁特地把我和张英华叫到他的办公室，感谢我们为他解决了一大心病。不久我被“挖”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由于通过迂回战术，我直接将请调报告交给主管人事的常务副主任袁宝华，加之他接到对方主管部门一把手写来的“请予大力支持”的亲笔函，巧妙地绕过了肯定不准放行的主管领导盛树仁。事情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暗箱”中操作，等盛树仁在接到逆向运转的我的请调报告时，已经木已成舟再也无法挽回了，曾令他十分不悦。
对这位懂得我对我有知遇之恩的顶头上司，虽然感到有愧于他的厚望，但却是问心无憾了。因为我已按他所嘱完成了四件大事：策划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勇敢的人——哈默传》，抢到了一幢十分理想的办公楼，争来了两个需经特批的机构：中国经济音像出版公司和中国经济图书进出口公司，以及挖来了《北京晚报》副总编韩天瑜作为接班人。不过此后我再也无缘遇到像盛树仁那样的以事业为重、从业绩看人的长者、上司——曾经名为我的“社长”刘达和“董事长”秦川，其实都是名誉性的领导。
泰戈尔说：“蜜蜂从花中啜蜜，离开时营营的道谢。浮夸的蝴蝶却相信花是应该向他道谢的。”我最不应当是，为避开盛树仁的阻拦而悄悄离开时，却没有对他“营营的道谢”。当我又一次走进盛树仁办公室向他辞别时，他是一脸不高兴，感叹地说：“小谢，真没想到你来这一手，避开我直接找了袁主任，搞得我措手不及。我本来是想叫你锻炼一两年，正式出任出版社社长，没想到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啊。”我内疚地对盛树仁说：“盛主任，真对不起您，但经济管理业务并非我的兴趣爱好，而且也不适应出版社的行政化管理方式，我只好另找婆家了。感谢您将我聘到经济出版社，并对我寄予很大期望，也希望您能对我理解和原谅。”盛树仁点点头说：“到了兄弟单位后，别忘了常来串门！”
匆匆而来又匆匆而走，我并未考虑为此留下的后遗症。当我到经委人事局办理调动手续时，局长对我说：“小谢，我们真不愿意放你走，但无权阻拦你。按经委规定，调来的干部考察期是一年，满一年才能给你定'局’级，可惜的是你到出版社只差一个月就满一年，你那么急着走，我们也就没法给你定级了。”其实未能带着“局”级的头衔走，并未让我感到失望，但问题的严重性直到数年后才发现。当我后来应邀参加经济出版社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得到一本出版社十年大事记的书，翻开浏览，发现在出版社“历任领导”的名单中竟无我的名字，更有甚者，在当年的员工名单中也找不到我。
天哪！原来我在经济出版社的十一个月人生经历，竟是一个不被认可的“黑人”，也许在有一天搞什么“运动”进行政审时，将成为我有口难辩的一段履历。不过出版社全体同仁并没有忘记我这个当年和他们一起拼搏创业的“名誉”副总编，在社庆十周年后的第一个新年，他们特地给我寄来了一张贺卡，上面写着寥寥数语，却让我深感温暖和欣慰。
十一个月中，我这个“副总编”基本上是席不暇温，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社外奔波闯关。身在其位却不谋其政，既是一种“工作需要”，却也使我在“特赦”令下逃避了每天上午三支大烟筒冲着我的办公会议。带走的遗憾是有负船王包玉刚亲口委托我出传记的信任，也没给一直支持我的厉以宁、董辅礽、高尚全各留下一本书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