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姬之死与“《春秋》笔法”
一位女公子的死与所谓的“《春秋》笔法”及孔子的理想
————读《左传》有所思
《春秋》上鲁文公十二年里记载着一段话：“十有二年春……杞伯来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此事在同年的《左传》里是这样讲的：“十二年春……杞桓公来朝，始朝公也；且请绝叔姬而无绝昏，公许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绝也。书‘叔姬’，言非‘女’也。”
先作一下必要的人物介绍。这个“叔姬”大概是前鲁君鲁僖公的女儿，已经嫁给杞君作了夫人。那作为叔姬之父的鲁君死后谥“僖”，后来就被称为“鲁僖公”；现在在位的这个鲁君是鲁僖公的儿子，叔姬的哥哥或者弟弟，因为死后谥“文”，后来就被称为“鲁文公”；而那个杞君则因为死后谥“桓”，后来就被称为“杞桓公”。杞桓公于鲁僖公23年即位，鲁襄公6年死掉，历经鲁僖公、鲁文公、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五位鲁君，在位71年，够长的。
再作一下必要的称谓介绍。在当时，作为父母的子女，都可以被称为“子”，即孩子的“子”。要是区分的话，男孩子属于“男子子”，女孩子属于“女子子”。而如果是国君的孩子，那男的就是“男公子”，实际上直呼为“公子”；女的就是“女公子”。周王的孩子是“王子”。但这个作为女孩子讲的“女”却是有其特定意义的，即专指未出嫁的女孩子。一旦出嫁，尤其是入了夫国之境（有时虽出嫁但尚未出国境，还是可以称“女”），就再不得称“女”了。那么母国称她什么呢？在原来的称谓之前，缀上夫国之号。比如这个“叔姬”，如果要在史书上记载，未出嫁时，那就是“叔姬”；嫁入杞国之后，那就是“杞叔姬”。“杞”，标明她所嫁之国；“叔”，是伯、仲、叔、季的“叔”，标明她在姊妹中的排行；而“姬”，则标明她母邦之姓。
现在开始讲开头的旧事。这一年是鲁文公即位的第12年，杞桓公即位的第22年。本来杞国小，鲁国大。在那个时代，一般而言，小国君朝见大国君，在大国君即位的头几年里就应该来了，但最好是改元的第一年里就来。而这个杞桓公如今才跑来朝见鲁文公，而且不知由于什么原因，竟然又提出要休掉自己的夫人，鲁文公的姐妹，再换一个鲁君之女作夫人，而那个鲁文公竟然也同意了。可是事情很明显，那个被休掉的叔姬不同意。于是在周历的二月庚子这一天，她死了。
据说，《春秋》把这个叔姬的死记载为“子叔姬卒”，用“子”而不用“杞”，是因为她已经被退掉了，与杞国没有关系了。既然是被休弃的人，为什么“不书大归”（“大归”就是被抛弃了）？杜预解释说这是因为“未笄而卒”，即年龄太小，尚未及笄。（那年龄够而不记的话，大概就是“讳国恶”了）但鲁史官肯于记载她的死，杜预解释说尽管年龄小，毕竟也嫁人了，“既嫁成人，虽见出弃，犹以恩录其卒”。一般而言，未成年人死掉，是不记的，现在记，这是特殊情况下的恩赐。冠“子”而不直书“叔姬卒”，一是因为“叔姬”已出嫁，不再是“女”，不再是纯粹的女孩子了；二是因为她年龄小。成年又未出嫁之女死掉才可以直书“某姬卒”。
一个“子”字，既标明了她已出嫁而不得称女的身份；又标明了她已被人休弃而不得冠夫国之号的身份；既标明了她是国君之女的身份；又标明了她年龄尚小的身份；另外，最让人动心的还是这个“子”字标明了母邦对她的悲悯之情。尽管这个悲悯与同意被休一并存在而显得滑稽。我们姑且认为同意叔姬被休另有难言的苦衷吧。“女儿在父母面前永远是女儿。”
据此看来，这个“子”字是充溢人情，良可深味的。但在现代的语境里，简单一个字，闹出那么多含义来，这简直是不可理解的。
一件事情出来后，记不记，怎么记，这关乎着古人记史的原则。这个原则在历史的进程中因为种种原因而在实际执行时当然是会有变化的。后来因为将孔子与《春秋》扯上关系，人们便把从《春秋》中总结出来的一些记史原则称为“《春秋》笔法”，接着又被后世津津乐道，并被一些史家进行不同程度的贯彻奉行。
现在我们知道，《春秋》中的确是有一些“义例”的，没有的话，《春秋》将是不可理解的；不过同时，《春秋》又很复杂，有些所谓的“义例”是很难被承认的，因为它在这里讲得通，换一处就未必讲得通。造成这种情况，原因自然很多，但由于没有研究，还是不便多言。另外，即便全部承认，那“《春秋》笔法”与原有的记史原则究竟有着多大程度的同异之处，也还是不得而知的。
我们知道，孔子不是史官；《春秋》也根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当时的历史，自有各国的史官负责记录。《春秋》更明显的是一种处理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价值观和态度。它是在根据既有史料，用异常简约的方式来为当时的人们怎样处理历史和现实提供一种范例，提供一种价值观和态度。价值观和态度当然最好是通过实事来表现。所以《史记·太史公自序》篇里在讲《春秋》的来历时有这样一句话：“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在孔子眼中，唐、虞渺不可详，而夏、商又各有所阙，只有那文献和传说中的西周（还不是真实的西周）是他所能认识到的最最理想的时代了，于是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假如孔子真的“作”了《春秋》的话，据他“述而不作”的话，据他复兴西周于东周的理想，他是不是想要在复兴再现原来的记史原则时更为混乱的世界倡导复兴重建他理想时代的价值观呢？
今天，我们的统战政策宣传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团结最大多数的人们一起来奋斗，又是以哪个时代或哪些时代的优秀部分来作为根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