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平：与笔下每个角色对话

李琭璐

人物小传

著名作家、编剧。其编剧作品如电影《刮痧》、电视剧《甄嬛传》《芈月传》等为大众所熟知。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她，在参与影视剧策划与创作间隙，还出版有《孽缘》《白色圣诞》《红色童话》《金戒指》《在纽约的北京人》等多部小说。新作《三色镯》对东方公主图兰朵进行全新演绎，讲述了一个史诗般的奇幻传说，那些古代人物身上同样有着当代人的欲望和苦恼，让当代读者很容易设身处地与他们共情。

50多年前，当王小平第一次在家里的书架上读到《青春之歌》时，她内心的英雄主义瞬间被点燃了。她惊叹林道静的变化，从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青年，逐渐成长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她感叹余永泽的自私和迂腐，成为一个“沉沦在故纸堆里”的人。

那年王小平7岁，家里的书架上摆着《海鸥》《红岩》《卓雅与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她花了很长时间读书，遇到生字就跳过去，“当时，读过那些书，无外乎影响我将来也要当这样的英雄，总觉得到15岁还没成为英雄，就太遗憾了。”

王小平说话很快，但每一句又是经过认真思考的。她谈到写书，“希望我的书能让不同年龄段、不同兴趣的读者读下去。我特别怕一本书有年龄限制，怕读者认为书里的文字太多，没空读。现在的人，你让他读《战争与和平》都觉得太长了。”

新书《三色镯》写作前，王小平反复想：这本书的读者群在哪儿？书中我在跟谁交谈？70万字的书读起来会不会太长了？问题无解，她又轻轻地叹气，“现在写书的人真难，文学创作也真难”。她笑言自己不怕别人抄袭，“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阅历写作，故事是一方面，怎么写最重要”。

年龄渐长，王小平仍坚持每天三四千字的创作进度。她作息规律，从不熬夜，小说或者剧本的故事结构写好后基本不再大改。与人面对面谈话，上半身总是挺直的，既精神又颀长，这似乎与她早年练舞蹈有关。

她认真对待每一件事，不虚华不浮躁，写好笔下的每一个故事。她觉得，这就是最接近理想的日子。

1.“这不就是另一个刘绍棠吗？”

看上去是一个偶然，改变了王小平的人生轨迹。

“文革”结束，王小平成为1977年第一批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志愿表上，她填报了三个“北大”：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文学专业、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新闻专业、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世界史专业。后来有人告诉她，如果第一个专业没有录取，那将与北大彻底无缘。“当时是不懂，但现在看来就是狂妄。”

父母觉得北大好，离家近，当时王小平家在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宿舍。父母都是科学家，父亲的研究方向是自动化遥控，母亲则是生物化学，父母本以为王小平会两者取其一，但她的选择却和自然科学毫不沾边。

动荡的年代一切靠自己，王小平回忆，父母在“文革”初期就被关了起来，无暇照看她。“我们那会儿属于放养，学业和专业都是自己选择。”考大学时，父母还是对数理化成绩很好的女儿略感失望。

起初，选择文科更像是出于对现实的逃避。那时，她先是在读书中汲取营养。文学带给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极大精神快乐。“诗人和作家在那个年代多伟大啊。”

初一时，王小平的家庭因为“文革”受到冲击，班上同学孤立她，只有同学王淑珍跟她说话，更有厉害的同学警告王淑珍：“不许理她，否则要你好看。”但两人每天还是形影不离，一起回家、一起吃饭。

有一次王淑珍参加考试，王小平在教室外急得团团转，后来有人告诉王淑珍：“小平比你都着急，一直念叨着也不知道小珍会不会做啊。”

再后来，王淑珍分配到供电局工作，王小平去了粮食局。

无论是年幼的经历，还是在粮食局的故事，都以不同的形态根植于王小平的内心。

在粮食局，唯一能够苦中作乐的就是文字了。当时，开车进入粮库，先要在检斤班称车皮净重，装完粮食，再称总重量，去除车皮重量，便是粮食重量。王小平发现,有的取粮人会耍些小手腕，使用空车带西瓜进粮库，再将西瓜送给粮库工作人员。

王小平把自己在粮库的经历写成小说，发表在《北京文艺》复刊号的《生活在前进》。因为“文革”，《北京文艺》停刊近十年，于1976年1月复刊，著名诗人张志民为主编。编辑部专门请著名女画家周思聪为小说画了插图，并组织文学评论文章同期发表。那年王小平还不到20岁，小说发表后评论纷纷，有人说：“这不就是另一个刘绍棠吗？”

2.一代文学青年的故事

40年前的一个下午，直到下午六点，太阳仍是火辣辣的。北京东四十条的一个大杂院，隐隐有读诗声传出，王小平还未进门，先被一阵烟呛了嗓子。念诗的人是北岛，王小平此行就是邀请他去学校，到北大图书馆前的草坪，跟早晨文学社同学“随意聊聊”。

早晨文学社是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77级同学自发设立的，另有杂志《早晨》，纯文学刊物，非卖品。早晨文学社分诗歌、小说、评论三个组，王小平是小说组的骨干，常进城跟“社会人士”交流文学。不少同学佩服王小平能拉到好稿子。其实，办法只有一个——到作者家里聊天，“大家都是搞创作的，很容易产生共鸣”。

作家刘震云记得，王小平等人经常去北大西南门的“长征食堂”，食堂最好的菜是熘肝尖，八毛钱一份。

同学黄子平对当年小说组的活动记忆犹新——大家常坐一块儿“谈构思”，那是“工农兵创作学习班”的传统，相信集体智慧高于灵感与个性。活动照例是这样开始的：“嗯，我想写一篇小说，题目嘛还没想好，人物都有谁谁谁，情节呢……”情节还没来得及展开，大伙儿就迫不及待，一通出主意。“主意馊的居多，偶然也能有高招。”当年讨论时，一位同学提出，王小平的《小罪犯》题材很尖锐，写的时候要注意分寸感。

王小平写故事的天赋甚至可以追溯到初中。后来，北大团委成立五四文学社，王小平参与了文学杂志《未名湖》的编辑工作，结识了不少外系的文学青年。王小平和同学查建英负责小说组的稿，她俩找来78级的刘震云，很认真地给他的《瓜地一夜》提修改意见，害得刘震云一宿没睡，连抽两包烟通宵改稿。

在北大时，王小平在班里、系里乃至全校的文艺汇演中跳过“喜儿”，当过报幕员。同学陈建功写的独幕剧《良心》受到老师好评，王小平在戏中扮演任性的妹妹。后来这部戏代表北大在首都大学生“一二·九”文艺汇演中得了文艺演出一等奖。同学夏晓虹回忆，“宿舍的同学喜欢叫王小平'平儿’，一年的中秋聚会演出，我们还一起合作演唱《敖包相会》，她高音，我唱中低音。”王小平和查建英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看世界名著。有时看到关键时刻赶上闭馆，两人回宿舍惦记得不行，商量着第二天再去。王小平还是书店的常客，在她看来，没有比提着一兜书更快乐的事情了。

当时，学校给77级本科生开了外语课，根据学习程度分快慢班，王小平进步快，选了快班。夏晓虹说：“考试时跟她坐一起，看她答题就很紧张，觉得自己没那么多可写的，小平一般都会答得满满的——最长一次考试，她写了整整5个小时。”

在夏晓虹口中，王小平有点像骄傲的小公主，既好强，希望做好每件事，又在小的地方细致体贴。大二时，学校让北京的同学去留学生楼陪住，那时流行欧阳菲菲、凤飞飞的歌曲，班里很多同学请王小平在留学生那里翻录磁带。

伴随着巨大光环，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77级在1982年的毕业季按下了暂停键。那年1月，全班同学在王小平家聚会、唱歌、喝酒。毕业多年，夏晓虹仍忘不掉在王小平家和同学度过的难忘一天，“那是多单纯的友谊啊，那同时也是小平带给我们的快乐啊”。

这份情谊也一直被王小平珍藏着。翻开同学录，泛黄的纸张记录了一代文学青年的故事。查建英写道：“心灵是大海，是天空，是那闪烁着不可捉摸光辉的星星，走你自己的路，别管别人在那里说些什么，人的价值最重要的不在别人眼中，而在自己心中。”同学梁左的留言耐人寻味：“天上的星星为什么像地上的人一样密集？地上的人为什么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疏远？——从我们那次谈话后，我就不再唱那支歌了。给我的小平兄。”

再后来，不少人是通过荧幕了解她的近况。一次，老师周先慎同老伴一起出去旅游，在长途大巴上看到电影《刮痧》，当即宣布：“编剧王小平是我的学生。”引来同车人羡慕。

《芈月传》播出时，儿子郑汗青还在美国读书，常有同学追问他电视剧情节。“我有时不太自信，父母已经站在很高的台阶上了，很怕自己说错会丢人。”郑汗青在大学学习电影制作，平日也会写剧本。母亲是他作品的第一读者，做过修改，再拿给父亲郑晓龙看。“我妈更知道他喜欢的剧本类型，毕竟他们合作拍摄那么多年。”

3.与巨人们相会的日子

“最好的文章不是用漂亮的辞藻堆出来的，叠加的效果不是叠加，而是削弱。你要是能用最准确的词汇写出最生动的句子，就是最好的文章。”

这大约是王小平第一次听名家讲文章是如何写成的。讲述者是冰心，那是1976年，王小平拿着自己写的散文闯进冰心家。

那时，冰心还住在民族学院的和平楼。王小平记得进了她家，她笑眯眯地叫女儿吴青倒茶，并递了一个橘子放在自己手里。

“你应当叫我姨婆婆。”她与王小平论起了家谱。冰心老人的书房里堆满了书，她在一张不大的书桌前读了王小平的散文，读过后她微微闭目想了想，道出写作奥秘。

文字训练在王小平身上留下了一些痕迹，最明显的就是她对用词的推敲。那年，她毕业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是韦君宜，社长是严文井。还有众多国内顶尖级的翻译家、诗人、作家都在出版社工作，每天在走廊里遇到的都是这些人，打交道谈写作的也是这些人。

在出版社，最美好的日子莫过于与这些巨人们相会。老师手把手教你如何审美，什么是好小说，为什么好，剧本怎么才能改好。“这样的潜移默化，能特别快就把你的水平拔起来。”王小平记得，大家那会儿都称呼韦君宜“韦老太太”，不喊官衔。老太太语速快，动作也快，走路一阵风似的。

一篇稿子到了老太太手上，她直接上笔修改，“这段不要，这句挪下去，把这个情节动一下，这块要减肥，这部分要与读者产生共鸣……”王小平很快学会了如何给小说搭架子，如何判断一部作品好坏，“现在这样难得的好机会不会再有了。我想，好的小说家恐怕也不愿意到出版社做编辑”。

出版社弹性上班，王小平一周去一次，除了完成出版任务，剩下的时间多用来创作。这是老太太特批的，“编辑不在于你在办公室坐了多长时间，而在于能够用有效时间编辑出版了多少好书。”

编辑的工作安稳体面，但新世界的大门，仿佛对年轻人有着极大诱惑。去美国读研，是王小平人生新的挑战。

3年后，王小平在华盛顿美利坚大学获创作专业硕士学位。毕业后供职美国NBC电视台、ITT公司及报社。当时，爱人郑晓龙忙着在美国创办影视合资公司，王小平业余写剧本，两人后来合作拍摄了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

命运的安排有趣极了。1994年美国纽约感恩节前夜，王小平独自在家准备第二天的火鸡，突然腹痛难忍，打911求救，第二日感恩节，儿子早产出生。孩子半岁时，王小平回国。在儿子的味蕾里，藏着时光的秘密。“我妈厨艺不错，小时候常常爱吃她做的红烧鱼、红烧肉、油焖大虾。可惜她现在太忙了，有时候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

当时，法国《费加罗报》在北京有记者站，需要有人帮他们做新闻资料整理工作，另做新闻翻译和新闻推荐，“但工作有点儿乏味，像资料员，后来就不想做了。原因是我还想搞点创作。”

新书《三色镯》是8年写剧本中穿插写的小说，写作原因是“被儿子气的”。一次，王小平发现上初中的儿子偷偷读质量很差的网文。

《三色镯》的背景尽管是古代，王小平仍觉得自己写的是现实主义作品，人物是从现实土壤的根里长出来的。写剧本与写小说不同，这是两条路上的两辆车。“写本子时，你要想象眼睛是个镜头，内心描写和潜台词是不能有的。要试着与剧本中的人物对话。作家写书，可以在文字上留白。做编剧没有写小说快乐，你是受束缚的。”

王小平感叹，编剧是服务整个剧组的，是众人脚下的基石。剧组工作人员要在剧本上进行二度创作，他们用镜头还原文字时，已然不同，“光影、演员、台词，包括导演调度、美学审美，都有他们的创作加分。”

这天，要拍新剧《功勋——屠呦呦的礼物》做实验的戏，这场戏更强调细节。酒精灯放得对不对？试管和量杯摆放有误吗？实验器材哪个放前哪个放后？包括显微镜，更新换代很多年，剧组最后借来的对吗？在拍摄现场，王小平常把脸凑到镜头跟前，眼睛似放大镜般挑着目光所及处可能发生的错误。再前面，是导演郑晓龙。

这部剧讲述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故事，要还原很多历史细节，大到建筑物上贴的大标语、语录牌、马车、公共汽车，小到幼儿园里的教具和小人书。道具师犯难了，把问题一股脑抛给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郑晓龙和王小平。“在现场，我们要是发现错误，可以马上纠正。创作者心里都没数，肯定要出问题。”

电影《刮痧》拍摄现场，王小平（右二）和导演郑晓龙在片场。

4.她是位有契约精神的人

王小平不常看电视，她认为值得看的太少。1992年，她配合郑晓龙拍摄《北京人在纽约》，剧组一共几十人，每个人都有角色，剧组从导演到普通工作人员的报酬都是一天一美元。现在摄制组动辄几百人，群众演员上千人，有一两句台词的演员酬劳一天要一千元以上。“出不来好作品，并不是资金不够，在其他方面想想原因吧。是不是人的问题？”

王小平不允许自己懈怠，片场内外，她始终是那个精力最旺盛的人。拍摄电视剧《甄嬛传》时，王小平在美国，制片人曹平记得，导演郑晓龙遇到需要改台词时常常忘了时差，越洋电话那边有时是午夜，剧本改好，天也大亮了。“拍摄《芈月传》时有很多转场，内蒙古坝上，浙江横店、象山……但我从没见过王老师喊累，她从头到尾一直跟组，有时还要在现场做一些剧本修改工作，我们都很纳闷，王老师精力怎么这样旺盛？”

曹平与王小平共合作四次。两年前，他们在一起拍摄电影《图兰朵》，电影筹备期间导演郑晓龙有些犹豫，几次想放弃不拍了。王小平就和郑晓龙在家中彻夜长谈，他们聊到最初的梦想，也聊到了当下并不透明的市场，以及担忧和渴望。也就是在那晚，王小平说服导演，《图兰朵》得以重新开机拍摄。“作为编剧，她的坚守和坚持，真的很了不起。”曹平评价，她是位有契约精神的人，从不因个人原因拖延交稿。

“有人说郑晓龙拍的戏是行业标杆，他说真不是，只是比别人认真了一点。自己和自己较真儿吧。”2020年11月底，《功勋——屠呦呦的礼物》杀青，这是一部全新体裁的尝试。拍摄那段时间，王小平反复回想起母亲问她的话：“你写过那么多人物，为什么不写写科学家？”现在，这部剧似乎是对已经过世的父母的最好告慰。

2010年感恩节，朋友们在王小平纽约的家里聚会，刘欢夫妇带来一只烤好的火鸡。“我为《甄嬛传》想好了一个主题音乐。”说着，刘欢在王小平家的钢琴上弹出一串优美的旋律，举座皆惊。那天成了《甄嬛传》主题曲《凤凰于飞》的出生日。

王小平很喜欢老友杜红军送的一台老式英文打字机。留学前，她曾花费不菲的积蓄买过一台二手货，为她申请留学出过大力。后来有了电脑，打字机弃置不用了，但每每读到马克吐温、海明威、杰茨费拉德的作品时，王小平耳边总有清脆的打字声响。

一年盛夏，王小平家里的鸡蛋花开了，那是一种很罕见的玫瑰红色。王小平打算将花送给一位陌生的朋友。微博上，一位小姑娘总在夜里给王小平发私信：王老师晚安，睡个好觉，后面附带着一个大大的笑脸，一个炽热的太阳和一朵玫瑰。后来遇到一些烦心事，姑娘送王小平的笑脸更多，经常是三五个，玫瑰也更多了，常有七八朵。

后来，熬过人生的黑暗，王小平写了两句话给自己看。一句是：上天公平，总是在揭示人心丑陋的时候，也将人性的美好善良呈现给你。另一句：人在冰雪天地之中，才能体会炉火和寒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