撩开秘色瓷的神秘面纱
（唐代中晚期越窑水盂）
越州窑：也称“越窑 ”。越州窑（越窑）的窑址在浙江省的绍兴、上虞、慈溪、余姚一带，春秋时期此地是越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秦统一天下后属于会稽郡，唐朝时属越州，故称为越州窑，简称越窑。古越地不仅是我国青瓷的发源地，也是我国瓷器的诞生地。越窑烧造瓷器历史悠久，早在东汉时期，勤劳智慧的越州人烧出了成熟瓷器，历经六朝、隋唐和五代时期的蓬勃发展，至宋从未间断，越窑青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越窑青瓷是中国古代瓷器中的珍品，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越窑青瓷的外文译名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雪兰冬”。18世纪中国的越窑青瓷传到了法国，法国上流社会被这种精妙绝伦的、如一泓清澈碧绿湖水釉色的瓷器所折服。当时巴黎剧场正上演《牧羊女》，法国人就用“雪兰冬”的名字来称呼越窑青瓷，表明法国人民对越窑青瓷这一艺术品的喜爱。
越窑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青瓷窑系，东汉时，中国最早的瓷器在越窑的龙窑里创烧成功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随后一千多年的历史时期，越窑一直居于瓷器生产的领先地位，我国南北方的众多瓷窑和韩国、日本的制瓷业无不受到越窑的影响。越窑青瓷不仅上贡朝廷，下供庶民，一直是备受青睐的日常生活用具和数度进贡皇室的珍品，而且还远销亚洲、非洲的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
越窑在东汉到南宋的一千多年烧造历史里，经历了创烧、发展、鼎盛和衰落的发展过程。自中唐至北宋早期的两个多世纪是越窑的鼎盛时期，其生产规模、工艺水平、产品质量在各大名窑中均居领先地位。
越窑青瓷在晚唐五代时被称为“秘色瓷”。越窑青瓷精湛的技艺把雄浑丰满的造型、洒泼的纹饰、如冰似玉的釉色融为一体，土与火的结合和升华，创造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名瓷——“秘色瓷”。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唐人豪迈的步伐、洒脱的神情和自信的笑容。
（宋代中早期越窑双线开窗如意云纹喇叭口瓶）
“秘色”一名最早见于唐代诗人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中，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可见“秘色”瓷最初是指唐代越窑青瓷中的精品，“秘色”似应指稀见的颜色，是当时赞誉越窑瓷器釉色之美而演变成越窑釉色的专有名称。据文献记载，相传五代时吴越国王钱缪命令烧造瓷器专供钱氏宫廷所用，并入贡中原朝廷，庶民不得使用，故称越窑瓷为“秘色瓷”。周辉《清波杂志》云：“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对此，赵麟《候鲭录》、赵彦卫《云麓漫钞》、曾梃的《高斋漫录》以及嘉泰《会稽志》等书都提出异议，认为“秘色”唐代已有而非始于吴越钱氏。关于“秘色”究竟指何种颜色，以前人们对此众说纷纭。一九八七年四月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在扶风县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出13件越窑青瓷器，在记录法门寺皇室供奉器物的物帐上，这批瓷器的确记载为“瓷秘色”，从而使人们进一步认识了“秘色瓷”。这批“秘色瓷”除两件为青黄色外，其余釉面青碧，晶莹润泽，有如湖面一般清澈碧绿。法门寺“秘色瓷”的出土，解决了陶瓷界长期以来议论不休的问题，同时有力地说明了“秘色瓷”晚唐时开始烧造，五代时达到高峰。
关于秘色瓷的质地和色泽，清人说是'其色似越器，而清亮过之'。从出土的典型的秘色瓷看，其质地细腻原料的处理精细，多呈灰或浅灰色。胎壁较薄，表面光滑，器型规整，施釉均匀。从釉色来说，五代早期仍以黄为主，滋润光泽，呈半透明状；但青绿的比重较晚唐有所增加。其后便以青绿为主，黄色则不多见。
秘色瓷在法门寺地宫未开启之前的今人眼里，一直是个谜。人们只是从记载中知道它是皇家专用之物，由“越窑”特别烧制，从配方、制坯、上釉到烧造整个工艺都是秘不外传的，其色彩只能从唐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等描写中去想象。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瓷碗、瓷盘、瓷碟，从“地宫宝物帐碑文”中得知，原来它们就是“秘色瓷”!这些秘色瓷色泽绿黄，晶莹润泽，尤其是其中两个银棱秘色瓷碗，高7厘米，口径23．7厘米，碗口为五瓣葵花形，斜壁，平底，内土黄色釉，外黑色漆皮，贴金双鸟和银白团花五朵，非常精美。这才让今人一睹秘色瓷的风采。地宫中发现的13件宫廷专用瓷——秘色瓷，是世界上发现有碑文记载证实的最早、最精美的宫廷瓷器。
鎏金银棱平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瓷碗
鎏金银棱平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瓷碗纹饰
这些秘色瓷器的发现在我国陶瓷史考古上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为鉴定秘色瓷的时代和特点提供了标准器。
经过专家多年考证，和有损与无损X光谱测试后，证实了秘色瓷在胎底，胎釉和烧制工艺上与青瓷完全不同。
通常所说的越窑泛指东汉至宋一脉相承的青瓷体系，窑址主要分布在今浙江上虞、余姚、绍兴、宁波等地，这里原系古越族人居信地，东周时为越国政治中心，唐时称越州，越窑因此得名。
唐代中朝，余姚县上林湖窑产品因质地超众被朝廷录为贡瓷，并置官监烧。此后，品质愈发日莹的越窑备受文人雅土推崇，有“类玉”、“类冰”及“千峰翠色”的赞誉。晚唐起，越瓷中的贡品又得了一个千古绝唱的“秘色瓷”称谓。
越窑品种十分丰富，有碗、壶、瓶、罐、盒、罂和雕塑等。同类器皿又有多种制式。以碗为例，分圆口、花口。圆口碗以斜壁呈45度的浅身敞口多见，据考证，当时主要用于喝茶，所以也叫茶盏。花口碗则有四瓣、六瓣等。上博展厅的晚唐越窑海棠式大碗就是花口碗中的佼佼者，因为器大规整，釉色青黄和造型酷似四瓣海棠花而显名贵。壶又是一种特色器，形状分盘口、直口、喇叭口，壶身有圆腹、瓜楞形腹、椭圆形腹等。唐代执壶最明显的特点是短直流、小曲柄、体态饱满。晚唐至五代，流与柄相对加长放大，腹体喜作成瓜果形。宋时则形体轻盈秀长，尤其流和柄，几乎高于壶口。细辨这一时期的碗、壶、水盂等造型变化，可发现一些小规律：花口或瓜楞体呈四瓣通常为唐，五瓣系唐末五代，六瓣属宋；直、短流的壶为唐，曲流或长曲流为五代或宋；平底足器物的年代相对较早，玉璧形底足多数属唐中晚期之物，唐末五代出现了玉环形浅圈足，宋代圈足相对见高见窄。另外，由于叠烧法世袭沿用，鼎盛时期的部分越窑产品依然在器内可见到支烧痕，比如上博晚唐越窑海棠式花口大碗的碗内心就有支钉痕16个。这说明，唐末五代的越窑叠烧器皿未必都属粗瓷，收集时当多一份细心。
（越窑宋代晚期刻花碗）
【秘色瓷发现过程】
晚唐五代的越窑有一种'秘色瓷'。从前人们提到它，都沿用宋代文献，说这种瓷器是五代十国时位于杭州的钱氏吴越国专为宫廷烧造的，臣庶不得使用。至于它的釉色，也像它的名字一样，秘而不宣，后人只有从诗文里领略它非同一般的风姿。诗歌、文献的描写越是优美，越引得人们去考证、猜想，以致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而秘色瓷究竟'秘'在何处，知道的人却越来越少，也就越发加剧了这种瓷器的神秘感。
侈口秘色瓷碗
侈口秘色瓷碗外壁仕女图
1987年，随着陕西扶风法门寺宝塔的轰然倒塌，塔基下的地宫暴露出来，一批稀世之宝的出土轰动了世界，其中有令佛教徒顶礼膜拜的佛骨舍利，有唐懿宗供奉给法门寺的大量金银器、瓷器、玻璃器、丝织品，尤其重要的是，同时还出土了记录所有器物的物帐碑，让文物考古专家明明白白地知道了出土物的名称。
物帐碑上'瓷秘色'三个字，叫古陶瓷专家眼前一亮。
这几件瓷器，有八棱瓶和圆口、花瓣形口的碗、盘等，共同的特点是造型精巧端庄，胎壁薄而均匀，特别是湖水般淡黄绿色的瓷釉，玲珑得像冰，剔透得如玉，匀净幽雅得令人陶醉。
秘色瓷神秘的面纱终于被撩开了。专家们恍然大悟：秘色瓷我们并不陌生，它原来就是越窑青瓷中的极品，只是从前相见而不相识罢了。那种八棱瓶，陕西的唐墓里出土过，故宫的学者在越窑的遗址采集到过；杭州的吴越国钱氏墓群，出土的秘色瓷更丰富，更精美，釉色更青幽。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还有一件盘子贴着金银箔的装饰，行话叫做金银平托。在古代，金和玉被看作最高级的材质，把瓷器烧成玉色，又在上面加饰金银，这种器物的地位可想而知。
秘色瓷之所以被抬到一个神秘的地位，主要是技术上难度极高。青瓷的釉色如何，除了釉料配方，几乎全靠窑炉火候的把握。不同的火候、气氛，釉色可以相去很远。要想使釉色青翠、匀净，而且稳定地烧出同样的釉色，那种高难技术一定是秘不示人的。秘色瓷在晚唐时期烧制成功，不久之后，五代钱氏吴越国就把烧造秘色瓷的窑口划归官办，命它专烧贡瓷，的确是'臣庶不得使用'，它当然远离百姓，高高在上了。至于它的名称，偏偏不明说是青瓷，也不像宋代那样，取些豆青、梅子青一类形象的叫法，却用了一个'秘'字，着实逗弄得后人伤了一千年的脑筋。而细想想，这个'秘'字又包含了多少实的与虚的内容。这样极富深意的名称，恐怕只有浸泡在诗歌的海洋里的聪明的唐代人才琢磨得出吧？
八棱净水秘色瓷瓶
【法门寺秘色瓷】
已见天日的地宫14件秘色瓷是唐代懿宗皇帝奉献绘佛祖的珍贵物品，其中的八棱长颈瓶和二件银棱碗显然是具有典型意味的秘色瓷，而且堪当标准器。
八棱长颈瓶陈放于地宫后室第四道门内侧的门坎上，当时，“瓶内装有佛教五彩宝珠29颗，口上置一颗大的水晶宝珠覆盖”。据法门寺博物馆韩金科馆长考证，“这件瓶子在佛教密宗拜佛的曼茶罗坛场中是有特殊用途的”。因而决定了它不能与别的秘色瓷放在一起，故没有被纳入地宫《衣物账》内。但从其青釉比13件秘色圆器要明亮，玻化程度更好来看，上博研究员陆明华认为“法门寺八棱瓶是所有秘色瓷中最精彩也是最具典型性的作品之一，造型规整，釉色清亮，其制作达到了唐代青瓷的最高水平”。
另13件置于地宫中室并用纸包在一起的青瓷被《衣物账》注明为：“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碟）子共六枚”。
遗憾的是，法门寺佛门魂宝自亮相后，代表越窑最高成就的秘色瓷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特别二口银棱碗，其泛黄的釉色，让行家里手皱眉摇头沮丧无比。
可是，用心细想觉得并无此种可能性。其一，被今人视为越窑正宗呈色的青绿色、湖绿色，从两晋起已为数不少，唐代就更普遍了。“以次充好”的尴尬没有可能。其二，法门寺地宫系李唐皇室供养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圣地，自咸通十五年（874年）封闭后再未开启过。据记载，地宫内绝大多数珍宝属懿、僖二宗供奉，许多器件乃系皇帝随身携带的心爱物，并刻有僖宗当太子前的名谓。很难想象，为几件秘色瓷，父子二人要在佛祖面前以次充好。其三，色彩喜恶多与个人美学理念与素养有关，各种釉色各领风骚，不惟讨得历代帝王关爱。因而，现代的“烧造不足”和“釉面偏黄”之说，尽管在测试手段上不可否认是科学和进步的，于色彩认同上很可能属一种自以为是的一厢情愿。唐代，重豪华，嗜金银，人所共知。以重彩装扮供奉物，作为皇家，实在太自然了。
有关秘色瓷始烧年代，以前有二种说法。一为五代之说。这一观点，依据宋人赵德麟[/url]《侯鲭录》及曾《南斋漫录》的“吴越秘色窑，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解释，长期以来被明清两代专家学者普遍认同并成为陶瓷学界主流。至1982年，新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仍以该观点为说，是因为五代的钱氏朝廷向后唐、后晋和辽、宋王朝进贡的越瓷均实地反映在《十国春秋》、《吴越备史》、《宋史》、《宋两朝供奉录》等文献内，这为史证。尔后，“近二十年来，这类越窑青瓷在考古发展掘中也出土过不少，吴越国都城杭州和钱氏故乡临安先后发掘了钱氏家族和重臣的墓七座，其中有杭州市效玉皇山麓钱元灌墓、施家山钱元灌次妃吴汉月墓、临安县功臣山钱元玩墓等，出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秘色瓷器“（《中国陶瓷史》），这为实证。故“五代始烧秘色瓷”之说在法门寺发掘前，基本上令当今陶瓷学界深信不疑。一为晚唐之说。由于此说历来缺乏较明确的历史背景和强有力的发掘实证，持这一观点者主要以晚唐诗人陆龟蒙和徐寅在篇名中有“秘色”一词固守陈地。该观点虽不乏飘渺，却亦先知先觉。及法门寺地宫藏物发现，“秘色瓷始烧于晚唐”之说终在1995年初于上海举行的《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被众专家学者基本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