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是尧舜禹时期农耕文明发展的需要,而非因世纪大洪水

大禹治水是尧舜禹时期农耕文明发展的需要,而非因世纪大洪水

原创2019-06-17 07:43·夏朝与诗经研究

(作者:赵辉)“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水畅茂, 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 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人,虽欲耕,得乎?”(《孟子·滕文公上》)在中国原始史料中,对4000多年前尧舜禹时期华夏大地的大洪水有着各种记述,描述了当时洪水泛滥天下的情景,因此,远古中国大地的洪水,其规模与危害程度成为华夏民族心中永远的梦魇。为此产生了很多对尧舜禹时期大洪水的丰富联想与研究,仿佛大禹治水是因为当时人们遇到了万年不遇的世纪大洪水,人们常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农耕文明,是指人类从原始采摘、渔猎生活走入以固定农耕生产为主要生存方式,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根据相关研究,我国在在距今10000~8000年间,中国早期农业已形成了以栗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和以水稻为代表的南方水田农业两大系统,以及与手工业、家畜饲养业相结合的南稻北栗格局。并在4000年前建立起我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朝,形成发展为华夏民族与华夏文明的雏形,成为各氏族部落的共同认同文化。

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大系统的格局,是由南北自然降水因素决定的,农耕文明的高低决定因素在于水利。只有富饶的土地与丰富的水源,才能保证农耕生产的稳定高产,保证农民生活的富足和氏族部落的繁荣稳定。

农耕文明本质上需要顺天应命,需要守望田园,需要辛勤劳作。它不需要培养侵略和掠夺的战争技艺,而是需要掌握争取丰收的农艺和园艺;它无需培养尔虞我诈的商战技巧,而是企盼风调雨顺,营造人和的环境。尽管农耕文明不都是田园牧歌,也有争斗和战乱,但较之于游牧文明和工业文明,具有质的不同,是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形成,并得到各氏族部落方国广泛认同的基础与根本。

在人类从原始采摘、渔猎生活走入以固定农耕生产为主的生活方式中,人们从依赖果树和河流湖泊丰富的地理环境,转向以依赖土地和可控水源的地理自然环境。那么,在这两种人类生活依赖环境的转变过程中,人类必然要对前期依赖的丰富河流湖泊,进行改造、控制,以满足向农耕生产方式的转变。这就是尧舜禹时期,古中国、华夏地区人民,大规模治理洪水的根本原因,而不是因为突然持续遇到了世纪大洪水。

在上古史料记载中,唯一得以确认的大禹治水地点,就是位于淮河流域的涂山地区。大禹在此开山劈岭,疏通淮河,大会万国诸侯。而以涂山为中心的淮河南北广大地区,正是河流纵横、湖泊沼泽四处土地肥沃的广大平原地区。不仅是早期华夏人民从事采摘渔猎的最佳地区,也是农耕文明形成并发展的最佳自然环境。远古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发展的考古证据,在双墩文化遗址中得到了最好的印证,出土了大量的兽骨、鱼骨、贝壳,以及形似靴子、用鹿角制成的器物、网坠、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陶片等。充分显示了7000年前,涂山地区人民以渔猎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情景。

以渔猎为主的生活方式,洪水洪涝对人类生存影响并不大,相反却是有利因素,可以提供更广阔的水域,供鱼类生长,为人类提供更大量的鱼类资源。只有农耕文明高度发展,才需要对这些土地富饶,受洪水洪涝影响比较大的平原地区,进行洪水治理。这才是尧舜禹时期,鲧、禹父子两代大规模治水的根本原因,是渔猎生活方式转向农耕为主生活方式的关键节点。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水畅茂, 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如果把大禹在淮河涂山治水的事实与这段史料的描述结合分析、推论,笔者可以做一个合情合理、符合远古华夏先民生活发展轨迹的判断:只有淮北地区的平原区域,才可能出现“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水畅茂, 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的情景。而“五谷不登,禽兽逼人”才是大禹治水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洪水危害了华夏人民的直接生命安全。

建国后,新中国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淮河流域的全面治理,集淮河区域、全国资源的全部能力,才使得淮河流域的水患得以基本解决。如果现有淮河的水利大坝,全部不复存在,每年五、六、七月份的季节降水,都会使得淮河平原大面积的土地遭受水患而颗粒无收,严重影响淮河流域的农耕生产与人民的生活稳定。淮河流域的水患不治,“虽欲耕,得乎?”。

因此,大禹治水完全是华夏人民农耕文明高度发展下的必然举措,是华夏文明高度发展的物质基础,而这个华夏地区实际上就是以淮河流域涂山为中心的广大土地肥沃、河流众多、湖泊遍地的平原地区,而涂山北部二十公里处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正是华夏地区人们生活的中心区域——夏朝国都。“涂山顶上挂杂草,淹不到古城一颗草”,四方湖畔古城遗址独特的地理环境,是华夏先民数千年稳定从事渔猎生活、农耕生产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进而形成为夏朝国都这一华夏民族的精神家园。大禹治水成功,“然后中国得而食也”也充分显示原始中国,正是对四方湖地区的称谓。(作者:赵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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