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创前沿】孙若风:文创时代——天工开物 迎接中国审美创新大潮
【文创前沿】bjcc-top
【专家视点】
文创时代——天工开物 随物赋形
文/ 孙若风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驻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文化和旅游部科教教育司原司长)
先秦时期的孟子表达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思想。《天工开物》是对百工的礼赞,表现出审美上的大众情怀和世俗精神。中国自古以来,在审美创造上就追求大众性,精英化、贵族化作品并不特别受待见。诗经《风雅颂》,“风”冠其首。它是各地民歌民谣,置于被视为正音的“雅”、朝廷之音的“颂”之前。在古代一些当权者或文人心目中,美是有雅俗之分的,比如所谓俗文学,指的是世俗化、商业化、以满足娱乐消遣需要的作品,像说书、戏曲之类,但“雅”不是体现在远离社会大众上。这种大众化追求,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民为贵的民本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唐宋诗词,很多都是靠坊间歌女传唱流传开来,“凡有水井处皆唱柳词”。宋人彭乘的《墨客挥犀》记载了白居易写诗先念给老婆婆听的故事。这种对审美参与者的尊重是一视同仁的,匈奴长期与中原打仗,然而,《匈奴歌》却收进了北宋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中。北齐王朝奠基人高欢的手下斛律金唱的《敕勒歌》,唐初李延寿在《北史》中就提到它,同样收入《乐府诗集》,明代王世贞称其为“一时乐府之冠”。对来自异域的文化艺术,也表现出欣赏的态度,唐代两京胡风盛行,胡食、胡服、胡乐、胡舞,从西域到中原,从市井到宫廷,一路受追捧。“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白居易都是著名铁粉。
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很多作品都是主动与互动合成的作品。文人雅集,相互唱和,共同选定主题、营造环境,相互激发,相互酬答,雅人、雅事、雅兴,成就一段又一段风流。在共同的创作活动中,可以在现场,也可以寄达;可以是各自完成作品,也可以是你一句我一句或你一笔或我一笔共同完成;可以是诗来诗往,也可以是琴、棋、书、画、乐、茶、酒、香、花等等纷繁杂陈,还有曲水流觞一类的游戏。如果抽去这些互动生产生的作品,中国的文学艺术将大会逊色,比如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就是与白居易的唱和之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白居易《琵琶行》则记载了他在浔阳江头与琵琶女同病相怜、互为知音的过程,彼此成就了一首好曲、好诗。中国古代优秀小说、戏曲也是在勾栏瓦肆中,说书人、表演者与“列位听官”、“列位看官”共同打磨出来的。
原生来自新的发现和创造。创新是中国审美的传统。古汤《盘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易·系辞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审美一直贯穿着这样的“日新”的精神、通变的态度。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专门论述文风、审美与时俱进、“与世推移”的规律,并且在分论各类文体时用历史考察的办法分析了它们的流变。以变求新,是中华文化保持着生命力的关键,也是中华美学保持着持久魅力的关键所在,一部中国传统美学史,就是一部审美活动的创新史,它系统地表现在审美理念、方式、方法、途径等几乎所有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又特别重视对已有文化资源的新开发,在已有曲调上翻唱新声,以此作为求新求变的一种方式。比如用典,是中国诗歌的重要特色,刘勰说它是“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而成功用典,又总能故事求新,不露痕迹。从今天来看,用典就是原有创作成果的衍生成果。唐代诗人元稹根据自己经历写了《莺莺传》,很快就有了同一题材的曲词,又有了鼓子词、话本、诸宫调,又有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此后还不断有新的“二次元”出来,已经类似于今天所谓IP。
审美是超功利的,但是,组织开展审美活动,提供审美服务,可以是产业的。通过产业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更便捷的渠道和方式。在大众性的创业创新中,文创是其中最活跃的部分。文创不仅自成门类,而且赋能于越来越多的相关行业,成为相关行业之间的黏合剂。乡村创客是城市“双创”的下乡,文创更是其主要手段。近年来倡导“工匠精神”,而精益求精的工业精神和呕心沥血的敬业精神,正与古人在制作产品的时候倾注自己的情感、美感是一致的。今天的生产大多是流水线、批量化,但不意味着找不出可以与古人一样注入情感的渠道。从已有的文化艺术产品中提取有代表性的符号元素去与相关行业的产品融合,是一种文创方法,但不只这种方法。其实,只要产品经过创意比过去多了人性化、多了出人意料的巧思,多了克服困难的技艺,让欣赏者、消费者多了些舒适、惬意,对藏匿在产品背后的制作过程中的智慧有所领悟,对其中精湛的技艺、娴熟的手法,淋漓尽致的表达有所体会,对产品中尚存的人的温度有所感知,能得到精神的滋养,那么,都是符合美学本性的生动表达,都是好文创。
赞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