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攽:戏谑当要真性情 五柳七
北京晚报 | 2021年0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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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管吐槽叫戏谑,或谐谑,总之戏谑是风尚,说话都挺虐。
个中高手,论人气,拉流量,排座次,苏轼当仁不让是首选。不过,在宋人笔记的字里行间,藏着位戏谑的高手,叫刘攽(bān)。
刘攽,字贡父,历代笔记里,多用刘贡父称之。刘攽以治史著称,和司马光同修《资治通鉴》,主汉史。亦负诗名,《全宋诗》里录其1728首诗。《四库全书》收刘攽《中山诗话》一卷,称“攽在元祐诸人中,学问最有根底”。
刘攽出身名门。先祖可追溯至西汉楚元王刘交。刘交是高祖刘邦同父异母的兄弟。前两年刘强东发寻祖公告,热心网友帮他找出来的热门人选,就是刘交。
苏洵、苏轼和苏辙,史称“三苏”,家喻户晓。刘家也有男团,不遑多让。刘攽的祖父刘式是李煜南唐时的进士,定居新喻(今江西新余),建“墨庄”藏书数千卷。刘攽和他的哥哥刘敞、侄子刘奉士由此被称为“墨庄三刘”(又称“新喻三刘”)。三人考校《汉书》,后世汇编为《三刘汉书》。
如果让刘攽主持一期吐槽大会,肯定星光熠熠。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都可请来,是当仁不让的咖位,看他们即兴发挥才精彩,不用别人写好本子,上台来演戏。
谐当皆可言 笑人亦被笑
戏谑能在宋代形成一种风尚,和大环境分不开。
有外因,北宋开国,“丕变敝俗,崇尚斯文”,社交生态宽松;有内因,文人们崇尚交游、宴饮、酬唱,社交心态轻松。
宋代文人圈自然并非一团和气,照样有党争,搞诗案。朝堂之上多了些玩笑,少了些万岁。大家都是即兴发挥,可不是事先有人写好本子,上台连尴尬都是表演的。
为何宋人多诙谐?还在于宋人爱记笔记,记的都是此类段子,或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或是街谈巷议,或是野史杂闻,都被用来补正史的不足。宋代庄绰写三卷笔记故事,取名《鸡肋篇》。他只是自嘲,这些戏谑故事不鸡肋,内容有嚼头。
曾巩为刘攽写祭文,赞其“强学博文,超绝一世”,说他上至诸子百家,经史子集,下至俚闻野记,鬼怪逸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满朝文武,都会向他请教,回家都觉得找到好老师了。“可见俚闻野记,鬼怪逸事”没被轻视,都当做了正经学问。
苏轼刘攽们喜戏谑,因他们放得下身段,学问不拘一格,做人也不拘一格。
李常是个好例子,刘攽很喜欢怼他。李常字公择,生平不简单,年少时在庐山五老峰抄书9000卷,建为李氏山房,还写了中国第一部会计学专著《元祐会计录》。
《东坡集》里讲过一个故事,李公择刚开始学草书,还不能融会贯通,总夹杂着楷书、行书。刘贡父笑他写的是“鹦哥娇”,意思是鹦鹉鸟话里夹杂着人言,总归不地道,类似说人“洋泾浜”。后来李公择写得有进步了,问仆人,我写得比以前好点没有?仆人回道:“可谓秦吉了矣。”秦吉了,典出白居易诗:“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颈红;耳聪心慧舌端巧,鸟语人言无不通。”
李家小厮堪比扫地神僧,补起刀来都有典有据,借力打力,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当主子的竟也不觉冒犯。在宋代,戏谑是全民娱乐,群众基础广泛,吐槽面前倒能人人平等。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谈谐语,认为“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谐是“皆可言”的大众文化,不是黑,不是喷,谁都能幽他一默。
还是讲回李公择。李公择在秘书省种竹子,扬言要让后人说“这是李文正种的竹子”,自许死后可谥号“文正”。刘攽知道后,笑话他“李文正不仅能系笔,还会种竹吗?”当时京师有个笔工正好叫李文正,手艺好,很出名。不成想,刘攽后来在西省当官,也跑去种竹子,让苏轼想起了这个茬,题诗《次韵刘贡父西省种竹》一首:“旧德终呼名字外,后生谁续笑谈余。”
可见强如刘攽,终日笑人,也有自己被抓住话柄的时候。
挖苦王安石 就要当着面
王安石和刘攽是老乡,都是江西人。两人交情不错,《却埽编》里说,“刘贡父旧与王荆公游甚款,每相遇必终日。”不过王安石力主变法,刘攽总是唱反调。
刘攽写《中山诗话》,说王安石“嗜谐谑”。《何氏语林》认为,和刘攽比起来,王安石略逊一筹。“介甫(王安石)喜谈经术,虽馆阁诸公莫与争锋。惟刘原父(刘敞)兄弟来,介甫为之小屈。”
王安石著《字说》,共二十卷,认为汉字音形有至理,但理论却有牵强附会之嫌。王安石的一大爱好就是跟人说字,刘攽说“每见介甫道《字说》,便待打诨。”
杜甫有诗《游龙门奉先寺》,其中一句“天阙象纬逼”,王安石把“阙”改为“阅”,清时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论古文,王安石在宋人无人可比,论写诗,则终身门外汉,“阙改阅”就是点金成铁的玩法。可当年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盛赞王安石改得好,刘攽撇了撇嘴:“黄庭坚那是怕他。”
王安石还给刘攽改过诗。“壁门金阙倚天开,五见宫花落古槐。明日扁舟沧海去,却将云气望蓬莱。”刘攽本来写的是“云表”,王安石改成了“云气”。倒是没看到刘攽有什么说辞。
王安石喜欢说字,刘攽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归田录》载,王安石曾经拿刘攽名字开涮,把“攽”字拆开,说:“刘分攵不值一分文。”刘攽立刻拿“安石”两字反击:“失女便成宕,无宀真是妒,下交乱真如,上交误当宁。”
王安石还算好,另一个拿刘攽名字开玩笑的人,“坟头草”都老高了。王汾和刘攽一起上朝,听到叫班声,宋代叫班多呼“班班”,名叫换班,王汾对刘攽来了个上句:“紫宸殿下频呼汝。”刘攽立刻对了个下句:“寒食原头屡见君。”谐音梗,汾与坟同音。
《闻见后录》里还有个故事,刘攽曾经跟王安石开玩笑:“三鹿为麄,鹿不如牛;三牛为犇,牛不如鹿。谓宜三牛为麄,三鹿为犇,若难于遽改,欲令各权发遣。”大致意思是,麄同粗,论个头鹿比不上牛;犇同奔,论跑步,牛比不上鹿。这两个字不科学,不如把意思替换一下,这事不好办,可以打发那些“权发遣”来办。宋代任命官员,资历不够,被破格提拔的,官衔上会加个“权发遣”。王安石秉政,如欧阳修、苏轼、刘攽这样的老人不配合,只好用新人,“权发遣”就多起来了。刘攽明面上是说字,暗讽的是王安石用人不明。
刘攽和王安石斗嘴,无意间一句话拯救了梁山泊。《邵氏闻见录》说,王安石“好言利”,执政行事把利字摆中间,曾有人给王安石出了个馊主意,把梁山八百里水泊填了种田,王安石想到个问题:那梁山的水排到哪儿去呢?刘攽打趣说,在附近再开个八百里水泊不就好了。“荆公笑而止。”幸好如此,要不就没后来宋江什么事了。
刘攽因谐谑,让不少同僚“心衔之”。神宗年间,刘攽知太常礼院,就把同僚得罪了个遍。孙觉又高又胖,孙洙又矮又瘦,还留着大胡子,刘攽就给人起外号叫大胡孙、小胡孙。
《宋史》里替刘攽惋惜,说他“为人疏隽,不修威仪,喜谐谑,数用以招怨悔,终不能改”。谐谑是性情,是臭脾气,还真不好改。石中立,在《宋史》里被说“好谐谑”。郎中上官泌劝他当官要慎口,石中立回了句:“下官口干上官鼻(谐音泌)何事?”
刘攽戏谑尺度大,拿人家身体缺陷开玩笑,的确过分。不过,他并非吐槽起来没底线。《道山清话》说了句公道话,“刘贡父平生不曾议人长短,人有不韪,必当面折之。”王安石上位时,大臣们曲意逢迎,只有刘攽敢当面攻击他。但是在背后,刘攽从来没说过王安石一句坏话。
刘攽说白了是个耿直boy。怼人都是当面锣对面鼓,“人有不韪,当面折之”,才是清澈为人之道。
一对好损友 最后竟无语
刘攽比苏轼大13岁,王安石推新法,两人都是反对派,政见相同。
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力主在科举中废诗赋而用策论,苏轼作《议学校贡举状》,陈说隋唐以来诗赋取士,卓有成效,不应废除。刘攽上奏《贡举议》,直言时下科举的问题,不是考生不行,而是考官不行。两人一起唱反调,自然靠边站。
刘攽和苏轼相交大约20年,都是放荡不羁的性子,重要的是意气相投。两个人唇枪舌剑,见招拆招,给后世留下了不少谈资。
“三白饭”的故事最出名,但不少讲述有出入。一天苏轼对刘攽说,有人曾经请他吃过一次“三白饭”,是人间至味。刘攽问三白为何物,苏轼说“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过了些日子,刘攽下书请苏轼过来吃“皛(xiǎo)饭”。苏轼到了刘家,一看桌上摆的是萝卜白饭和咸盐,才明白是刘攽旧话重提。苏轼欣然吃罢,临行时说打算回请刘攽吃顿“毳(cuì)饭”。刘攽肯定知道苏轼没安好心,但仍好奇何为“毳饭”。次日到了苏府,干坐良久,不见苏轼上饭,刘攽催问再三,苏轼才回说:“盐也毛,萝卜也毛,饭也毛,这不就是毳饭吗?”《通雅》载,江楚广东呼“无”曰“毛”。
明代郎瑛《七修类稿》中有个“前传”,说“皛饭”是苏轼在钱勰家吃到的。三白有差别,变为了“饭一盂、萝卜一碟、白汤一盏”。
“三白”之说源自唐代,杨晔在《膳夫经手录》说:“萝卜,贫寒之家与盐、饭偕行,号为'三白’。”
苏刘两人相戏,百无禁忌,但亦有暖心之举。刘攽妻子去世之后,内心孤苦,苏轼作《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宽慰刘攽:
岁恶诗人无好语,夜长鳏守向谁亲。
少思多睡无如我,鼻息雷鸣撼四邻。
最后一句,以呼噜声自嘲,博友一乐。
刘攽晚年,饱受风疾之苦,须眉脱落,鼻梁断坏,苏轼还诌了个“逼孔塔(鼻孔塌)”的典故挖苦他。《东坡志林》载,刘攽临终时,苏轼前去探望,刘攽因风疾已不能言,“默为祈死”。
两位最佳损友,在刘攽人生的最后一刻,竟无言以对。戏谑到尽头,总归笑是别人的,泪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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