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往事

01

这两天看人对棉花的事情议论纷纷。我说不上话，倒是因此想起来一些和棉花有关的往事。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村里开始种棉花。具体的时间，我现在记不清了。

种棉花很苦。

苦在哪里？第一，棉种要用农药浸泡，否则就会被田里的老鼠吃掉。而浸泡农药是很危险的活。

棉种种到田里，要及时打叉子，不能让棉花疯长，要不产量就很低。打叉子是很辛苦的活。往往是最在一年里夏天最热的时候。

再就是打农药。

棉花在生长的过程中，特别容易招虫子，要打农药。打农药很危险，往往是最热的酷暑天，也最容易中毒中暑。

我印象里，每年那个时候，都有人因为农药死掉。那个时候都穷，贫贱夫妻百事哀，两口子吵架，很容易喝农药自杀。而且，死的往往是妇女。

再后来就是摘棉花，也很苦。

那时候机械化很少，还是对未来的向往，所以都是手工劳动，很累很累。

棉花摘光了，还要刨棉棵子，拉回家做柴火。棉棵子比麦秸好烧，热量高。

前不久我在珠海参观一个生物发电厂，就是把废弃的植物秸秆压制成炭块燃烧发电。当时我就想到了棉壳子。

记得棉籽可以压榨油，有一段时间，没有豆油吃，家里吃棉籽油。不好吃。好像是有毒，或者是提纯不好。具体怎么回事儿，忘记了。

那个时候没有电。棉籽油点灯，烟很浓。

当然，用豆油更惨。一灯如豆，现在的人很难想象了。

我们家里现在最年长的是我妈和我姑，这些苦活苦日子，她们都经历过。

我记得我们那里有一阵子还种过水稻。很短的时间，有一两年，把旱田变成水田。其实我们那里是不合适种水稻的，历史上没有这种种植习惯。

我那时候还小，就记得大人干活，我在水渠边玩蚂蟥。蚂蟥被人捉住，会很快缩成一个球。过一会儿发现没人，就又变成长条要回到水里，我就拿个小杆子敲打。

那个时候很少水鞋防水靴子，很多人赤脚在水田里，常常被蚂蟥吸血。蚂蟥站在腿上脚上吸血，不能使劲儿扯，要用力拍打，才能拿下来。

我和小伙伴儿常常用田里的柴火电话，烧蚂蟥。记忆里，气味很难闻。

当时，在我的印象里，蚂蟥是很坏的东西，就像坏人一样。不过，那个时候，坏人很少见，都是在电影里才能见到，或者大喇叭里播新闻才能听到。

02

后来读书，包括看电影，知道最早的美国，是靠种棉花和烟草发家起步的。电影《汤姆叔叔的小屋》、《乱世

佳人》，里面的黑奴，都是种植棉花和烟草的。

我小时候，家里也种过烟草。一般都是在自家的菜园里，量很少。具体是多少，因为年龄小，说不上来，我现在的感觉，不会超过一亩。

模糊记得种烟草要炕苗，或者去集市上买烟苗。印象里和茄子苗差不多。

烟草长起来很快，好像也需要打叉子，捉虫子。是不是开花，记不清楚了。

打叉子和捉虫子的活，是我奶奶和我妈她们做的，我当时的年纪，记忆里好像就是在田头上玩耍。

烟草对土地的肥力拔得很快，我记得要上很好的肥料，比如用豆饼。

豆饼是黄豆榨油后剩下的豆粕。压制成很密很重的豆饼，一般是十几斤或者几十斤。一般是用来给牛马等大牲口的饲料。

我们小时候没得吃，有时候会啃这个。

如果用来肥田，当然是最好的肥料。我记得种烟叶，要想烟叶长得好，就要上豆饼。

豆饼要埋得深，要不会被田里的老鼠给偷吃了。或者拌上农药。

中国有一段时间用农药很厉害。现在我不知道了。

花生榨油之后，剩下的花生粕，压制成饼，那个花生饼比豆饼好吃。因为压制得特别密实，很难啃。但很好吃。

那个年代。日子苦。有块花生饼啃，会觉得很幸福。

现在想想，我们居然都是这样长大的，真不容易。和现在的孩子们比。

03

我印象里，莫言写过摘棉花。我查了查，发现他有一部小说《白棉花》。他写的那个时段，应该和我的记忆吻合。

我们老家离莫言的老家高密开车要几个小时，都是山东地儿。只不过一个是孔孟故里，一个是属于胶东比较靠里一点的地方。在当时那个年代，执行的政策应该差不多。

下面是莫言小说里开头楔子部分的内容：

人类栽培棉花的历史悠久，据说可上溯一万年。我想可能不止一万年也可能不足一万年，这问题并不要紧。棉花用途广泛，一身都是宝，关系到国计民生，联系着千家万户，是一类物资，由国家控制，严禁黑市交易，这东西很要紧。知道炸药吗?就是董存瑞举着炸碉堡那种东西，那东西里有一种重要的配料，就是从棉花里边提炼出来的。

我们高密县是中国小有名气的产棉县，因为棉花我们县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表扬。说有一年朝鲜领导人跟中国要棉花，周总理给高密县长打了一个电话，说高密县，你们弄点棉花支援一下朝鲜吧。高密县就把全县的棉花集中起来，往朝鲜运。刚运去一半，那边就说，够了够了，不用运了，再多就没地方放了。周总理很高兴，说高密县真是好样的。全县人民至今还为此事感到骄傲。

关于棉花我自认为是半个专家，从种植到加工，这期间的每一个过程我都清楚。因为我曾亲自干过这些事，而且干了很久，请允许我啰嗦一会儿，关于棉花。

农历三月中旬，由于太阳开始向我们靠拢，地温上升，河水开冻，蜷缩了一冬天的农民们，从窝里钻出来，神抻胳膊舒舒腰，人都仿佛长高了几寸。

那年我17岁，方碧玉22岁。我们怀揣着大队里的证明信，背着铺盖卷儿，走出了从未离开过的村庄，踏上了通往县棉花加工厂的车马大道。支部书记的疤眼儿子国忠良像个跟屁虫一样跟在我们背后。他完全有理由跟在我们背后，因为他和方碧玉订了婚。在我们那儿，定婚契约似乎比盖着大红印章的结婚证书还要重要。我不清楚国忠良的准确年龄，估计将近30岁吧。我恨这个家伙。我几乎把他看做了我的情敌。当然，这字眼既抬举了他也抬举了我自己。我用仇恨的目光斜视着这个身躯高大、俨然一座黑铁塔似的我们村的太子。他马牙、驴嘴、狮鼻，两只呆愣愣的大眼，分得很开，脸上布满了青紫的疙瘩，眼皮上有一堆紫红的疤痕，据说是生眼疖子落下的。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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