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师跑进教室去，按照课本上所说的复述一遍……太无聊了！

我如果当大学教师，还是不将我的行业叫做“教书”。依理说，大学生该比中学生更能够自己看书了；我或是自己编了讲义发给他们，或是采用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或别的书给他们做课本，他们都可以逐章逐节地看下去，不待我教。如果我跑进教室去，按照着讲义上、课本上所说的复述一遍，直到下课铃响又跑出来，那在我是徒费唇舌，在他们徒费时间，太无聊了；我不想干那样无聊的勾当。

我开一门课程，对于那门课程的整个系统或研究方法，至少要有一点儿是我自己的东西，依通常说法就是所谓“心得”，我才敢于跑进教室去，向学生口讲手画。我不但把我的一点儿给与他们，还要训导他们、帮助他们，各自得到他们的一点儿。惟有如此，文化的总和才会越积越多，文化的质地才会今胜于古，明日超过今日。这就不是“教书”了。若有人问我这叫什么，我的回答将是：“帮助学生为学”。

据说以前的拳教师教徒弟，往往藏过一手，不肯尽其所有地拿出来；其意在保持自己的优势，徒弟无论如何高明，总之比我少一手。我不想效学那种拳教师，决不藏过我的一手。我的探讨走的什么途径，我的研究用的什么方法，我将把途径和方法在学生面前尽量公开。那途径即使是我独自开辟的，那方法即使是我独自发现的，我所以能够开辟和发现，也由于种种的“势”，因缘凑合，刚刚给我把捉住了；我又有什么可以矜夸的？我又怎么能自以为独得之秘？我如果看见了冷馨的书，或是收集了难得的材料，我决不讳莫如深，绝不提起，只是偷偷地写我的学术论文。别的人，包括学生在内，倘若得到了那些书或材料，写出学术论文来，不将和我一样的好，或许比我更好吗？将书或材料认为私有的东西，侥幸于自己的“有”，欣幸于别人的“没有”，这实在是一种卑劣心理；我的心理，自问还不至于这么卑劣。

我不想用禁遏的办法，板起脸来对学生说，什么思想不许接触，什么书籍不许阅读。不许接触，偏要接触，不许阅读，偏要阅读，这是人之常情，尤其在青年。禁遏终于不能禁遏，何必多此一举？并且，大学里的工夫既是“为学”、既是“研究”，作为研究对象的材料该是越多越好；如果排斥其中的一部分，岂不是舍广博而趋狭小？在化学实验室里，不排斥含有毒性的原素；明知它含有毒性，一样地要教学生加以分析，得到真切的认识。什么思想什么书籍如果认为要不得的话，岂不也可以与含有毒性的原素一样看待，还是要加以研究？学生在研究之中锻炼他们的辨别力和判断力，从而得到结论，凡真是要不得的，他们必将会直指其要不得。这就不禁遏而自禁遏了，其效果比一味禁遏来得切实。

我要作学生的朋友，我要学生作我的朋友。凡是在我班上的学生，我至少要知道他们的性情和习惯，同时也要使他们知道我的性情和习惯。派与我的课程，假定是宋词研究或工程设计，似乎没有关系，可是谁影响他的确没有关系？我不仅仅在教室内与学生见面，当休闲时候也要与他们接触，称心而谈，绝无矜饰，像会见一个知心的老朋友一样。他们如果到我家里来，我决不冷然地问：“你们来作什么？”他们如果有什么疑问，问得深一点的时候，我决不摇头地说：“你们要懂得这个，还早呢！”问得浅一点的时候，我决不带笑地说：“这个还要问吗？我正要考你们呢！”他们听了“你们来作什么”的问话，自己就想，说不出来作什么，以后就再也不来了。他们见到问得深也不好，问得浅也不好，不知道怎样的问才不深不浅正合式［适］，以后就再也不问了。这种拒之千里的语言与态度，对于不相识的人也不应该有，何况对于该是相亲的朋友？

我这是不忘记“教育”那个总目标；无论我教什么课程，总得对那个总目标负责。假定我的课程是宋词研究或工程设计，我决不作如是想：教了宋词研究或工程设计之外，再没有我的事儿了，我不妨纵情任意，或去嫖妓，或去赌博，或作其他不正当的事。我要勉为健全的公民，本来不该作这些事；我要作为合格的大学教授，尤其不该作这些事。一个教宋词研究与工程设计的教师，他的行为如果不正当的话，其给与学生的影响虽是无形的，却是深刻的；我不能不估计它的深刻的程度。我无法教学生一定要敬重我，因为敬重不敬重，在学生方面而不在我的方面；可是我总得在课程方面同时在行为方面，尽力取得他们的敬重，因为我是他们的教师。取得他们的敬重，并不为满足我的虚荣心，只因为如此才证明我对课程同时对那个总目标负了责。

无论当小学、中学或大学的教师，我要时时记着，在我面前的学生都是准备参加建国事业的人。建国事业有大有小，但样样都是必需的；在必需这个条件上，大事业小事业彼此平等。而要建国成功，必须使参加建设各种事业的人个个够格。因此，当一班学生毕业的时候，我要逐个逐个地审量一下：甲够格吗？乙够格吗？丙够格吗……如果答案全是肯定的，我才对自己感到满意；因为我帮助学生总算没有错儿，我对于建国事业也贡献了我的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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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叶圣陶文集》、高校人文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