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瑜 | 云南地方史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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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今天的推送应该是新年贺词的,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方国瑜先生的《云南地方史导论》分享与大家共同学习。方国瑜先生是“滇史巨擘”,《云南地方史导论》富有学理性和思想性,对开展云南历史与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滇史”公众号2020年推送文章的选取工作也将以此为指导。

云南地方史导论

方国瑜

云南地方史是中国史的一部分

云南地方史的范围就是以今天云南省的行政区划为空间,由此上溯到人类诞生的远古为时间;也就是说,自古及今,凡在今云南省地区发生的人类的社会、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活动,都属于云南地方史的范围。云南是中国的一部分,云南地方史也是中国史的一部分。

自秦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以来,云南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个政区。和一切事物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一样,任何地名都有其产生、演变的历史。“云南”作为政区名号由小而大,初为县名,继为郡名,它包含着二千多年历史发展的曲折进程,记录了各族人民改造自然、创造历史的光辉业绩,象高矗入云的丰碑,镌刻着云南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共同缔造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不朽篇章。

秦时在云南开道置吏。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今云南建置益州郡,治所在滇池县(今晋宁晋城),领二十四县。云南为其中一县,辖境相当于今祥云、弥渡、凤仪、宾川一带。益州郡连同稍早建立的牂牁郡、犍为郡、越巂郡的一部分,包括了今天云南省的大部分地区。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分益州郡西部设永昌郡,云南县划属永昌郡。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分永昌郡东部及越巂、益州二郡部分地设置云南郡,治云南县城(今祥云云南驿)领七县,包有今大理州、丽江地区以及姚安、大姚诸地,为南中七郡之一。七郡中除云南郡外,还有永昌郡(在澜沧江以西)、建宁郡(在滇池及其东部)、兴古郡(滇东南)、朱提郡(滇东北)、牂牁郡(在黔西)、越巂(川西南、大渡河以南)。南中七郡统属于庲降都督。到西晋泰始六年(公元二七〇年)设宁州,从此云南成为直属中央的大区,为全国十九州之一,任命刺史统治,此制延续到南朝未改。

隋代,于原宁州地设置宁州总管府。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为南宁州都督府,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分设姚州都督府,称姚州云南郡。开元年间,唐朝封南诏皮罗阁为云南(郡)王,阁罗凤继袭,扩张势力,尽有南宁州之地。其地界“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骡、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分政区为十賧、六节度、二都督。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唐封异牟寻为“南诏”,设“云南安抚使司”,由西川节度使兼理“云南安抚使”。至此,“云南”由洱海地区的郡名扩大为相当于今云南省区的称谓。如袁滋《云南记》、韦齐休《云南行记》、樊绰《云南志》都是以“云南”作为南诏地名,统称南诏所属的广大地区,其范围比今云南省还要大。

五代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段思平得势于大理,传十四世为髙氏所夺,称大中国,仅二年,至宋哲宗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段正淳立,高氏扶政,仍称大理国,传八世至段兴智为蒙古所灭。段氏三百余年间,多次受宋王朝册封。宋徽宗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又特授大理首领段和誉为“云南节度”,其辖境与南诏相近。

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远征大理,世祖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设云南行中书省,分置路、府、州、县,和全国行政建制大体一致。在边境和少数民族地区则设宣慰司(先后有十)、宣抚司(先后有三)。

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命将平定云南,设云南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并称三司,上设云南巡抚、巡按,省下设府、州、县、卫所,在边境和少数民族地区设宣慰司、安抚司和长官司。

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出兵平定云南,沿明制置承宣布政使司,为云南省。设云南巡抚,并设云贵总督,辖滇黔两省。省下设道、府、州、县,其中有直隶厅、直隶州。边地和少数民族地区设宣慰司、安抚司、长官司及土目、土弁、掌寨等。

云南的范围,唐、宋、元不断扩大,至明、清又缩小,直至形成今天的境界。云南地名的由来清楚地表明,云南各族人民的历史始终是中国史的一部分。

云南历史发展的过程,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关系,在各时期有不同。秦时开道置吏,西汉设为郡县,延至南朝爨氏称霸,隋代、唐初复设州县。天宝以后蒙氏称强,后经郑、赵、杨、段、高诸氏更替,到元代设置行省。与历代王朝的政治关系,有时受王朝政权的直接统治,有时受王朝政权的间接统治,政权形势有所不同,国家主权则无二致。有人以政权形式分界,认为云南的历史,有时在中国历史之内,有时在中国历史之外;甚至认为元代以前,云南不是中国版图的一部份,而是“别种殊域”、“外族和外国”。这是只知有王朝,而不知有中国的谬论。不仅歪曲了云南历史发展的过程,也破坏了中国历史的整体;不仅割裂了云南各族人民自古与祖国的历史联系,也否认了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确阐述云南历史要批判这种错误观点。

云南的历史发展过程,有时不受中原王朝直接统治,但与祖国的经济文化联系仍然是紧密的。这方面的记载甚多,不待多说。即以政治联系来看,也并未断绝,云南地方统治者也不认为脱离中国。爨氏统治时期,其家族自相承袭,但仍奉南朝正朔。魏将尉迟回南伐,尽得巴蜀地,“西南夷威怀允洽”。后数岁,宇文周篡魏,益州为周所有,是时“土民爨瓒,窃据一方”,而以保定元年(公元561年)贡滇马于周,说明在政治上仍有联系。自后,隋开南中设州县,初唐更广泛设治。到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南诏阁罗凤建赞普钟年号,与唐决裂;但在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异弁寻请归唐朝,说:“人知礼乐,本唐风化”。“愿竭诚日新,归款天子。”“愿归清化,誓为汉臣。”自后累世受唐封号。到咸通元年(公元860年),世隆自称皇帝,与西川争战不休,而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南诏又请和,屡年议和亲。南诏与唐朝的朝贡关系,自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至乾宁四年(公元897年),见于记录约有一百次,政治联系是经常不断的。南诏亡后三十六年,段思平建大理政权,又二十八年(公元695年)宋灭孟蜀。宋朝与段氏的关系,有“宋挥玉斧”,划大渡河为界之说,此实不可信。但宋朝北有大敌,无暇顾及西南,则是事实。虽然如此,段氏求归宋朝,屡见于记录。他曾上书说:“累年以来,遣使乞修朝贡。”宋朝也曾册封过云南八国都王、云南节度。元初郭松年《大理行记》说:“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遗风焉。”这是南诏、大理以来与内陆密切联系,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交流融合的结果,也是元代建立云南行省的社会基础。

历史事实表明,南诏、大理的历史,当然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虽只加封号,为西川节度兼云南安抚司,不设直接的州县政权机构,仍是边州(羁縻州)的一种形式,属中国版图,为中国史的一部分。王朝不等于中国,王朝的疆域不等于中国的版图,王朝的历史不等于中国的历史。中国不是单一的汉族国家,而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以汉族为主干,互相依存,密切联系,结成一个整体,而云南各族人民自秦汉以来,就是这个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云南历史的发展,统一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之中。

云南的地理环境

地理位置、地理环境,地形、山川、土壤、气象、物产等构成的自然力是人类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无时不影响着人类的活动。人类在同自然斗争中,逐步认识自然,积累经验,创造和改进工具,提高适应、利用和改造地理环境的能力,在不断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并“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57页)当然,地理环境并没有决定社会发展,但是“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一一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进程。”(《斯大林文选》〔上〕第193页)人的历史活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不能离开地理环境,为要深入了解云南历史,对云南的地理环境要有充分认识。

云南省位于祖国西南边疆,地处北纬21°9′至29°15′,东经97°39′至106°12′之间。北与西藏、四川相连,东与贵州、广西接壤,南部与越南、老挝为邻,西部与缅甸相望。全省面积三十九万四千余平方公里,在全国名列第八。全省行政区划为七个地区、八个自治州、八个市、九十八县、十九个自治县、一镇。全省人口约三千万,全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全部或部分居住在云南的有二十四个,约一千万人,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为汉族,约二千万人。云南有彝族330.58万、白族112.57万、哈尼族106.01万、壮族91.59万、傣族81.74万、苗族76.02万、慄傣族49.13万、回族43.63万、拉祜族30.16万、仮族29.76万、纳西族23.6万、瑶族14.79万、藏族9.64万、景颇族9.25万、布朗族5.78万、普米族2.41万、怒族2.13万、阿昌族2.05万、基诺族1.22万、崩龙族1.27万、蒙古族0.59万、独龙族0.46万、苦聪人约2万。各民族在全省交错共居。各民族的先民大都在先秦就有踪迹可寻,都有悠久的历史。从已出土的文物看,云南是人类发祥地之一,自远古起,人类就已在云南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生息、劳动,创造着文明、谱写着历史。

全省地势北高南低,滇西北是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地势最高,平均海拔四千至五千米。梅里雪山的卡格博峰海拔六千七百四十米,为全省最高点。南部元江、澜沧江等大河谷地势最低,平均海拔五百米左右,河口的南溪河与元江汇合处,海拔七十六点四米,是全省最低点。

云南山区面积约占全省面积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受许多河流水系切割的高原山地,大致以元江谷地和云岭东侧的宽谷低地为界,将全省分为滇东高原和横断山地两大地形区。在两大地形区又镶嵌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坝子。

滇东高原,又称云南高原,主要布分在云南的东部、云贵高原西部,平均海拔高度二千米左右。乌蒙山、梁王山、牛首山、六韶山是高原面上的残余山地。

横断山地,也称横断山脉纵谷区,主要分布在云南的西部,是由高黎黄山、怒山、云岭等高大而狭窄的山脉与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上游)几条河流的深切河谷相间排列而成。横断山地的北段,山高林密,山地海拔一般在三千至五千米左右;南段为横断山余脉,地势向南,向西南缓降,河谷逐渐宽广。主要的山脉有云岭的余脉一一哀牢山与无量山;怒山的余脉——大雪山、邦马山;高黎贡山的西部分支——高黎贡山,槟榔山等。山地海拔一般不到三千米,相对高差几百米到一千米左右。

全省面积在一平方公里以上的坝子有一千四百四十多个,总面积近二万四千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其中较大的是:陆良坝、昆明坝、洱海坝、昭鲁坝、曲靖坝、固东坝、嵩明坝、平远街、蒙自坝、盈江坝等。

云南河流密如蛛网,主要有金沙江系、盘江系、红河系、澜沧江系、怒江系、伊洛瓦底江系。此六大水系蜿蜒于群山中,源远流长,水流湍激,难于航行,但有丰富的水力发电资源。

全省有大小湖泊三十余个,湖泊水面积约一千一百平方公里,总蓄水量二百九十亿立方米。主要湖泊有滇池(在昆明,面积约三百一十二平方公里)、洱海(在大理,面积二百四十九平方公里)、抚仙湖(在澄江,面积二百一十二平方公里)、程海(在永胜,面积约七十九平方公里)、泸沽湖(在宁蒗,面积五十二平方公里)等。

云南地处低纬带而地势较高,盆地多在海拔一千五百米左右,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只有温凉之更迭,而无寒暑之剧变,故有“四季如春”之说。但地势不同,气候亦有差异,西北高山峻岭区较寒,多冬少夏;西南狭谷低地较热,多夏少冬,河谷地带较酷暑,湖泊地区多温和。降雨量适中,干湿季分明,大部分地区降水量在一千毫米以上,但一年之中分配不匀。降雨时期常迟于芒种节令,栽秧缺水,收荻前又多雨;有时雨量过份集中,或暴雨骤至,大雨连天,又有河水泛滥之虞。

云南自然景观复杂,物产丰富,气候温和,给云南的历史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山高水险,交通不便,也有许多不利因素。云南经济文化长期落后于中原,省内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不能不是一个因素。在古代,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性较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新社会经济形态的出现。在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后,人们对自然斗争的力量又会在实践中得到新的提高。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一定可以更好地利用地理条件,改善自然环境,让云南的地理环境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促进社会经济向前发展。

云南地方史的内容和意义

地方史作为一门历史科学,它研究的是地方历史发展的过程和规律。.云南地方史就是研究云南地区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演进的沿革与过程;研究云南地方与全国的相互关系、历史联系,统一性和整体性;研究云南地方历史发展的特点,从中找出云南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科学的研究成果,为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九五四年秋天,我们在云南大学首创“云南民族史”课程,相继成立云南民族史教研室、研究室。云南民族史研究云南各民族如何相互联系、共同创造云南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推动社会发展。但是,云南民族史的题名尚有不足之处,因为云南历史是中国历史有机的组成部分,统一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之中;云南各民族是祖国大家庭的成员,与全国各族人民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云南历史发展始终与祖国紧密联系而有地方特点;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各民族对云南的社会历史发展都作出了贡献,而以汉族为主干联结各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云南历史。,这些内容都不是“云南民族史”这个题目可以概括的。中国通史只讲汉族史不讲少数民族史是错误的,云南地方史只讲少数民族史而不讲汉族史也是错误的。只讲云南少数民族史,是难以了解云南各时期社会结构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的。比如,要了解明代云南的社会结构,如果不讲明代的卫所制度,那么军户与民户分治,府卫相间等情况就很难弄明白。鉴于这种情况,讲授和研究云南地方史就十分必要了。于是我们于一九七八年秋把云南民族史课改为云南地方史课,把云南民族史研究室改为云南地方史研究室。“云南地方史”这个题目,既体现了云南史是中国史的一部份,始终统一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之中而有地方特点,又体现了云南各民族,以汉族为主干,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云南历史;既揭示了云南各时期的社会结构,又说明了各民族间的关系。因此,用“云南地方史”代替“云南民族史”是恰当的。

学习云南地方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因为一切事物都是作为一定的具体的历史过程而存在的。没有无历史的事物,也没有无事物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甚至自然科学也离不开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不了解历史上的中国,就不能更好地认识今天的中国。要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中国,没有历史科学是不行的。毛主席多次批评了那种忘记祖宗,不注重研究历史的极坏作风,告诫全党:“不要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把懂得历史知识,作为指导革命取得胜利的三个条件之一。今天,我们要建设云南,在云南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必须了解云南的昨天和前天,认真学习和研究云南地方史。不了解云南的历史,就不能更好地认识云南的现状,也就不能提出解决现实任务的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学习云南地方史,有助于我们总结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探索云南历史发展的规律,寻求改造云南、建设云南的规律。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深通古今成败之迹,了解历代政治得失,才能鉴往知来,不仅可以避免前人的失误,少走弯路,而且能够预见社会发展的未来,看到历史前进的方向,给广大人民以要求变革的信心和斗争的勇气,使我们在建设云南的现实斗争中变得更加聪明、更加自由和主动。

学习云南地方史,能开拓我们的视野,丰富历史知识,造就建设云南的各种有用人材,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学习云南地方史,可以使我们了解祖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激发我们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爱祖国、爱人民的热情,树立牢固的民族自信心,培养坚定的民族自立精神。使我们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以“振兴中华”、建设云南为己任,满怀信心地去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新云南。

云南地方史的分期

云南有悠久的历史,是我们远古祖先的故乡,也是世界人类发祥地之一。早在一百七十万年前,元谋猿人就生活聚居在这块土地上。云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文化是属于中国体系的一部分,由于历史、地理、经济诸因素,在历史进程中,云南比之内陆长期处于落后阶段。以中国封建社会而言,云南社会经济在元以前普遍处于地主经济前的阶段,即在全国统一性中,云南经济发展退缓而呈现不平衡性,于是,云南历史发展随中国历史发展而呈现地方特点。云南的历史发展的分期也与内陆基本一致而有不同阶段。大体说来,秦以前是部族联结时期,秦汉至南北朝是边郡制度时期,隋唐至两宋是边州制度时期,元明清为行省制度时期,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

在云南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始终保持着与中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而结成一个整体。统一性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不平衡性是次要的,从属于统一性又与统一性相辅相成。其政权形式以代表统一性的流官和代表不平衡性的土官相互作用,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云南社会经济也不断由落后阶段向前发展,而与内陆社会经济趋于一致。

汉朝在西南开设郡县以前,云南地区与巴、蜀密切联系的部族主要有:夜郎、滇、邛都、筰都、巂、昆明以及西僰。其中,夜郎、滇、邛都、筰都四个区域,都有“君长以什数”,分作很多部落,以夜郎、滇、邛都、筰都最大。至于巂、昆明,亦有众多部落,只是无“大君长”而已。大抵夜郎、滇,邛都三个区域是“耕田,有邑聚”的农业部族;而巂、昆明两个区域是“随畜迁徙”的游牧部族;而笹都为“或土著、或移徙”的半农半牧部族。此外,还有夜郎以西的僰人区域,受汉文化影响较大,修了“千顷池”种植水稻,有较高的治铜技术。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政权,立郡县,任命太守、令、长分治,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政体,两汉沿秦制而设置郡县孳多。在云南地区,秦时颇置吏主之,事已无法详考。普遍设置郡县则始自汉武帝时期。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牂牁郡、越巂郡,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益州郡,后又设犍为南部都尉。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分益州郡西部设永昌郡。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设七郡,由庲降都督统率。西晋泰始六年(公元270年)设宁州,领南中七郡,宁州为全国十九州之一。自此云南成为一个中央直属的大区。

由于云南社会经济尚处于地主经济前的阶段,因经济基础不同,政权的内容和形式也不能一律。故汉晋时云南政区虽统称郡,其具体设施又与内陆郡县不同而称为边郡(或初郡)。边郡的特点是:一、郡县区域,大都以部族联系的范围为基础;二、既设郡县,任命太守、令、长掌治之,又任命土长为王、侯、邑长,实行两重统治;三、边郡岀赋,由土长解纳土贡,无定额赋税;四、边郡太守主兵,由内郡遣戍。边郡的设立,加强了祖国的统一,加强了云南与内陆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对于开发边疆、发展生产、巩固统一有着重大作用。

隋代在云南设南宁州总管府(约为公元585年)任命土长为总管,听命于益州长史或西川节度使。唐改设南宁州都督府(公元618年),任命土长爨氏为都督,又分设姚州都督府(公元664年),任命蒙氏为云南郡王(公元738年)。贞元十年(794年)唐设云南安抚司,任命剑南西用节度使兼云南安抚使,又命蒙氏为“南诏”(官职),并赐印。公元九三七年段氏夺得政权,称大理国,在宋太平兴国初(约公元977年),任命大理段氏为云南八国都王。在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册封大理首领段和誉为“云南节度”。

唐初于全国设立十道,十道之外,在比较重要的地区设置诸府。府可分三种;沿边的重要地区设置都护府,内陆重要地区设都督府,京都所则置府尹。虽同称府,却有不同特点。都护府建立于边地,统领蛮夷部族。都督以政权不同,有边州都督与羁縻州都督之分,边州都督任命流官,而羁縻州都督则由土长世袭。羁縻州都督隶属于边州都督或都护,递相统率,以统治边缘地区。羁縻州都督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即其部落列置州县”;二、以部落首领为“都督、刺吏,皆得世袭”;三、“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并无稅赋供输”,仅由土长岁贡差发。

羁縻州制度决定于当时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它不是以民族特点而存在,而是因为社会经济的落后,而釆取的统治方式,对于加强中央与边地的联系,维护祖国统一,促进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

宪宗三年(1253年)忽必烈远征大理,征服段氏,班师,留大将兀良合台四出征讨,二年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及乌白蛮三十七部,设大元帅府于大理,统十九万户府。世祖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命赛典赤为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设路、府、州、县,又设宣慰司、节制镇守军及土军。明、清承袭元代行省之制,略有因革损益,此为行省时期。其政权机构大体与内陆相同,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仍设土官、土司。

元明以来,在边境地区设立土官、土司,以适应地主所有制以前的社会经济状况,任命土长为首领,世袭官职,领有土地和臣民,而服从于封建朝廷,以达到所谓“听我驱调”、“奔走唯命”的目的。大都实行“齐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改其俗”的政策,立土宜承袭之制,定土官贡纳之额,以其效忠顺从而加奖赏。大体说来,元初在滇池、洱海两个地区,基本上是地主私有制为主的经济结构,设置流官政权,其余广阔区域,因尚处于地主私有制以前的社会经济结构,分设宣慰、宣抚以统率,所有路、府、州、县大部由土官统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明朝初年,政权形式已有改变,与元代体制不尽相同,即地方官职土流并设,就是所谓“仍土官以顺其情,设流官以制其势”,在广大地区已不是土官专擅独断。明代设卫所、开军屯的府、州、县境内,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到明代中叶以后,上官掌印的已降为佐贰之职,有的已不能世袭,有的已无实权,只是为了统率土民,便于统治,利用土官为号召,且以所谓“存亡继绝”虚设职名,作为恩典而已。只在边远落后地区,尤其是山区,仍设土目管理。清代云南内陆封建地主经济已普遍发展,于是有“江内宜流不宜土,江外宜土不宜流”的说法,并以此为原则改土设流。而清代的讯塘制度在边境和山区起着开发经济的作用,使这些地区社会经济结构有了改变,清初在各府境内还有许多小的土职,如巡检、州判、县丞、驿丞之类,到清末,土职也逐渐取消,仅存一些残余势力。

这个时期,比之前两个时期,社会经济结构有很大的改变,政治制度、政权形式也有很大变化。明万历末久任云南布政参议的谢肇淛撰《滇略》说;云南“土著者少,寄籍者多,衣冠、礼法、言语、习尚,大率类建业,二百年来,熏陶渐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

近代,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云南和全国一样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时期,云南地处西南边疆,经济、文化落后,尤其与中印半岛各国相接,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更为严重。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是云南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创建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云南各族人民在马嘉理事件、农民起义、李文学起义、中法战争、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抗日战争、“一二·一”运动等革命斗争中,表现了敢于斗争、英勇不屈、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和强烈挚着的爱国主义热情,用血与火谱写了壮丽的革命史诗。

我国统一的领土内,自古以来居住着不同的民族,由于社会生活的共同要求,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进而相互融合,发展了共同的社会经济文化,构成一个整体,在中国整体之内,又明显地存在着各地区各民族间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于经济基础不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当然也不一样。在内陆,秦汉以来基本是封建地主经济,与此相适应的是郡县制度;在边境地区,由于社会经济还处于封建地主经济以前的落后阶段,不可能建立与内陆一致的郡县政权,而建立所谓羁縻政权,也就是承认地方土长政权,由王朝加以任命,听受约束,是“齐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改其俗”的办法,适应原有的社会经济基础来进行统治。因此,云南地方政权,汉、晋时期有内郡、边郡之分,唐、宋时期有内州、边州之别,元、明、清时期有流官、土官之异,政权形式不同,国家主权则一致,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混合体。这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特点,也是云南历史发展过程的特点。

关于云南地方史的研究

云南地方史的研究如果从《华阳国志·南中志》算起,已有一千六百余年的历史,就是从唐代樊绰《云南志》算起,也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这些是专门的著作。如果说研究云南地方史的专篇,那么从司马迁《史记》中的《西南夷列传》算起,则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二千多年来,关于云南地方史的文章、著作为数甚多。它们保存了大量关于云南史的资料,成为今天我们研究的基础。但是,它们至多是搜集了片断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和表面现象,未能揭示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更有歪曲历史,宣扬封建的王统观念,从大民族主义出发,歧视少数民族,把云南视为“别种殊域”,并发出“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的谬论。

近代,因帝国主义侵略,俄、日在北方,英、法在南方,窥我边陲、危及堂奥,爱国志士,留心边事,出现了研究边地历史的高潮。抗日战争期间,各地学人多来集昆明,尚论边政。云南大学创办“西南文化研究室”,为近代研究云南地方史的第一个机构,并积集编印丛书,先后成十种,还创办了《西南边疆》杂志,发表了不少关于云南地方史的论著。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马列主义的指引下,在党的领导下,历史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调查社会历史,开创了云南地方史研究的新局面。一九五四年周恩来总理至昆明,在视察云南大学时指示,历史系教学、科研应重视地方特点,突出地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研究。这一年秋天,我们在历史系开设了“云南民族史”课程。编印《云南民族史讲义》两厚册,次年设云南民族史专门组课程,相继成立云南民族史教研室、研究室。课程渐多,内容也逐步充实。一九七三年云南省委委托云南大学组织有关单位编一本云南民族史,以供干部阅读。后由马曜同志主持这项工作,一九七五年写成《云南历史大事纪》,一九七七年六月将“大事纪”修改后,以《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为名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三年一月又略加修改,以《云南简史》为名出版,为“云南丛书”的一种。在此期间还出版了江应梁的《百夷传校注》、汪宁生的《云南考古》、尤中的《中国古代的西南民族》与《西南民族史论集》。

粉碎“四人帮”后,云南大学历史系云南民族史研究室改名云南地方史研究室。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制定了一个云南地方史研究的八年规划。八年内,主要做四件事:

首先,是收集资料,编《云南史料丛刊》,现已油印五十六辑,六百余万字,不久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其次,是写云南古代史史料编年,按年代次序把史事整理出来,扩大考异,做初步研究工作。还要搞纪事本末、年表、地理志、职官表等做为附录。

第三,写出专史。先写彝族史、白族史、傣族史、纳西族及滇西北诸民族史、哈尼族及滇南诸民族史、汉族居民史,以及其他诸民族史,再写出农业史、矿业史、交通史、盐政史、手工业及商业史、宗教史、儒学史等等。

第四,编著《云南地方史》。这项工作要以前三项为基础,只有把基础打好了,才能写出高质量的《云南地方史》。为适应云南广播电视大学的教学工作,我们提前写成《云南地方史讲义》。由于要按期完稿,匆匆编就,尚粗略,错误亦在所难免。现在印行,也是为广泛征求意见,待将来修改提高。编写工作主要由木芹、徐文德两位同志担任。

我们编写《云南地方史讲义》得到云南学术界的老前辈、云南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张天放的关心、鼓励、赞助,并亲自为我们的讲义题写了书名。云南广播电视大学教务处负责人黄有成同志,对电大开设云南地方史课出力甚多,并亲自负责《云南地方史讲义》的编辑,在教学中给我们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在此对他们两位表示衷心感谢。

为要学好云南地方史,把云南地方史的研究推向前进,我们要有革命气慨,心胸开阔,做到“不掩没前人,要胜过前人”。前人不够的,加以补充;前人不对的,要改正过来;前人未曾说到的,要敢于创造,有所发明。惟其不掩没前人,方能胜过前人。

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毛主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就是要追求客观存在的不依我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经毛主席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加以阐发,就成为富有中国特色的唯物主义原则。这是我们做学问唯一正确的态度,也是唯一正确的方法。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有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透彻掌握住了的历史资料,经过多年的冷静钻研,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下一番极认真、极艰苦的功夫。单靠几句空话,是什么也做不出来的。实事求是,就应做到要全面,不要片面;要客观,不要主观;要本质,不要现象。不能抓住只言片语,就大发议论。摆事实讲道理,就是要求承认事实,从实际出发,找出规律,得出科学的结论。不摆事实、没有充分、详细的材料,道理也是讲不清的。

说到做学问的态度,应该提一下王国维《观堂集林》中的一篇文章。戴东原认为自己已校《水经注》是得意之作。可是,后来有人批判他,说是抄袭赵一清的,有人则为之辩护,成为一桩公案。王国维的文章举出许多确凿的证据,批评戴东原,说他校《水经注》“尽掠诸家厘定之功”,“往往述其所自得而不肯言其所自出。”戴东原是清代的大学问家,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却是没有起码的学术品德,从而封闭了他前进的道路。这个教训,实在值得后人鉴戒。王国维说:“当知学问之事,无往而不当用其忠实也。”这是至理名言,应成为我们做学问的座右铭。只有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人,才能在治学的道路不断前进。

载《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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