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身处世的三大原则:去甚、去奢、去泰

老子曰: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不见其得也。”

这里的“取”指得到,而“为”就是“有为”,也就是人们的手段。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通过手段想要得到天下,我看他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从道家哲学的角度来看,主宰天下的永远只有“道”,任何违背了“道”的原则妄图得到天下的行为,最终都不会成功。

比如秦朝,大秦帝国通过战国中期法家的变法以及纵横家的外交政策,一跃成为战国最强,一统六国。

之后为保住所谓的天下,秦始皇嬴政也是煞费苦心,做了很多事情。

例如他为避免战国诸侯乱战的景象再次出现,废除周代分封制,改为郡县制;

统一全国度、衡、石、丈尺;封山立石,入海求仙;焚书坑儒,控制百姓思想;在边关修建长城,抵御外族入侵。

甚至他为了天下的最高皇权始终把握在自己的嬴氏手中,要求后世继任的皇帝都以“二世”、“三世”之名代代相传。

实可谓“将欲取天下而为之”,但秦二世而亡,看似牢固的大秦王朝一共也就存在了十九年便轰然倒塌,这恰恰又验证了老子所谓“吾不见其得也”的预言。

而之后老子总结:

“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天下这个东西,不是任何人能够占有的。

无论你地位多高,手段多厉害,尝试占有则必定失败,而且越是想要抓住,反而会失去得更快。

真正的“得天下”,是古人们一向推崇的上古时代的圣人之治。

要知道上古时代的帝王,诸如三皇五帝以及尧帝、舜帝等等,与后世的王侯们是不一样的。

后世的王侯们想要的是天下都归我所有,是称王称霸的私人欲望。

而上古的帝王秉承的是造福天下百姓的公天下观念,他们的信仰是使天下大同,百姓安居。

而且那个时候的人们并不认为“王”便是天下的拥有者,相反“王”是服务于天下百姓的那个人。

也正因如此,上古时期的王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才可谓真正的“得天下”。

之后老子说:

“故物或行、或随,或歔、或吹,或强、或羸,或挫、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老子总结天地万物的规律永远是相对的。

有前进就必定伴随着后退,秦朝能够一统六国,但统一之后没多久天下便又复归战国乱象。

如同呼吸一样,空气吸进去,则必定还要呼出来,没有人能够永远只吸不呼。

有强大的地方,则一定也存在着弱点,而且事物越是尖锐,毁坏的也就越快。

例如秦朝依靠法家强国,自商君起,法虽然极大稳定了秦国的社会秩序,提升了秦国的战斗力。

但过于严苛的法制精神违反了人的本性,百姓长久生活在压抑的环境中,不满情绪持续积压。

最终这种情绪在陈胜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中集中爆发,直接为大秦王朝的灭亡开启了倒计时。

所以从正面来看,是法缔造了大秦帝国的强大。但反面来看,也同样是法,一步一步毁灭着大秦王朝的根基。

而再看大秦王朝之后的汉朝,自吕后至景帝这段时期,汉帝国放宽律法,取消连坐制度,甚至刑罚的执行方面都有着暗中减免的“规则”,以保证受刑者能保全身体。

律法放宽,百姓就能够轻松生活,社会关系得到缓和,社会风气也就日渐变好。

于是在汉初初期,社会出现了长期稳定的局面,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

而到了汉武帝晚期,律法又变得严苛,连坐之法再次盛行,甚至汉武帝亲自颁布了“沉命法”,也就是俸禄在两千石的官员所管辖的地区如果出现暴动,那么官员就要被处死。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为了自保只得上下相匿。

而且酷吏当权,甚至贵如太子的刘据,都出现“进不见上,退困于臣”的窘境,最终被迫起兵,后失败自刎。

太子都如此境遇,地方政治是何等腐败不言而喻。

这也就是为什么汉代自武帝晚期开始便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对比秦朝、汉初“文景之治”以及汉武帝晚期的政治环境,便不难理解老子最后总结的“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的含义了。

老子说圣人处事应当有三大原则,把握这三大原则便不会犯错误。

第一,任何事情不能做过了头,正如孔子所说“过犹不及”,再好的政令、律法都要把握一个刚刚好的度,过了这个度其危害便比没有还严重。

第二要去奢,可以设想,若秦始皇没有大兴土木去修建阿房宫、骊山皇陵,甚至万里长城。

而是运用汉文帝的政策,放宽律法,提供宽松的生存环境让百姓安心发展农业。

那么历史的舞台还能轮得上刘邦登场吗?

第三不能始终处在安逸的环境中,孟子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人如果始终处于安逸的环境中便会被安逸所麻痹,丧失对危机的感知能力,以及应对能力,那么灾祸很快就要来了。

这三点不仅适用于历史政治方面,同样适用于我们个人修养方面,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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