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言碎语（五十七）

再说回中国在冷战时的孤悬事外，是绝对正确的战略决策，因为极端的革命只在极端的战争环境下有迅速解决矛盾的积极效果，而在战后的整体和平环境下，如果人类整体性矛盾不能根本解决，就需要利益各方通过妥协来寻求人类整体利益最大化。

人类文明既是物质性的，又是精神性的，落实于具体的人际关系，文明既是物质性的互动，又是精神性的互动，但归根结底是在精神指导下的物质互动关系，所以，在这种互动关系中，凡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就是绝对文明的。由此可见，绝对文明的人是理（精神）事（物质）具足的大我立场者，非哲学化则无以成。

可惜，人类从来就没绝对文明过，因而绝大多数人类一直只能以矛盾且分裂着的小我立场纠结地生存，所以，人际间的绝对对立等同于双输，如矛盾不可调和的战争，是很不可取的，所以人类间彼此妥协的苟且反而更具双赢的利益最大化的可能。

所以，新中国在建国后与西方文明进行过短暂的直接对抗后，果断地选择战略收缩是明智的，反之，苏联要在和平的大趋势下仍搞极端对立，就是不明智的不合时宜了，因为人类整体文明矛盾仍继续被人为激化，不利于从矛盾的内部自行消解。

文明的内部矛盾并不都是必然对立到不可调和的，除因人的劣根性导致矛盾激化成不可调和的战争外，大多数矛盾都能在显现后获得自动调和，这是人类智慧的体现，这样的文明进步成本能够实现最小化。反之，如果继续通过人为激化矛盾搞对立，则和平环境中的对立成本是人类整体文明进步不可承受之重，是逆文明现象，自然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现在看，二战后的世界需要和平发展，没有文明进步主动权的苏联还要穷兵黩武地搞全球性对立，是与世界文明进步背道而驰之举，最终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是为必然，只能黯然落幕于世界舞台。苏联的灭亡也源于理论不自觉导致的对内对外的双重傲慢，让自己成为文明的阻力和反面典型。

当时的苏联与中国都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号召和指导革命，但实际这两国的革命环境均与马克思预设的理论前提大相径庭，所以这两个国家的革命成功背后均有领导者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也均有借助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危机自顾不暇时的投机革命成份。这样的革命获得再大成功都只能是暂时的，因为随之而来的必是文明进步主导权之争，如果没有新的超前理论指导，投机革命的成果是要还回去的。

苏联的全部伟大成果就因为忽略理论创新而被清零了，这说明文明进步的规律是不容置疑的。

社会主义文明之所以需要新的超前理论指导，既因为自己的早产，又因为资本主义所代表的文明进步力量并未释放到枯竭，所以人家仍掌握文明进步主动权。

这种主动权在组织生产、科技创新等方面优势明显，帮助西方世界在战后迅速恢复经济，尤其是民主政治和福利改革上的不断突破，让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更加突出，反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大二公体制日渐僵化，以至彻底伤害了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优势不再，只能落败。

苏联和新中国的政治均发生过领导人过于想当然的错误，均恶化了国内生产积极性，同时弱化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如果找不到引领文明进步潮流的新法门，便无法夺取文明进步主导权。如此一来，文明进步的主导力量仍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政权就只能尴尬了。

所以，中国政府当时的战略收缩是合规律的，也是合潮流的。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决策中隐约体会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本不互相为敌之意。

哲学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哲学长期自我斗争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从渊源上具有唯心与唯物的双重基因。这说明，哲学体系虽然划分唯心与唯物两派，但二者之和才构成哲学之整体，说明唯心与唯物二哲学是互为前提的共存关系。

人类在哲学发展之初可以无法调和唯物与唯心两派之间的对立，因为人对自身的分裂性认识不足，但随着哲学的不断进步，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所代表的高级文明项下的哲学进步，最擅长的就是有效调和人类一切思想对立，只要能正确激发人类的整体大我意识，便足以确保人类思想不再分裂。

巧合的是，中华文明因先天具足的天人合一观而尽显平和，这背后体现的是不盲目信仰任何宗教的不分裂一面儿上——中国人什么都信，又什么都不信——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均需要彼此借力互补，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传统哲学的经验，中国传统哲学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补强而复兴。

于是，当中华民族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实战实现民族独立后，自然要在建国之路上有意无意地更多展现这种哲学层面的融合，从而与严重僵化、分裂的苏联政治哲学分手就成为历史性必然。

唯物论搞绝对的对立，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下一家理念是绝对的自相矛盾，所以中国政治绝决地与苏联政治做出彻底切割亦是必然。

正是中国政治的这次切割改变了世界范围阶级斗争的格局，客观上加快了苏联灭亡的速度，但实际上改变的却是人类文明与哲学的发展格局，这又何尝不是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