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和遗产也可以走“群众路线”
当科技遇上考古，另一种崭新的可能
尽管已经不做考古发掘工作、不下工地，但深圳博物馆古代艺术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蔡明依然密切关注着考古学的动态，“当今考古学的发展与日俱进”，他感慨，“无论是考古发掘，工作效率，还是考古研究，近些年的提升都非常迅猛。”
环境考古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实验考古学……考古学多分支的诞生，意味着它早已成为一门交叉学科。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曾有一个代表器类：小口尖底瓶。“一直以来，学界都认为它是用来打水的。但在前几年，有一些学者做过科技考古的研究，通过对瓶口细微残留物的提取和分析，认为尖底瓶的使用很可能与酿酒有关。”蔡明说，从前的考古学往往基于对文物形态、功用的琢磨来进行判断，这种判断很多是基于经验的，“但现在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仪器设备和科学实验来对我们的经验观点进行直观的验证，进一步佐证或否定曾经的判断，这对提高关于文物的认识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他自己也曾进行过对新时代石器的微痕研究，“比如一把刀，究竟是用来割稻子,还是挖土、剁骨，它表面所形成的微痕、缺口是不同的，光泽度也会有差异。”
科技的飞速发展不仅促进了考古学的日新月异，也对文物、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更强有力的支撑。在中国非遗艺术设计研究院副秘书长、青年策展人祁杰飞看来，策划一场文物展览的过程中，科技手段的运用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最基础的，对文物提供的保护比如保持恒温恒湿环境、使用防火阻燃板、设计报警系统、对灯光照射瓦数的要求，等等”。但随着科技的更新迭代，无人机技术、3D打印、3D扫描都被广泛应用于文物保护之中，“现在我们策展前会对一些文物进行3D扫描，一旦在运输和展出过程里遭到损坏，也可以根据初始情况进行更精准的修复。”此外，3D技术还提供了另外一种崭新的可能：对于无法进行原物展出、但确实具有重大展览价值的文物，可以实现复刻展出。而监控设备的升级也方便了远程实时观察文物，“比如著名的佛光寺里，有些建筑的梁架结构已经相对松散，但通过监控我们可以更好掌控它的细微变化，随时做出补救方案。”
针对这一问题，长期在博物馆中同时担任文物保管员的蔡明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依靠科技手段的同时，一定还要勤动脑、重积累。“很多展柜的玻璃门是低反射率的玻璃，利于观众在观察文物中不受自己人影的影响，但同时它更不易被察觉。”因此，他在布展中非常注意这一点，“我们的要求是：放置文物时，一定要肘先进，而不是手先进。从工作细节处防止文物发生损坏。”
而祁杰飞对此还有另外的一层思考：目前对很多文化遗产的保护还停留在相对原始的阶段，基本是利用铁栏杆围住，来防止损坏的发生。“但我觉得这种保护给人以距离感，也难以实现文化的传播和传承，而我们的文化自信其实往往体现在文物上。”他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保护，精妙绝伦的文物在一两千年的时间中或许都不被大众真正知晓，非常可惜。“真正的保护应该是依靠当今的科技手段和业内人士的努力，来实现更深远的传承与传播。”
从“重审美”转向“重体验”，让展览活起来
祁杰飞在策划“天地生成 造化品汇”避暑山庄·外八庙皇家瑰宝大展时，展览地在北京，但有一尊千手观音在避暑山庄。怎样让观众在展厅里也能看到这一瑰宝呢？他和团队一直在思考，最后决定采用3D动画的形式让千手观音“复活”、“动”起来。而策划营造学社的展览时，他们又设计了一些文物建筑的三维模型，观众在展厅内就可以了解它的结构和组成。“此外，VR实景也是我们会参考的一种方式，避暑山庄大展中，观众带上VR眼镜就可以切身体验：在古时候的空间里文物是怎样来摆设和陈列的。”
此外，如何让观众更好地实现“沉浸式观展”也是祁杰飞一直思考的问题。“现在很多展厅都会设置一个专门的区域供观众来互动。这也是文化自信的另一种体现，让年轻人或者是小朋友亲手去制作一些文物模型，有助于更深刻地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同时，展览还需从文字、图片到动画、视频上下功夫，所有形式的结合互通会让观众更加身临其境，“过于高高在上的东西是很难广泛传播的。”而互联网的新生态也为传播提供了更多可能，策展单位的接纳度更高了，形式也更多元化了，不仅乐于和抖音、快手等平台联合推广，甚至也与自媒体和KOL开展深度合作，“包括自策展之初就筹划拍摄纪录影片，展厅如何搭建、文物如何到达展厅、怎样呈现给观众……还原一场展览的全部流程，为大家加深记忆。”
在祁杰飞的策展生涯中，展览从“重审美”向“重体验”倾斜是他近些年体会最深的变化。“机械化的传播其实很难让观众感同身受，而观众无法真正了解和享受，这个展览也就是‘死’的，失去了其本质的意义。”在他看来，给大众讲什么样的故事非常重要，在此基础上，才是如何结合科技手段比如声光电技术，让观众沉浸在策展人设置的空间中，“这就要求策展人从梳理展览大纲时就要下功夫，深入了解文化本身，深入挖掘故事，这个过程任重道远。”
而蔡明的观点与祁杰飞有不谋而合之处，“展览正在从精品展向叙事展转变：不只是把好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而且要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这样才有深入人心的价值。否则，呈现的就只是很多碎片化的知识点。”在他看来，“讲故事”和“讲好故事”有本质区别，“从前我在做展览的时候，通常是知道什么就全部表达出来，可能很少在意观众是否能理解、能接受多少。想要让展览和文物‘活’起来，也要走‘群众路线’。”蔡明认为，迎合观众、引导观众很重要，“迎合并不是要迎合观众的价值观，而是要脱离专家视角、站在观众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构思故事；让观众真正感兴趣之后，再引导观众吸收更多的内容，在脑海中形成知识体系、产生思想共鸣，这样才能达到传承的目的。”
不仅博物馆的建设不能“千馆一面”，文物展览也不能“千展一面”；不能单纯追求形式上的大而全，展出的内容要突出特色。在做“海昏侯”系列展览的时候，蔡明就有这样敏锐的反思：“加法”做得太多了，展品多、文字内容多、参观人数多。“带来的实际问题就是，观众看起展览来其实是很累很痛苦的，信息也比较分散和碎片化。这对传递我们的优秀文化是不利的。”因此，这次展览之后蔡明和团队成员一起做了一次观众调查，希望能够以反馈和反思促进调整，“我们应该建立这样的一个评价渠道，这是具有正向意义的，毕竟展览说到底还是要面向大众的。”
而在让文物“活”起来的过程中，蔡明认为，无论策展人还是研究员，首先都要加强正史学习和专业学习，“要清楚我们是以展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讲好故事的基础，就在于对文物、对遗产的历史了解得到底有多深入，只有在你拥有一桶水时，才能提炼给观众一杯水。”此外，从业人员还要提升美学素养，“做考古和文物研究本身都侧重对于传统知识的学习，但一个展览所需要的不只有这些，设计感和美感同样非常重要，因为展览不仅要引导观众来深入了解相应的知识，也要关注到对观众审美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