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悲歌
公元前338年的某一天，一个在史上留下“改革家”美名的人，在秦国首都咸阳街头惨遭五马分尸，围观人群发出阵阵欢呼声，却并没有一个流下哪怕一滴同情的眼泪。
是他的改革失败了吗？不，他的改革已经让地处西北边陲的秦国空前强大，强大到中原的老牌强国与新晋强国：齐、楚、燕、韩、赵、魏，没有哪个国家敢小看它，甚至，即使这六个国家联合起来也已经不是秦国的对手。不光如此，这个在“战国七雄”中排名最末的秦国最终还灭了六国，建立了秦朝。而这一切，事实上都与改革家商鞅奠定的基础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那么一个取得空前改革成果的人又为何落得如此悲惨下场？
商鞅车裂的那年正是极力支持商鞅变法的秦孝公死去的那年，而不巧的是，继位的秦惠文王在任太子时曾受辱于商鞅。如此看来，这样的一个偶然因素导致了商鞅的被车裂下场。
假如继位秦王也极力支持商鞅的改革呢，是不是商鞅的结局就会好些？
历史没有假如，历史有自己的规律。不管哪个秦王上台，商鞅被车裂的命运其实早已注定了。
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就要从商鞅的为人以及变法的内容入手。
商鞅乃卫国贵族后代，称公孙鞅，本在魏相手下办事，魏相死后公孙鞅至秦，助秦变法成功而封于商，故称商鞅，又被尊称商君。
商鞅少时“好刑名之学”。什么叫刑名之学？简单说就是法律学。或许因为商鞅好刑名之学，司马迁就评论他为“天资刻薄人也”。说他是一个天性刻薄之人。为什么喜欢法律学就成了天性刻薄之人呢？现在还这么多政法大学、法学院呢！但各位要知道，商鞅的时代是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战国，仍处周朝时期，而周朝自周文王创立以来乃是以礼义治国的。在一个礼义之邦，有人偏偏喜欢反礼义的刑名之学，不说是对时代的反动，至少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试想，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君子又怎会爱好以刑罚杀戮为本业的刑名之学呢！
事实上战国时期以刑名之学闻名的法家人物，只要是参与政治的几乎都没有好下场，除商鞅外，有名的如吴起、韩非等最后都是不得其死的。或许可以说，好刑名之学这点早已为商鞅日后的结局种下了恶因。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商鞅变法的内容，我们以《史记商君列传》的一段话作为蓝本：
意思是：下令把十家编成一什，五家编成一伍，互相监视检举，一家犯法，十家连带治罪。不告发奸恶的处以拦腰斩断的刑罚，告发奸恶的与斩敌首级的同样受赏，隐藏奸恶的人与投降敌人同样的惩罚。一家有两个以上的壮丁不分居的，赋税加倍。有军功的人，各按标准升爵受赏；为私事斗殴的，按情节轻重分别处以大小不同的刑罚。致力于农业生产，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因从事工商业及懒惰而贫穷的，把他们的妻子全都没收为官奴。王族里没有军功的，不能列入家族的名册。明确尊卑爵位等级，各按等级差别占有土地、房产，家臣奴婢的衣裳、服饰，按各家爵位等级决定。有军功的显赫荣耀，没有军功的即使很富有也不能显荣。
上点年纪的读者，读到开头几句话是不是产生了那种熟悉的恐惧感？曾几何时，我们的国度中也一度出现了这样的状况，每个人看别人都是阶级敌人，准备随时告发对方或者被对方告发，严重时甚至父子反目，夫妻陌路。最主要的是，商鞅从法律的层面明确：如果知道邻居有违法行为而不告发的将要犯连坐之罪！这样，随意检举告发身边人就成了秦国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为你不光自己不能违法，还要时刻监督邻居们有没有违法，万一邻居有违法行为而你没有发现，那么你就将面临连坐之罪，也就是与违法之人同罪的下场，下场是什么呢：腰斩！腰斩恐怕比砍头更可怕，头砍下就死了，腰斩了一时半会儿未必会死，你的上半身看着自己的下半身没了，但要过两三分钟后才能慢慢死去，这种滋味好受不？
这才叫真正的“躺着也中枪”啊！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秦国人民的幸福指数会有多高呢？
打架斗殴之类事情恐怕在秦国已经绝迹了，因为“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但另一方面秦军的战斗力却异常强大，在与别国的战争中，动不动就斩首数万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军功怎么算？按砍下的敌军首级算，也就是说，一个战士在战场上只要不被打死，就要努力杀敌，还要多多砍下敌人的首级，因为首级越多赏格越高，运气好的或许一下子由奴隶而升为了贵族。这样，商鞅时代的秦国就有了一个很不合情但又很合理的场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活得像个怂蛋的年轻人，在战场上很可能就是个不怕牺牲奋勇杀敌的勇士。
上个世纪的苏联有个笑话，说三个国家的人谈论幸福生活，前两个国家的人说的不是邂逅美女就是喝酒享乐，就是普通人很向往的那种幸福生活。苏联人说我们的幸福生活是这样的：半夜有克格勃敲门问“你是伊万吗？你被捕了。”你长出一口气说“我不是伊万，伊万住在隔壁”。
如果两千多年前秦国人民也有政治笑话，那么这算不算一个？但这不妨碍前苏联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同样也不妨碍秦国成为一个军事强国。
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前提是要成为一个经济强国。春秋战国时代，农业当然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命脉，只有把农业搞好了，才有能力发展军事、科技、文化，否则就是一句空话。商鞅变法的可取之处就是十分重视农业，大家熟知的“废井田开阡陌”就是商鞅重视农业的主要措施，意思是废除西周以来延续已久的“井田制”，重新划分田地，制订赋税政策。
我们看上面这段话，“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明显，商鞅是把耕织当成了“本业”，而把工商当成了“末利”，这个见解不是商鞅独有的，而是当时社会的一个普遍认知，但因秦国地处西方边陲，从地理环境上更与西北方的游牧民族接近，或许秦国并无这样的理念，商鞅一提出，马上就引起了秦孝公的深厚兴趣。农业发展了，经济上去了，小民的生活才会好些。
我们不敢确定秦孝公是个爱民如子的国君，唯一能确定的是：这对秦国恢复霸业是有着切切实实好处的。如同现在俄罗斯力图回到苏联的光荣时代一样，秦孝公一门心思想要恢复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时代的辉煌。
春秋时代的管仲和齐桓公谁也离不开谁，没了齐桓公，管仲空有一身才华而无用武之地；没了管仲，齐桓公根本成不了霸主。商鞅与秦孝公之间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关系，商鞅缺了秦孝公，变法就毫无用武之地；秦孝公缺了商鞅，就没人来帮助他富国强兵。
果然，靠着这样令行禁止的严酷变法措施，十年后的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商鞅的变法成功了。 欢迎明天继续阅读文章下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