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文学•评论】曾令琪/四川/刘仲史诗《在河之洲》哲学隐喻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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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文学·快讯】阿 月（四川）/《西南文学》作家工作室联盟隆重上线
【作家感言】
曾令琪，中国辞赋家联合会理事，四川省辞赋家联合会主席，赋坛送美号曰“赋骥”。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西部散文学会理事，中国大众文化学会名人书画艺术发展委员会常务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社科院特约研究员，成都市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外散文诗学会四川分会副主席，孔子美术馆客座教授，赵义山先生弟子，贾平凹先生关门弟子，大型文学期刊《西南文学》杂志总编。
作为一部史诗，《在河之洲》除了昂扬的激情，宏大的叙事，众多的人物，其哲学的隐喻，也值得我们认真探究。
一、诗意的书名——古典文化与圣经的交集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诗经》开篇的这几句诗，大凡有点传统文化知识的人，都耳熟能详。《周南·关雎》一诗，大家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它并非所谓颂后妃之德，而是一首爱情诗。这首诗，意象鲜明，色彩斑斓，语言灵动，韵味悠长。诗人将青年男女“参差荇菜，左右流之”那种互相爱慕、相互追求的热烈，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诗，探究的是人类最为原始、本真的爱情。
与此类似，《圣经·创世记》中也有几段话：
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
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
……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
可以说，《创世记》中叙述耶和华“创世”之时的这几段话，同样富有诗意：（光有了），人诞生了，大地、海洋都有了，于是耶和华还特意布置了一条河流。从此，河流滋润了“园子”，才有了后面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蛇的引诱之下偷吃禁果、明了羞耻、遭受惩处、繁衍人类的一个“活动场所”。
之所以《诗经》与《圣经》联系在一起，是我反复品味《在河之洲》的《序诗》之时，忽然感觉诗人刘仲这部宏大的叙事诗，要通过对草根家族命运的叙述，以诗意的笔墨，“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将诗人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一些认识，娓娓道来，以其富有个性的人生观、宇宙观、社会观，传递爱憎，感染读者。
客观地说，《在河之洲》书名与其内容是相称的，既引人联想，富有诗意，又音韵铿锵，大气磅礴，很有感染力。
二、扬弃的史观——个人命运与时代的交集
时代就是一片葳蕤向春、一望无际的草原，每一个人最多算是草原中的一棵小草；时代就是一条波涛汹涌、滚滚东去的大河，每一个人只能算是大河中的一滴水滴。而要想在草原上竞艳开花，要想在大河中掀起浪花，以求得生命的延续甚至永恒，显然是非常不易的。君不见，多少个秋冬，寒风萧瑟，衰草连天？君不见，多少次大浪淘沙，风雨如晦？
《在河之洲》这部史诗，从第一卷《赌命汉》中的刘根娃、满姨、郑奉玺、麻福寿、玉姬，还有哪些苦命的“煤黑子”（煤矿工人），到第十一卷《裂变》中的沈建强、胡正行、牟曦、万成诸人，这些人，或善良，或奸诈，或行事高张，或穷愁潦倒，无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通过自己的悲欢离合与人生宿命，折射出时代的潮起潮落。
在我看来，一部史诗社会价值、艺术价值的高低，首先不在于其诗艺本身——毕竟与思想这个“道”相比，诗歌创作的技巧，属于“术”的范畴；而在于史诗的思想性，在于史诗作者史观的先进性、进步性。
这部史诗，人物众多，内容庞杂，主线与副线十分复杂，但由于作者有探幽烛微、独具慧眼的诗人眼光，有了然于心、运用自如的辩证史观，故整部作品在对人物、对社会、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上，较为客观、公允。
首先，作者将每一个人都置身于社会与时代的大背景之下。
社会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天地，时代是每一个人逃脱不了的樊笼。只有将一个人放在他生活的时代之中，将他和其他人的关系放到那个时代之中，他所做的一切、所参与的一切，才会有相当的代表性。刘根娃、刘老幺、刘春、刘吉，袍哥世界，抗日远征，镇反，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凡此种种，几代人之中，哪一个不是牢牢“关”在社会的“樊笼”，哪一个人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
其次，作者将每个人的命运，都放到大的历史事件之中。
社会背景和大时代，就如同滚滚东去的大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这条大河裹挟而去的一粒泥沙而已。在时代的洪流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无比渺小的。史诗中，每一个任务的命运，都被诗人放到一些历史事件之中，如同象棋、围棋中的棋子，虽然有追求，有挣扎，有抗争，有背叛，但一切都逃不过早就被上苍安排的宿命。比如刘春，比如刘吉。再比如王光烈、马世勋、辜正红。有的人曾经是生活的主角，有的人曾经是生活中无关痛痒的配角，但世易时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主角与配角却是可以因为个人、特别是因为时代的原因，互相置换的，正如同历史，可以定格在翻天覆地的一瞬。
再次，作者对笔下的每个人物，都充满一种欲说还休、有的甚至是欲哭无泪的真情。《在河之洲》这部作品，微观上从解剖一个家族的历史与命运立脚，客观上，则以众多的人物、宏大的场面、密如蛛网的人物关系，反映了社会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急剧转型时期的巨大的社会变化，将差不多100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用特别的诗歌语言予以形象化的展示。由于其“为家族立传”的初衷，每一个书中人，差不多都有原型；每一个地域环境，都能在作者的生活中找到影子。
对笔下人物的选取，对这些人物的描绘，作者是爱憎分明、倾向明显、“笔端常带感情”的。有的时候，诗人激情之下，还像“许褚的赤膊上阵”，在诗中站出来，直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生发议论，表达爱憎。这样的结果，更能引发读者“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感叹，从而增强这部史诗在强大的叙事之后的极强的文学感染力。
三、鲜明的地域——方言写作与语言的改良
在文学创作中，作者使用什么语言，既与他的出生地域、成长环境有关，还与他的写作追求和写作习惯有关。中国古典名著《金瓶梅》，大量使用山东东南一带方言，所以，在《金瓶梅》作者的问题上，研究者们寻根问底，基本断定作者非山东人莫属，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老舍先生在其作品中，大量使用京味方言，让其作品非常具有表现力，很多作品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
在一大批现当代诗人中，用方言写作的，也不乏其人。
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臧克家的《老马》，能见到一些影子；贺敬之的《回延安》、李季《王贵与李香香》，更是使用陕北方言和陕北民歌信天游形式的典范。
众所周知，四川方言属于北方方言的西南官话分支，来源古巴蜀方言与九次移民大迁徙后的湖广、两广、闽赣方言的融合。四川方言不仅北方人能懂一些，南方很多地区的人也能懂很多。在西南地区的云贵川渝，简直可以“通吃”、畅行无阻。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川籍作家沙汀、艾芜，八、九十年代的贵州籍作家何士光，他们的《在其香居茶馆里》《丰饶的原野》《山野》《乡场上》，生动活泼的四川方言、贵州方言的运用，独具特色，为作品加分不少。
《在河之洲》这部作品，一川中浅丘地区的资中、资阳为地域背景，书中使用四川方言甚多，使用资中、资阳二地方言的地方，更可谓比比皆是。一方面，这些方言，是诗人惯常使用的日常语言，作者“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创作时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四川方言、特别是流行于资中、资阳一带的一些特别的用语，有着极强的表现力。
可以这样说，《在河之洲》这部史诗的，方言写作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作品的语言活力，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母语增添亮色，还能进一步突破文学作品传统的话语定式，从而创造出更多富有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不仅如此，这部作品的方言写作还能借助自己独特的表现力，展现特定区域的风俗民情，从而有助于作家融入对该地域历史、人文、风景、文化的叙述、描写乃至对社会万象的思考，从而让其作品对真实的民间世界，予以较为客观、深入的展示，以增加作品的民俗学价值和文化厚度。
前些年，文学式微，较为纯粹的四川方言作品并不多见。现在，在普通话语言占据创作语言绝对优势的情况之下，《在河之洲》这部长篇史诗，大量运用四川方言和资中、资阳一带的土语，无疑，这种积极的探索有其进步意义，应予充分肯定。
总之，《在河之洲》这部长篇史诗，以宏大的叙事结构、众多的人物形象、鲜明的时代与地域特征、充沛昂扬的激情、充满全书的一些辩证史观，一扫诗坛陋习，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绽放出异彩。作者那种数十年孜孜以求的精神，那种“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的追求，的确值得充分肯定，更值得我们认真揣摩和学习！
2021年5月7日，星期五，于西都长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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