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书单，你读过多少？
汪曾祺的书单，你读过多少？
文 | 段春娟
来源 | 光明日报
汪先生书画兼擅，古典诗文随手拈来，语言雅致精确，有“最后一位士大夫”之美誉。这源于幼年的积淀。他说自己是在“温柔敦厚的诗教里长大”。十一二岁时跟祖父读《论语》、背唐诗；跟韦子廉先生学桐城派古文，对他所传授的姚鼐《登泰山记》、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戴名世《画网巾先生传》等诸篇留有深刻印象，说自己的作品讲究文气就很受桐城派的影响。与此同时，还跟乡贤、名中医张仲陶读《史记》。“他教我的时候，我的面前放一本《史记》，他面前也有一本，但他并不怎么看，只是微闭着眼睛，朗朗地背诵一段，给我讲一段”。
初中时又跟着老师高北溟读归有光、郑板桥。说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跟自己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说郑板桥诗文中蔼然的仁者之心，使他深受感动。
小学、中学时代大量读宋词，《漱玉词》《断肠词》《剑南诗钞》都读过。高中时还买过一部词学丛书，一首一首地抄，既练书法，又略窥词意。他说词中的情绪应合了少年无端感伤的心，“到现在我的小说里还有一点隐隐约约的哀愁。”
除了幼年时的家传、中学时代的熏习，待到了大师云集的西南联大，汪曾祺更是接受着传统文化的深深浸染。他对面向新生的通识课《大一国文》大加叹赏，认为选文独具匠心。闻一多先生的唐诗、楚辞课，朱自清先生的宋词，唐兰的“词选”，王力先生的“诗法”课，杨振声先生的“汉魏六朝诗选课”，另还有左传、史记、杜诗诸课，都对年轻的汪曾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读过的书籍不经意间就出现在他的笔下。比如在谈到文学创作的语言问题，汪曾祺常援引他所读过的书：说《史记》里用口语记述了很多人的对话，很生动；说《世说新语》以极简笔墨摹写人事，“全书的语言都很讲究”，记录了很多人的对话，寥寥数语，风度宛然；说《陶庵梦忆》的语言生动，有很多风俗的描写。在创作谈中他也常建议年轻人多读一些古曲作品，这实在是其经验之谈。
汪曾祺接触外国文学是在上大学前。高三时为避战乱，躲在乡下的庵中，随身所带是《沈从文小说选》和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日后他曾说这两本书改写了他的人生，引他走向文学道路，“屠格涅夫对人的同情，对自然的细致的观察给我很深的影响”。但大批量地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则是在西南联大时期。
这期间汪曾祺读过尼采、萨特、伍尔夫、纪德等。他对巴尔扎克提不起兴趣，说他总是站在读者之上，有些欺负读者；对托尔斯泰也不喜欢，直到四十多岁时才勉强读了《战争与和平》；对莫泊桑和欧·亨利也不感兴趣，说他们“耍了一辈子结构”，但显得很笨，实际上是“被结构耍了”。他钟情于契诃夫、阿索林、海明威等，说契诃夫按照生活的样子写生活，喜欢散文化的结构，喜欢他把文字丢来丢去的，这正是他的现代性所在；说阿索林的小说“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他喜欢长篇《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等意识流式的小说，说《追忆似水年华》“纤细、飘飘忽忽”，还曾“野心勃勃”地打算写个像这样的自传性的长篇。
青年时代的汪曾祺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意识流的影响，那时写就的小说《复仇》和《小学校的钟声》，就有意识流的味道，很空灵。曾有人认为他的小说是有点“洋”的，应是指这一时期的作品。
写于1992年的散文《西窗雨》，可说是汪先生自陈外国文学对他的影响及他对外国文学的态度。他认为年轻人写东西要多尝试，浓丽华美都不为过，不要一开始就流于平淡。但他也主张，要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要纳外来于传统，融奇崛于平淡。想来这都是他的夫子自道。
北京有个青年问他：“你的修养是怎么形成的？”他说：“古今中外，乱七八糟”，并劝这个年轻人要广泛地吸收。
汪曾祺读杂书的兴趣大概始于十一二岁，那时他看了家中所藏的《岭表录异》《岭外代答》，就对笔记、游记类的书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一类书的文字简练朴素而有情致，对我作品的语言风格是有影响的”。《岭表录异》是本地理杂记，为唐人刘恂所撰，记述岭南异物异事，尤其是各种鱼虾、海蟹、蚌蛤的形状、滋味和烹制方法，岭南人喜食的各类水果、禽虫也有记述；《岭外代答》为宋代地理名著，记载了宋代岭南地区（今两广一带）的社会经济﹑少数民族的生活风俗及物产资源﹑山川﹑古迹等情况。
汪曾祺在江阴南菁中学读高中时，常逛书摊，买一些便宜的一折八扣书。多是供人消遣的笔记小说、杂书类，如《子不语》《夜雨秋灯录》《续齐谐记》等，还有余澹心的《板桥杂记》、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等。
西南联大的翠湖图书馆、系图书馆、茶馆都留下他深夜苦读的身影。从《南昭国志》到福尔摩斯，逮着什么看什么，甚至读过讲验尸的《宋提刑洗冤录》等等。
联大毕业后在上海的两年，他常和黄裳等人逛旧书摊，买过扫叶山房的《景德镇陶录》、张岱的《陶庵梦忆》及万有文库汤显祖评本《董解元西厢记》等杂书。《董西厢》对他影响很大，常在文章中引以为例：“董解元把韵文运用得如此熟练，比用散文还要流畅自如，细致入微，神情毕肖。”
归纳一下，汪先生所读杂书大约可分为游记类、草木虫鱼类、饮食类、风俗节令类几大块，而这也多能对应到他的创作上，他的散文也大致分为这几类。
前文提到，汪先生喜欢游记类散文。他本人也喜欢到各处游历，据有心人统计，中国的省份他大概只有一个青海没去过。所到之处也多留有文字，像《滇游新记》《天山行色》《湘行二记》《初访福建》等皆是。
草木虫鱼类文章也深为汪先生所喜欢。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他多次提及，还在小说《晚饭花》的开头引用了原文。乡人王盘的《野菜谱》也甚得其心，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其有“人民性”。他常看法布尔的《昆虫记》，说从中知道知了是个聋子，着实高兴。为写瓢虫，他曾专门写信给好友朱德熙，请后者帮忙推荐一位昆虫专家以便请教，还借来《中国经济昆虫志 · 鞘翅目 · 瓢虫科》一书并通读一过。肯在这种书上花心思，自然也反映在创作中，这一类散文在汪曾祺创作中也占有一定比重。
汪曾祺大学时代就读过元人食谱《饮膳正要》，甚至还饶有趣味地研究驴皮的制作。《随园食单》必也读过，他曾批评袁枚只会吃不会做。为写一篇《宋朝人的吃喝》遍检《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诸书，都没有发现宋朝人吃海参、鱼翅、燕窝的记载，遂得出吃这种滋补性的高蛋白的海味，大概从明朝才开始的结论……汪先生的谈吃散文，写得活色生香、摇曳多姿，更为难得的是文化趣味，不是仅凭多吃几回的所谓美食家所能为。
汪先生的很多作品就像是一幅幅动人的风俗画卷，《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受戒》等莫不如是。有评论家称其小说中有风俗画，他自己也不否认。他喜欢看风俗画，也爱看各种讲风俗的书。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他细细看过，那些讲风俗的书《荆楚岁时记》《一岁贺声》都爱翻翻，放在手头经常看的是《东京梦华录》（外四种——《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认为“这样把记两宋风俗的书汇成一册，于翻检上极便，是值得感谢的”。像宋元笔记中《梦溪笔谈》《容斋随笔》他都很感兴趣，最感兴趣的是那些有关各地民俗的记叙。
汪曾祺这样定义风俗：“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风俗“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他还说：“风俗中保留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圣化。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风俗有这么高的评价，对其作品中充盈的那些浓郁的风俗风情就不难理解了。
汪曾祺先生笔下汪洋恣肆的杂家气象，除了他博采杂书的原因，还有民间文艺的浸润。当然这源于他独特的经历。1950年代他在《说说唱唱》《北京文艺》《民间文学》等刊物做编辑，还因组稿等事宜到各地采风收集民歌，这让他有机会接触阅读大量的民间文艺作品。“语言文化的来源，一个是中国的古典作品，还有一个是民间文化，民歌、民间故事，特别是民歌。因为我编了几年民间文学，我大概读了上万首民歌，我很佩服，我觉得中国民间文学真是一个宝库。”他曾说过：“敦煌变文、《云谣集杂曲子》、打枣杆、挂枝儿、吴歌，乃至《白雪遗音》等等，是野菜。因为它新鲜。”这是汪先生对民间文艺的态度。
正因有着这样的渊源，汪先生对民间文艺造诣很深。早在50年代就写过《鲁迅对于民间文学的一些基本看法》，发表于《民间文学》1956年10月号。改革开放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不是小说，而是有关甘肃民歌的论文《“花儿”的格律》，还写过《读民歌札记》《我与民间文学》等。他说过：“我甚至可以武断地说，不读一点民歌和民间故事，是不能成为一个好小说家的。”这么强调民间文艺，实在是他的“现身说法”。
汪先生和戏曲的缘分也深，年少时学唱青衣，上大学唱过昆曲，60年代以后开始在北京京剧团做编剧，一做二十多年直至离休。这些经历都让他有机会接触不同的戏种。而戏曲也是民间文艺的主要形式。汪先生在编剧上颇有建树，不仅创作了诸如《一匹布》《裘盛戎》《一捧雪》《大劈棺》等文学性极强的剧本，还写了不少戏曲方面的理论文章，被徐城北誉为“一脚梨园一脚文坛”。他自己也认为戏曲对其文学创作有着较大影响，有人说他的小说有“音乐感”，他认为这与会唱几句京剧、昆曲，写过几个京剧剧本都有关系。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