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研究】多尔多的基础形象概念与对儿童精神病的分析性治疗理论

【案例研究】多尔多的基础形象概念

对儿童精神病的分析性治疗理论

Sian Morgan 

英国多尔多派儿童精神分析家

弗朗索瓦·多尔多(Françoise Dolto)是一名完美的临床医生。她与儿童一起使用绘画、绘图、做胶泥和玩玩具。她认为让孩子治愈的并不是艺术本身,而是视觉表现本身是可以加以谈论的东西,首先是孩子,然后是分析家。她并没有把大孩子婴儿童,甚至小孩也不当成是个孩子。她会以尊重的态度来对他们说话,甚至是最小的小小孩,也向他们解释了困境的本质。她最令人惊讶的发现是孩子对言语的敏感性的早熟性。她会与胎儿和新生婴儿说话,并相信婴儿是可以听、记、理解和记住所讲内容的要点。她认为,尽管自我可能很难理解,但是身份无意识的主体却可以知道和理解。这个部分是源自无意识身体意象已经和话语产生了作用

在她的会谈中,她向她的小的被分析者揭示了最令人困扰和令人尴尬的真相,因为她认识到这些真相正让他们遭受着痛苦,带来严重的问题,无论是爱还是恨,成长与否,生存或死亡。她认为,儿童的苦难几乎总是与未说出来的、隐性的谎言联系在一起的,即使这些谎言是为了儿童的利益才如此泛滥成灾的。

她通过与婴儿交谈来平息患病的婴儿,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她所属的精神分析学院认为,孩子从一开始就能够与人建立关系。孩子并不是如同蝉蛹中的虫子,而在足够好的母亲的帮助下,将成为完整的人类主体。结果,这些法国分析家并不认为精神病理学是进化为成年过程中的崩溃,而是这个客体对他自己的人性的欺骗或欺骗,因为他消灭了自己对大他者意志的欲求。因此,分析师不是替代性的父母,而是个敢于去讲真话的人。虽然婴儿的年龄尚不成熟,但他的无意识却是与成年人相同的。为了成为一个主体并象征性地代表自己,必须帮助孩子将自己与大他者的欲望区分开来。

身体的无意识形象是Françoise Dolto的核心思想。纳西欧(Nasio)在镜子的孩子》(1987)中与多尔多的对话中,问她“无意识的身体形象 到底是什么意思 她回答说,该短语包含嵌入单词“ image”中的单词游戏:

首字母“ I”也是单词“ Identity”(身份)的首字母。

第二个音节“ ma”是“ maman”(妈妈)的第一个音节。

“ image”后的 ge”的最后一个音节表示大地、我们的基础或是我们的身体。〔1987年,p。12]

无意识的 身体形象是婴儿的原始经历和情感历史的无意识表现,它是由语言所构成的。它不仅是镜面的形象,就像镜中影像一样。Dolto对镜子阶段的观念与Lacan(1977)的观念是不同的。对于Dolto而言,镜子阶段是创伤性的,伤害到了婴儿的自我意识。镜子阶段在婴儿和母亲之间建立了隔阂,其结果是视觉形象替代了失去 意识的无意识形象 

在镜子阶段之后,无意识身体形象被压抑而偏向于镜像。镜子阶段需要对触觉,嗅觉和味觉世界的感觉体验进行阉割,使可能被诱惑的视觉形象变得特权化。镜子阶段后,无意识的身体形象只会在梦中被展现出来;否则,它会支撑和整合心身,并且担保真实的存在感受。弗朗索瓦·多尔多(FrançoiseDolto)认为,精神病的创伤会破坏身体的无意识。

当看着孩子们的图画时,多尔多意识到他们所描绘的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方面,更具体地说,是他们的无意识身体形象的部分身体的无意识形象不仅代表感觉,而且还受语言和欲望,满足和沮丧,丧失和鬼魂的影响;它是与其他身体有着关系的,尤其是与母亲的喂养关系的功能密切联系着的。 无意识的身体形象  是我们最终的心身构造的第一个粗略轮廓,是主体在镜子阶段发现的身体整体轮廓。

它代表了冲动在各个原始阶段经历的,并与特定个人历史相关联的影响。多尔多她将身体的无意识形象描述为:“欲望主体的无意识中的象征的化身”(Dolto,1984,第22页)。

它是一种精神的容器,其中的情感被铭记为一种活生生的形式存在。然而,精神病的孩子则不会脱离原初自恋而与更先进的身体形象建立起关系。所以,精神病儿童居住在古老而原始的身体形象中,导致原初自恋无法很好地固定在身体上。结果,存在发展出精神的恐惧状态的的风险。多尔多将恐惧症理解为是来自无意识身体形象的解离威胁的结果 以下是来自 米歇尔·勒杜克斯(Michel Ledoux)(1990)的《简介Françoise Dolto的著作》中的描述

基础形象(L'image de base与受孕和胎儿生命以及对生存的渴望有关。它是基础的,构成了原初自恋,并将主体与生活联系在了一起;它是在与第一次呼吸相关的第一批原初的关系中所实现的。它使自我体验和存在的连续性成为了可能。基本的身体形象确保了自恋的凝聚力,并且主要位于呼吸和心血管功能的感知之中。[p。95]

弗朗索瓦·多尔多(FrançoiseDolto)认为,我们所说的精神病通常表现为恐惧症。与克莱因和拉康相反,多尔多认为恐惧症是精神病的核心。精神病是对有遭受  在这个身体和一个精心制作的“此地-自我-我 这些形象(这个形象就是“这里我在”)之间的连续的丧失的严重威胁(Dolto,1987年,第20页)。在生命之初,在生命之源和身体内的冲动中,存在着解离的危险。精神病患者是困在那些恐惧症中的,侵扰了所有与他人的接触 (同上)。

她观察到,迄今为止,分析家如果指定某人为精神病患者,也将其诊断为无法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可能性。她认为,这样的诊断可能会导致治疗师对其自己的精神病核心产生抵触。这样就背离了对精神病防御的本质的误解,她认为这是对基本身体形象的防御(同上,第21页)。

她在 《儿童精神分析研讨班(II )》Séminairede Psychanalyse d'enfants II (1985,pp.167-173 )和 《镜子的儿童》L'Enfant du miroir(Dolto&   Nasio,1987年,第83-91页)中,曾提到一个个案,该个案涉及一个十三岁的少年男孩,这个男孩是由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所生下来的,而这个女孩从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她与一个已婚男子有外遇,该男子是一名教师,他说尽管他准备为她承担经济责任,但他永远也不会见这个孩子的。这个女孩的母亲曾想流产这个孩子。但是,由于不可能这样做,因此安排了一个收养,将收养的母亲叫做亲生母亲。这个男孩和Dolto都不知道要流产他的意图在哪里,当Dolto她第一次见到他时也没有被通知说有人要收养他。多尔多形容他是一个大的恐惧症者,他对所指出的一切东西(包括铅笔)都感到恐惧,他认为这可能是谋杀性的武器。多尔多总结说,恐惧症是他祖母想流掉他的愿望引申出的一种功能,而他有意识地对此一无所知。多尔多不久就说服了他用铅笔尖去刺她,从而消除了他的恐惧症。令他惊讶的是,她并没有死。当他参加下次会谈议时,他开始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说话,一种声音刺耳而让人烦躁,而另一种声音则阴郁而具有攻击性。一个声音叫到,“ 但我想留住 另一个则大声喊道:“不,你个荡妇,如果你留下他,我会用自己的双手勒死他。这将是对你永远的惩罚。” 多尔多听到他神奇地再现了最终被发现是他的祖母和母亲的声音而感到惊讶,因为他不可能知道这些就是他在四十八小时听到的周遭讨论的声音。几天后,他的养母打电话给她,让她感到惊讶的是,会谈结束后,男孩回到家睡觉睡了36个小时,从未有过这样长时间的睡眠,而且醒来后他变得镇定自若而且是可合作的。

多尔多告诉了她这个男孩跟她说过的话。然后,他的母亲崩溃了,并泄露了她男孩出生时曾在诊所就诊的消息,并听到了男孩母亲与她的母亲之间的争执。这些话标记了男孩的生命,并禁止无意识的胎儿的身体形象在子宫外生活,否认了生命的气息。

致命的话已经被刻在身体上了,只能通过男孩的话,以及分析者在话语中所引起的情感,最终又在移情中被驱散。随后,男孩忘记了他所说过的话,这表明创伤只能在移情控制的范围内才能安全地出现。他的恐惧症是关于死冲动的恐惧症。

由分析家开展的身体性的移情的能力让它得到了缓解,这种融合性的转移使原始的,受到创伤的,无意识的身体形象得以恢复了。在移情过程中,分析家遭受了他的言语的影响,这使男孩能够接受他的死亡冲动,并能平和和安全地入睡(Dolto&Nasio ,1987,pp.83-91  )。

在这个男孩的个案中,他精神病的症结在于屏幕记忆的丧失和尖锐物体的恐惧感。有趣的是,这个男孩后来成为了一个裁缝。多尔多继续解释说,脱落掉的是父亲的名字(多尔多,1985年,第171页)。这个孩子是由一个母亲所诞生的,而这个母亲并没有解除她的俄狄浦斯情结,因为与她自己的父亲一起来幻想过他。

多尔多在使用脱落一词时感到不安和困惑,对拉康而言,这与他对精神病的理解至关重要。在关于脱落主题的讨论中 (同上, p。177),她断言,一切都在无意识中留下了痕迹,这与拉康(Lacan)是不同的,拉康认为被脱落掉的东西从未进入过无意识。她对脱落的描述比拉康的定义宽松,拉康的定义断言,脱落掉的是象征化阉割的东西。

有时,她说精神病的根源总是存在着脱落。有时候,似乎她是在说脱落就是分析师的阻抗而已。多尔多相信,在移情中,如果它能使迄今石化的古老的无意识身体形象栩栩如生,就可以成功解除对记忆的封锁。正是这种原始的无意识的身体形象与被脱落掉的事物有着关系。在无意识中,经验的要素已经被登录但是却没有被象征化。它在主体的历史中并没有共鸣,因为它与语言没有任何的联系。断裂的经历可以在无意识中表现出来,但这并不表示被阉割了。她认为,在退行性移情过程中,可以通过分析克服被脱落的情况 (同上,第179页)。

Dolto强调,在移情过程中,分析家的身体对患者言语的敏感性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移情是在身体中,或者说是在分析者的无意识的身体形象中得以巩固的(Dolto,1987,第99页)。在与儿童一起工作时,分析师可能会失去对身体一部分的感觉。为了抵制阻抗,分析家可能通过将患者婴儿化来为自己做出辩护,否认患者的交流具有我们应当尊重的含义。或者,如果对方拒绝讲话,我们可能会否认患者有任何可交流的内容或无话可说。婴儿并不是在语言外的。他们不会说话,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理解语言(同上,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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