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阅读“初恋”——且说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著作
宋人赵普，辅佐赵匡胤建立大宋王朝，尝自许道：半部《论语》治天下。
中国古人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讲的是文不好比高低，大师者，须文学史有定论、开风气之先河，以独自特色的创作、理论，令文坛钦敬者，曹雪芹、吴承恩是大师，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也是大师，不写长篇小说的契诃夫是大师，与他做法相同的蒲松龄同样是大师。
大师若星辰。面面俱到说不好，如果从个人写作生涯说起，受过极重要的影响和恩惠者，我心目中的大师还真的有一位：前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
我称他是“半部大师”，盖因为昔日从军云南，20岁上下年纪，无书可读的阶段，偶获《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本，非琴和赵蔚青等人译)，如获至宝，精读细读，受益匪浅。
及至后来专门购得1983年新版《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上下集，对上集中的三个中篇《卡腊——布迦日海湾》、《柯尔希达》和《森林的故事》企图重新阅读，不知为什么，竟无论如何也进入不了昔日的痴迷与狂想。巴氏反映苏联在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改造大自然的这几部作品，令人失望，枯燥乏味，全无下集诸多短篇洋溢着灵动之气，所以我只能就自己真切的感觉，称巴氏为自己心目中的“半部大师”。
但如果说巴氏选集上部一无可取，也不公平。我至少读到了他谈自己创作生涯的一段文字：《简单谈谈我自己》。从这些文字中，我知道昔日崇敬的大师生于1892年，喜欢旅行，勤于记录，声称：“只要一个人所能见识所能体验的，我都能见识见识，体验体验。”他还兴致勃勃地宣布：“青春，对我来说，就是我现在思想行动的鉴定者。”说这话时是1955年2月8日，他刚过了花甲之年，较之那些集中写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优秀篇什而言，感叹青春不再的忧郁，自然有巴氏的一种道理。
从自传中，我知道巴氏在1911年，刚满19岁时就开始发表作品，他有两个哥哥在1915年“一战”中的同一天战死在不同火线上，于是这个家庭中的幼子从此承担了抚慰老母亲的任务。此后他当记者、当编辑，认定“记者生活虽然杂乱、不安定，但我却觉得这是作家最好的环境”。他写了若干部作品之后，大约在1932年春天，辞去一切职务，当上了我们今天说的“专业作家”，巴氏称这种专业写作“虽然有时是痛苦的，但经常却是理想的、可爱的”。
巴氏是个浪漫主义情怀极浓烈的人，有一次从食品店包茶叶的一张旧地图上，他发现莫斯科近郊有一处无人知道的“禁区”——梅肖尔，那里有森林、湖泊、林间弯曲的小溪、荒凉的道路，他就决定去探险，一住好几年。下集中的压卷之作、顶让人入迷的《夏天》，就写自梅肖尔。
故而巴乌斯托夫斯基满怀真诚地写道：“我当年就到梅肖尔去了。从那以后，这地方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下面是极具巴氏语言风格的一段抒情独白：
“正是在这儿，我真正懂得了，怎样才是爱自己的土地，爱每条杂草丛生的羊肠小道、每棵老白柳、每个映着一弯新月的澄清的池塘，爱静穆森林中的每一声鸟鸣。再没有比这个地方更充实了我的。在这里我破天荒地第一次体会到，俄罗斯语言的形象性与魅力(按照屠格涅夫的说法)，和大自然，和潺潺的泉水声、鹤群的鸣叫，和落日的余晖、草原上远处传来的姑娘们的歌声、远处篝火袅袅的青烟，和这一切有着不可捉摸的联系。”
梅肖尔接纳了巴乌斯托夫斯基，巴氏也凭诗人的敏锐发现了梅肖尔，从此梅肖尔成为巴氏的灵感之源泉、创作之福地，如果没有梅肖尔，我相信巴氏绝对成不了“半部大师”，我的幸运恰恰在于从“半部”开始，否则从头阅读巴氏，凭我对自己性格的了解，肯定早就“拜拜”了。
因此我在一篇赏析巴氏《盲厨师》的小文中，将自己20岁时与他半部文集的邂逅称之为“阅读的初恋”。
巴氏的这批作品，大多属于散文与小说相间的文体，讲究景物描绘，杂以情景交融的哲理阐述，情节性却往往不够充分，像他的《雪》、《一枚小钢戒指》，再譬如他的《夏天》、《电报》、《菲娘的幸福》，都属这一类作品。《盲厨师》、《夜行的驿车》写的是艺术家的生活片断。从莫扎特到安徒生，都被巴乌斯托夫斯基的生花妙笔赋予了全新的、鲜活的形象，他们成为凸突的人物走进我们的阅读视野，他们或者为了童话而放弃了贵妇人的爱情，宁可让幻想代替现实；或者用超凡的音乐语言，为垂死的盲厨师描绘一幕灿烂光明的画面，让他幸福地离开尘世……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自己的作品中留下那么鲜明的个人痕迹，以至于我在20多年后再次翻阅那圈圈点点过的旧书时，内心还禁不住一阵旌旗摇动。
在《夏天》这一组文章中，巴氏写古怪的“百分之十”老爹碰到“魔鬼”的故事，写垂钓金色鲤鱼的独特感受，写一只猫怎样由“小偷”变成“民警”的过程，写秋天的小白桦和告别夏天的瞬间优郁，把对俄罗斯大地的爱恋，不动声色地传导给读者。
《雪》则是篇构思奇巧、意味隽永的小说，把战争年代中一对青年男女偶然的相逢诗意化，波塔波夫与达吉亚娜一见如故的缘份，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最后一封来信，动人的美丽！因此我在此文结尾处写道：“这种欧洲式的、爆发式的爱情，不仅仅为俄罗斯人所独有。更主要的是，你能从中听到生活波涛的喧响，一种使你心灵陶醉的声音，牧笛、号角、芦笙。仿佛受到明媚的阳光照射一样令人目眩，谁能说生活不是美好的呢？我推崇《雪》。”
关于《菲娘的幸福》，我的评语是：“实际上，这篇小说亦可题为《在路上》。在路上作者让我们结识了俄罗斯秋天的迷人风光，也结识菲娘，但却对她所说的'给人以幸福’留下悬念和伏笔，要知道，她毕竟是一个'无知的’乡下妇女呀。”
“又是在路上。”梁必宁中尉点出了主题，菲娘的幸福也就一目了然了。一个农村妇女的伟大胸怀，也在路上显示给了我们。
“以谈话开始，以聊天结束是此文手法之一。'下面的河水闪着光。在水磨附近哗哗地响着。村庄上空缭绕着一缕麦秸的轻烟。这是秋天俄罗斯的轻烟。’多么美妙的富有诗意的结尾！”我由衷地感叹道。
《雨蒙蒙的黎明》也是我极喜爱的一篇小说，巴氏写一个苏军少校库兹明在旅途中下船转交一封家信，为他同病房的病友巴希洛夫，作者写了巴希洛夫的不讨人喜欢，又写了他对妻子刻骨的思念，最后让库兹明上岸，半夜里乘马车去会见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把他的心理活动刻画得准确细致，尤其当少校被迎进陌生女主人家的刹那：一种不明不白的激动使他生气，为什么？“这种感觉，谁在夜间走进一个陌生人家，接触到对方的隐秘莫测生活的时候，总是会有的，这样的生活，就像一本遗忘在桌上的书，随便翻开一页———就算是吧，谁瞧见了这一页，就会努力去猜想：书里写的是什么？又有些什么呢？”
毫无疑问，这是一篇典型的充满俄罗斯式的忧郁作品，一位40岁独身军官的一次巧遇，男女双方一分钟彼此凝视，从此成为沉重的回忆。我在当时大惑不解地评点道：“我不明白巴乌斯托夫斯基这位老先生想告诉人们一些什么？是想在《雪》之后补充说明：生活原非都是一帆风顺的、美好的，相反还有沉郁，有惆怅，有难过得使人心灵紧缩的时候吗？”
其实，这种淡淡的忧愁是作者思想的另一侧面。我们可以从本书最后一篇《夜行的驿车》中深切感受到。他的思想宝藏是丰富的，在读了此文之后，谁能不合上书本，默默回想一下自己的生涯与经历呢？按照艺术欣赏中“移情”的说法，事实上我把自己当成了少校。我感到自己去代一位莫名其妙的人送一封伤筋伤骨的信，匆匆来去，如果女主人奥尔加·安得列夫娜挽留我的话，我想应该很坚决地留下来，把那本读到65页的书继续读完。
《在俄罗斯内陆》也是极让我折服的一篇作品，作者写药剂师，写一群可爱的孩子，收破烂的老头，写出这群人内在的朴素与善良，最后笔锋一转，写到与大剧院的独唱家奥泽洛夫与他们的巧遇，这种善意的“误会”，使我们心灵深处涌动起微笑，这是彼此信赖、互相帮助的俄罗斯人的精神本质，平实中见奇崛！
《“二七三”护林区》写于1949年，主题与上文相似，作者在这里尽情倾诉了对大森林的感情。对风光景物的描写，妙趣横生。文中有一段话令我感动不已，他谈的是人在自然中天人合一时的瞬间感悟，巴氏把森林、湖水、阳光、野花用一个“完美”的词组来表现，同时他又不无遗憾地认识到自己的笔无力表叙这完美的自然。他承认“人幸福的时候，他是慷慨的，他竭力要成为美好生活的向导”。应该说巴氏的狂喜与慨叹在我们身上时有发生，尤其面对完美的景物时，而“幸福的人最慷慨”的定义，也许不是巴氏的发明，可偏偏我从他的文章中觅出，只能认定这专利归他。
巴乌斯托夫斯基，一个赠予我的青春以炫目光芒的大师，喂养过军营中若干饥渴灵魂的慈祥的厨师，以色调多变的风格描绘俄罗斯自然景物的略带忧郁的诗人，美的信徒，我为你在天之灵而祈祷、祝福！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