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神圣的称呼，
他的爱是隐形的、深邃的、伟大的，
纯洁而不可回报的，
是最感人的。
父亲永远在你身后，
陪着孩子成长，
鼓励你、帮助你、指引你，
给你勇气、给你信心、给你力量……
终有一天，
你会明白，
有一种亲情，
叫父爱如山！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父亲不仅是家庭的顶梁柱，也是子女的楷模。古人说：“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为人父母，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教育好子女，而教育要有法度，要有规矩，要做出好榜样给子女看。如清朝时期的“宰相父子”张英、张廷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当时张英是朝廷大臣，他在安徽桐城老家的府第与吴家为邻，吴家建房时占了张家空地，家人写信给张英请他撑腰。张英的回信写了四句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信后，主动将宅基让地三尺，吴家见此也将宅基退让三尺。两家府第之间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成为了体现谦让美德的历史佳话。张氏家族从张英开始，子孙世代相继为官者数十百人，十二人位居翰林，成为清代非常罕见的名门旺族。张英、张廷玉治家格言都见于《聪训斋语》《澄怀园语》中，里面都是训诫子弟、传示后人的至理名言，被奉为修身齐家的典范，传诵不息。张英的家训，核心是四句话：“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徳者不倾；择交者不败。”教育子女，而读书位居其首。通过张氏家族的事例，足以证明为人父母者，具备长远的眼光是何等重要。近代的梁启超家族也是一个典范案例。梁启超有九个子女，长大后都成为国之栋梁。长子梁思成、次子梁思永、五子梁启礼三人均为中国院士，三子梁思忠是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国民党军官，四子梁思达是毕业于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者，长女梁思顺为诗词研究专家，次女梁思庄为著名图书馆学家，三女梁思懿为社会活动家，四女梁思宁是新四军早期革命者。梁启超在《论幼学》中强调：“人生百年，立于幼学。”世上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疏于管教的父母。他对他的孩子们说：“我自己常常感觉，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
教育不是单纯的教给孩子知识及生活技能，更重要的是教给孩子们人生道理，让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近代的大翻译家傅雷，在谈到儿子傅聪的成长时，认为人格教育远比知识技能的传授重要。他说：
第一，把人格教育看做主要，把知识与技术的传授看做次要。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的教育重点，应当在伦理与道德方面，不能允许任何一桩生活琐事违反理性和最广义的做人之道；一切都以明辨是非，坚持真理、拥护正义，爱憎分明，守公德，守纪律，诚实不欺，质朴无华，勤劳耐苦为原则。
第二，把艺术教育只当做全面教育的一部分。让孩子学艺术，并不一定要他成为艺术家。尽管傅聪很早学钢琴，我却始终准备他更弦易辙，按照发展情况而随时改行的。
第三，即以音乐教育而论，也决不能仅仅培养音乐一门，正如学画的不能单注意绘画，学雕塑学戏剧的，不能只注意雕塑与戏剧一样，需要以全面的文学艺术修养为基础。
傅聪三岁至四岁之间，站在小凳上，头刚好伸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静静的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我看了心里想：“不管他将来学哪一科，能有一个艺术园地耕种，他一辈子受用不尽。”我是存了这种心，才在他七岁半，进小学四年级的秋天，让他开始学钢琴的。
傅聪到十四岁为止，花在文史和别的学科上的时间，比花在琴上的为多。英文、数学的代数、几何等等，另外请了教师。本国语文的教学主要由我自己掌握：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等上选材料，以富有伦理观念与哲学气息、兼有趣味性的故事、寓言、史实为主，以古典诗歌与纯文艺的散文为辅。用意是要把语文知识、道德观念和文艺熏陶结合在一起。
为人父母，无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成龙成凤的根基首在学会做人。决定家教得失的，终究是父母的智慧；影响家道长远的，毕竟是父母的眼光。行动，就是最好的老师，告诉孩子如何过好自己的人生，才是最好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