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老太太”和她的养子们
在清末民初的那段时间里，元宝山建昌营最有钱的户子当属冷家了（相关内容可在“赤峰记忆”里前寻）。可是，冷家太“冷”，家业虽大，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却不如杨家。这个杨家，也就是咱们在上一期里提到的那位“杨四爷”杨毓峰的家，除了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的哥们儿四个而外，还有一位比母亲还要亲的婶母，人称“四老太太”，也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
生不逢时
最初，老杨家在建昌营的户门挺大，可日子一般，尤其是到了四老太太这辈儿，男丁不旺，相继出了三个寡妇，这其中就包括四老太太。
那年月，没有男人的日子实在太难了，没法儿过的，四老太太的那两个妯娌拍拍屁股，丢下四个尚在年幼的孩子，另谋生路，改嫁了，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又“走道儿”了。四老太太没有孩子也没有改嫁。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望着四个没人管的侄子实在可怜，就毫无怨言地承担起了作为一个母亲的全部责任，靠着家里种的几亩薄田，干点儿零活儿，一把屎一把尿地把这四个老小伙子养大成人，其中的艰苦自不必说，可想而知了。
这四个孩子就是后来的杨毓韶、杨毓春、杨毓峰和杨毓山。在婶娘的影响，他们长大成人后个个胸怀善良之心，为人正派。他们心往一处使，劲儿往一处扭，很快就让本已破落的杨家成为建昌营地区的富裕户。这其中，在上一期提到的那位“杨四爷”杨毓峰的能力最强，最有外面儿，当然是这一大家子的顶梁柱了，在这里就不多说了，还是说说最有故事的“杨木匠”和“杨二画匠”吧！杨毓韶有木工手艺，以打家具和卖家具为生，故当地人都叫他一声“杨木匠”。他胸无点墨,只是一个靠卖手艺为生的木匠,能够发展成为继建昌营冷家之后的又一代首富,不能不说其有过人之处了。
“杨二画匠”就是杨毓春。
在这杨家四兄弟当中，杨毓春是最有才华的一个,也是最不得志和相对生活最困难的一个。因为，他的追求与那哥仨儿不同,他不求眼前富贵荣华,只想皇榜高中。为此，杨毓春寒窗苦读,博通经史子集，且琴棋书画无所不精。但是，虽有经世之才,却屡试不中。数载过去,兄弟们分居另过,为生计所迫,只好做了一个“扎彩匠”，一边靠扎一些死人用的“车马人”换资糊口,一边仍勤于攻读,以侍机求取功名。辛亥革命后，封建科举制度随之废除，杨毓春的好梦也就彻底破灭了。民国以后，他就成了名符其实的“杨二画匠”，这就叫“生不逢时”吧。
善斋胡同
1948年初，建昌营解放了,凡是曾为日本人做过事的人,只要有群众检举并证实其确有民怨，就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该审查的审查了。杨毓韶的二儿子杨继民当过伪满时期的村长,可那么大的一个建昌营却没有一人检举过他。后来，又经过“镇反”、“反右”、“文革”等数劫,终无人问责其历史问题，直到1974年前后病逝于北京。
这是为什么呢？
家业大起来的杨毓韶回想起小时候被亲生母亲遗弃,幸得婶母含辛茹苦地自己养大的过去，深感人生的艰辛和不容易。直奉交兵,国内战乱频仍,官贪匪夺,富少贫多,民不聊生,建昌营常有穷极行乞而客死街头者。在四老太太的感召下,杨木匠不惜多年辛苦所积之财,决意兴办一个民间的慈善组织，扶危济困，以积后德。这个慈善组织的职能有三:一是杨毓韶经常在家或利用“龙泉观庙会”之机劝人多行善事，不欺人,亦不欺心,助人为乐；二是凡来建昌营的穷苦人,只要不是游手好闲之辈，必极力酬助，先是想办法给这些人找点儿活儿干,使其能有一条谋生之道；倘若实在找不到活儿干的，也要管两顿饱饭,然后再靠其它各种社会关系介绍到别的地方去谋生；三是为客死在建昌营的外地人义务送葬。据薛景山老人介绍，那时凡死在建昌营的外地人,不管知不知道姓氏名谁和身世家源,没有一个人是“土盖脸走的”，都是由杨毓韶的木器厂出一口白皮棺材,最次也要买一领新芦席卷起来再入土为安。后来，杨毓韶还在自家胡同口挂起了一块“善斋胡同”的牌子。日子久了，十里八乡的百姓觉得其为人不辱“善斋胡同”之名,便多尊称其为“杨善斋”了。
杨继民是在1942年前后当上的伪村长,虽为日本人做事,但受祖上影响,据说也是以善德处事,力主兴办女子道德会,提倡妇女解放,并没有做过半点儿缺德和对不起建昌营老百姓的事儿。
这也许就是“善有善报”的一个明证吧!
杨二画匠
一根文明棍一拿,
二饼(眼镜)一戴,
三炮台的烟卷一抽,
四季礼服一穿,
五眼皮鞋一卡,
六国饭店一住,
七星(期)礼拜一呆,
八圈麻将一打,
九(久)在窑子口一站,
十（实）十（实）在在“饥荒”一拉。
九死一生，
八成活不了,
七（妻)子卖绝,
六亲不靠,
五鬼分尸，
四肢无力,
三天没吃阳间饭，
两眼一瞪，
一死玩完。
上面的这条顺口溜就是由“杨二画匠”杨毓春编写的，至今还在元宝山地区广为流传。
民国以后的杨二画匠已再无求取功名的思想了,可他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善良品格,不同的只是在其中又渗入了少许玩世不恭的味道。小日本统治时期,警匪一家,横行乡里,特别是日伪建昌营警察署的一些伪警察整天不务正业,对老百姓吃拿卡要,稍不如意,非打即骂。杨二画匠看在眼里，恨在心上,就编了这么一条顺口溜。这条顺口溜先是从一到十地讥讽那些坏人的不轨行为，后面又从九退到一诅咒那些坏人没有好下场,写得很是巧妙。
受四老太太的影响,杨二画匠也同样为人忠厚善良，虽然生活并不算太富裕,但谁家死了人需要买纸扎祭品,他从不多要一分钱,特别是穷人家死了人,所要货资更是微不足道,钱不凑手时还可以赊账。他还十分热心于建昌营一年一度的庙会活动，每一年都会把自己亲手绘制的《七十二司图》长卷悬于庙堂正中,并持箫与乐队合奏佛乐，以吸引听众，借此劝善修德，教化众生。据了解，他还直接参与过元宝山南玉皇庙壁画的绘制和神像的雕塑彩绘工作。有一位曾参观过玉皇庙的老人说:“当时玉皇庙是建昌营地区诸多庙宇中最好的一座,其中壁画多以神佛传说为题材,前后殿堂及两廊墙壁所绘大小壁画约有百幅，其笔法流畅,细腻传神,造型逼真,画面整洁精美,多出自杨二画匠之手。”
话说有一天，从老哈河南走来了一位农民,身背着一只大酒瓶子,手里提着一只大雁，到建昌营赶集并走走亲戚，串串门儿。他还顺路来到杨二画匠的店里,找到杨二画匠说:“我母亲病危,大夫说是没治了,现在已不省人事,估计不出今天晚上就不行了。我们那地方没有干扎彩活儿的,想在你这里给她买一头纸牛,到时好给我母亲送葬用。”当时讲好一头纸牛的价钱是三块半“小光洋”,可是这个人又说他没把钱带足,想先把“牛”带走,等到建昌营下一个集日时再把钱带来,一定不失信。
咱们在前面说过了，杨二画匠为人厚道,常以君子之心度人。他听来人如此这般地一说,也没问来人的家是老哈河南哪个村的，更没有问来人姓啥叫啥,就非常爽快地一口答应了。结果，那个人带走“牛”以后，一连三四个集日过去了,愣是没来还钱。杨二画匠受过多年正统教育，崇尚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深恶不讲信义之徒。他想一头纸牛值不了几个钱儿，就是让人骗了去也无所谓的,关键是不能让这样不讲信用的人占了便宜。
有一天，又是建昌营的一个集日，杨二画匠就又编了一条顺口留，龙飞凤舞地写在纸上，一大早就贴在了通往集市必经的围子东大门上:
河南来了一黑汉,
背着大酒瓶，
手拎着一只雁。
言说人没死，
明天就入殓。
买了我一头牛，
小洋三块半。
等到下一集，
直到如今也没见，
也不知哪来的大水蛋。
许看不许揭，
谁揭我骂谁爹。
这样的一条顺口溜往围子大门上一贴,来来往往的人谁看了谁笑，就是没人敢揭。没过几天,不知是谁向那个买纸牛的人透了口信儿,这才把钱送了过来,并向杨二画匠赔了不是。杨二面狠狠地训教了这个人一顿后,这才又亲手把那张写有顺口溜的纸条揭了下来。
四老太太
从上面的这几个小故事中不难看出，建昌营杨家之所以能够发达，是和这位善良的“四老太太”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
年轻时的四老太太虽清穷而勤俭，尤有乐善好施之德。有谁求到她，即使是一个最不起眼的要饭花子,也是笑颜恭迎,尽其所能。因此老邻旧居、亲戚友人没有一个人说她的不是的。到了晚年,侄子辈的都叫她“老四婶子”,或叫她“老四娘”，孙子辈以下都叫“四奶奶”或“四老太太”。
据《元宝山文史资料》记载，杨家过好日子那会儿,四老太太还健在,杨家四兄弟始终敬如亲母,早晚问安,晚辈们更是尊之如祖。但四老太太虽有鱼肉可餐,金银可饰,却不改旧时风范,终日素斋淡饭,简装旧服,以至残年而不变。民国十八年，赤峰县县长杨子彬为粉饰政绩,笼络人心,或少有教育一方的想法,亲书“竹节松龄”匾一块，送悬于杨家的买卖门首。解放前夕，此匾还在,后不知去向。
可惜又可叹的是，这位令人起敬的母亲像很多中国旧时代劳动妇女一样，不知姓氏名何,只知她生于1865年,卒于1944年。
四老太太生平信佛,又是坐着去世的,故安葬时用的是坐棺。是时，建昌营的人都自发地为四老太太送行,可见她的人缘之好。杨毓韶是1944年过世的,送葬之人盈街,几达倾村出动。
在那个时代,杨二画匠是建昌营学问最高的人。平常谁家有个大事小情，比如写个信,过年写春联等都去找他，有求必应。左邻右谁家有个为难着窄的事儿往往也要找杨二画匠合计合计,让他给出个“道道儿”。并且，只要是他出的“道道儿”，都能将原本辣手的问题解决得很圆满、公道,不祸害人。杨二画匠到了晚年时,建昌营人认为他有“八贤王”之德能,便谁也不叫他“杨二画匠”了,而是都尊称他为“二千岁”。
“二千岁”已故去多年了，他留给人们的除了这几个故事外，其所画的庙堂壁画及建昌营老人们都见过的长卷《七十二司图》,或毁于战乱,或流于民间(据说解放后还有人见过),实难再复,终成憾事。有人还记得，“二千岁”在世时曾指点过建昌营民间画家宋振林。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交待一下，那就是为什么杨毓韶会客死北京呢？
这和我们在前两期提到的一个人物有关，他就是那个北京人刘致和！
杨毓韶是在北京学的木工手艺，由此结识了刘致和。后来，杨毓韶从北京学成回来时，刘致和就随其到建昌营经商。再往后，刘致和返回北京，杨毓韶又随其去了北京。
最近几期里，本报记者有意识地进行了一番尝试，即将一个地区的人或事集中在一起编写，以求达到更加立体与直观的阅读体验，不知效果如何，欢迎多提意见。
本文是根据张百奇先生主编的《元宝山文史资料》第三辑之《四老太太和“竹节松龄”匾》、《杨毓韶和他的“善斋胡同”》以及《杨二画匠》编写的，向原作者致以深深的敬意。至此，这组建昌营的陈年旧事就先刊发到这里吧，希望能对您有所启示，更希望您能提供类似的史料或线索，本报将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