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记茶庄
解放前，在老赤峰街里有过一个“老字号”——福记茶庄。它的兴与衰，正是赤峰商业的一段真实记录。甚或，它的一些经营理念和方式即使是在今天也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前身
福记茶庄的前身是以经营烟草为主的福记公司，创办于1924年，经理是郭哲生，主要股东有赤峰商界巨头杨子彬、蒙族王府协理鲍双喜等。
福记公司所经营的香烟品种主要有三炮台、红粉包、哈德门、小孩烟等十余种。
可是，由于当时的赤峰人大多抽的是自产自销的旱烟，“洋烟”的销路并不是很好，再加上又有一家经营香烟的德记公司在三东街开业，致使其陷入绝境,有亏无盈，于1930年初被迫倒闭。
同年3月，原福记公司的部分成员重新筹集股份，成立了专门经营茶叶的福记茶庄，地址设在二中街南部。福记茶庄有股东十余人，每股为一千五百元，总计十个整股，筹集资金一万五千元。
福记茶庄的经理是从锦州日升号请来的，叫姚畅时;副经理是京东人氏张竞西。
福记茶庄销售的茶叶品种主要有绿茶、乌龙茶、香茶、红茶、砖茶和珠兰茶。其中，绿茶、乌龙茶和香茶主要销售给城镇居民、富户；蒙古族人喜饮红茶，煮熬乳食更是离不开砖茶；回族人喜饮珠兰茶，每晨必喝。如是，福记茶庄购销的茶叶品种非常适合于本地区的不同民族生活习惯，很对路子。另外，其内部管理与用人也较为完善和可行，货物质佳量足、服务质量高，在检验、加工、储存、零售等方面有一整套严谨的规程。
福记的掌柜懂得和气生财的道理，对招待、接待、迎送顾客有一套办法。柜台上备有茶叶和烟，如果发现顾客有可能谈大宗买卖，就引入批发部的专屋，给以款待。店员能否善待顾客，揽到生意，决定了其在茶庄的地位和所受的待遇。
这是它在赤峰市场上能够立足的最重要原因。
货硬
老赤峰街里曾有过这样的评价说：“福记的货硬，正隆的人硬，恒盛不咋滴！”
当年，赤峰除了福记茶庄而外，还有稍晚开业的正隆、恒盛两家。
正隆茶庄是张竞西脱离福记后集股兴办的，这个人为品茶老行家，做茶叶很有一套，与天津等地的茶业公司有联系；恒盛茶庄的掌柜是来自锦州的石某。
这两家茶庄分别设在三中街和南横街，与福记相距不远,一场同行业间的竞争不可避免。
最终，福记在这场茶叶大战中取胜。
可见，“货硬”才是硬道理。
福记茶庄对原进货价格只是作为定价的基础，其销售价格要经过一套复杂的程序。品尝茶叶、鉴别质量是最重要的一关。在当时， 这道程序主要依靠感官的接触和老经验，辅之以理化检验。
福记凭借丰富的经验，采用“看干茶”的办法，大体也能准确地鉴别出茶质的优劣。第一步要“取样儿”，即在同一批茶叶中，按体积大小、叶条粗细、分量轻重、形态整碎以及质量的好坏加以区分，样品需选的适中；第二步是把大小、粗细、轻重、整碎的茶叶搭配均匀，然后判定出标准价值，分出等级，以质论价。
福记茶庄进货时坚持以“销”为主：多购进适销对路的茶叶，对不畅销的就少购或不购；库存茶叶经常保持在四百箱以上，以便调剂周转，但时间不能超过两个夏季，以免变质、变味。
老赤峰街的茶叶主要来自天津、营口、锦州等商埠。
1933年日寇侵占热河以前，福记的主要货源在天津，与天津东北部的正兴德茶庄关系密切。这个茶庄规模较大，从苏、浙、皖等省进货，货全量大，自设茶厂，加工质量非常好。
用工
福记雇用和招收店员有一整套的标准，要求严格遵守：身体健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不是赤峰本地人，有赤峰城内富户担保。
在当时的条件下，福记茶庄对员工的文化水平要求是不低的，因为茶叶的鉴定、加工、保管、销售等都需要有文化。至于不要当地人嘛，是为了防止店员与亲友及社会上的人互相串通，做出不利于茶庄的事儿，损害茶庄的利益和信誉；对担保人的要求则更加苛刻，地位、权势、财产都必须要在福记之上，这可以让店员不敢作弊、犯规或偷逃等，而解雇后，还会有担保人能够接受。
在那样的一个年代，福记就非常注重对店员的业务培养，如品茶、评等，不局限于经理之间。购进茶叶后，先由经理、副经理品尝，让年轻店员在一边观察。然后再与原有的茶叶作对比，让店员们仔细查看茶的叶条，并试喝一杯，进行品评。经理、副经理配出样品，由三个负责配茶的店员按照上面的标准配好，对不符合水质的要加工复制。
福记茶庄的店员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每分钟都处在“柜头”（相当于现在的店长）的监视之下。在旺季，经理、副经理也亲临柜台，在淡季就让店员专心练功，如打算盘、练习抓茶叶的准头儿。
在夏季，店员们要在早上四点半起炕。
店员起炕后先打开门板，准备营业，然后分两批洗漱。对上柜台的店员要求特别严格，不准留头发，必须把手洗干争，指甲内不准带一点儿污垢；必须到后院去吐痰，不准用香皂、雪花膏，避免茶叶“串味儿”，只准用一种碱和猪胰子做的合成物洗手；服饰样式要统一，夏季一律漂白布做的小褂子和黑细布长裤子。
中秋节过后，营业时间缩短，店员们有点儿空闲时间，练习写字就成了主要活动。
店员的业余时间很少，不能随便出门，也不准看闲书，惟一的读物是《大公报》、《大同报》，很多店员对这些刊物并不感兴趣。茶庄在每年农历正月组织店员们看两次戏，有时还能看一次电影。每次看戏或电影，都由柜头整队前往，按时返店。
每年的端午节、中秋节下午放假，店员们可以上街，接触几乎被隔绝的社会生活。
这两个下午，由“跑外”的人在店内看门，因为与大多数人相比，他们的自由比较多。
掌柜的不准店员们随便花钱，就是为了应付病灾的费用。如果店员的薪金不够开支，茶庄还会以“馈送”的形式在每年正月予以补贴。“馈送”金额因人而异，差别很多，多则百元，少则十元、五元，全凭掌柜个人好恶而定。
福记对店员的工作、生活近乎苛刻的管理与限制，在当时还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日伪统治下的赤峰，到处都是妓院、赌场和烟馆。福记的店员们在这种环境里未曾染上那些恶习，甚至不敢靠近，可以看出掌柜的高明之处。
在膳食方面，由福记茶庄为店员免费提供。营业旺季时，店员们每星期能吃上两顿饺子。
对每个店员来说，薪金是相互保密的。每当到了农历正月初五，他们都非常紧张，战战兢兢地去看支使账。因为这一天是“拨薪金”的日子，从账上可以看出每个店员在过年一年的业绩。店员的薪金数额相差很大，如果拨的薪金很少，就意味着干得不好，有被解雇的可能。
福记对店员管束严格，戒律繁多，奖惩分明，薪金差距和浮动幅度很大，随时都有减薪和解雇的可能。
店规
福记茶庄每五天开一次会，时间是在晚饭后,齐聚于柜房，听经理、副经理训话。先是总结五天来的营业情况，然后对店员逐个“过堂”，向表现好的学，对表现坏的要引以为戒。
在福记，每年有三次解雇的时段：五月端午节、八月中秋节和正月。
过完大年之后，有的店员会接到解雇通知，向担保人说明情况。好一点儿的，经担保人周旋，掌柜的收回成命，重新入店，但要受到掌柜的严厉而刻薄的训斥：“你们家没有买卖人，还想住买卖地方？”
被解雇者都是被经理认为不勤快，不好管的人，而不是因为偷窃。因为茶庄一来对偷窃防范甚严，二来偷窃者会承受不了舆论的压力。
在当年,如果说某店员是“偷钱的臭三辈”或“偷过一分钱”，在赤峰街里就呆不住了。
福记茶叶的批发办法是：在几条经销路线的各主要城镇选定分销店，茶店按期派人前往“汇货”，出示样品，确定各店需要的茶叶品种和数量，然后再由茶庄发货，一般不先收茶款，待下一季度去人销货时将款收齐带回。
福记的盈亏情况与各分销店经营的好坏有着直接的关系。
福记“跑外”的人都非常注意观察和研究其它分销店的营业状况，做到心中有数。发现销售不好的店，只收欠款，不发货。当时把亏损户称为“摊黄户”，这类商户每年不过一、两户。福记对“摊黄户”所欠货账尽量催收，实在偿还不起的就作“呆账”处理。“呆账”三年结算一次，一笔勾销，这样的欠款数目是很小的，大约只有三四十块钱。
福记茶庄在选定批发代销店时相当慎重，大多数能靠得住。加之“跑外”的人能干，有眼力，发现分销店有亏损的迹象，就立即向茶庄报告，以便及早处置，避免损失。
分红
福记茶庄员工最多时达三十余人，其中经理、副经理、三经理各一个，“跑外”的两人，采购两人，站柜台十余人，配茶三人，汇货两人，会计两人，还有厨工、更夫数名。
福记茶庄的经理、副经理、三经理享有顶“人身股”的特权，经理为一俸二，一俸为一个整股；副经理顶一俸，三经理顶八厘，也就是一股的百分之八十。有一些被掌柜的看中并给予重用的店员可以顶“散身股”，另外还有从茶庄外硬塞进来的“关系股”，股额为五、六、七厘不等。在福记学艺，三年后“放座吃劳金”，地位高了一步，每天能在晚间闭店时和经理及“吃大劳金”的人同桌吃晚饭，五年后允许顶“人身股”五厘。
按规定，福记每年分红利一次，有“实在股金”的“财股”与“顶人身股”的同等对待。此外，经理、副经理与顶“散身股”的人每年可以预支一定数量的现金，一般按一个整股预支四百元计算。如茶庄经营的好，他们可与其他股东一起分红，如出现亏损，虽分不到红，可照拿“预支金”，也算是“旱涝保收”了。
散伙
伪满统治初期，福记平均每天零售额为300元，月总计9000元，一年达108000元，毛利润为25%，全年零售毛利总计27000元；每天平均批发额为400元，月总计12000元，一年达144000元，毛利润为20%，全年批发毛利润总计28800元,其中砖茶全部批发，不零售。
零售和批发毛利总计55800元，扣除税金、房租、水电、运杂费、薪金等项支出，每年能获纯利两万余元。
1935年到1939年是福记茶庄的兴盛时期。
1939年，也就是伪满康德六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加紧对东北各地的物资掠夺和经济垄断，于7月25日颁布了厉行物资统制和限制物价的法西斯法令“七二五限价”，让福记茶庄的货源、品类、价格等完全置于日伪的控制之下，几乎无利可图。
1940年到1941年，日伪当局强制推销“台茶”，又名花包种。这种茶叶的产地是台湾，碱性大，色黑红，味不好，一夜之间就会变成绿色。台茶用纸盒装运，其质量大受影响，且售价由日伪官方硬行规定，较其他茶叶昂贵。福记经营台茶几乎无利可图。
给福记以致命打击的是1942年秋季的“强制拍卖”。
这年中秋节刚过，赤峰伪检察长王相柏、于兴洲突然带人闯进福记茶庄，给副经理张江丰戴上手铐，拉到三西街伪警察署关押起来,罪名是“经济犯”。
在日伪暴政之下，“经济犯”的罪名是可以随便加到任何店主和小商贩头上的。张江丰被捕后，福记茶庄四处活动，托人保释，最后用一大笔贿金才将人赎回,那些人抓人的目的就是要勒索钱财。
这一年的10月间，伪检察厅又勒令福记茶庄将全部存货按“官方限价”拍卖，当时叫“配给”。福记在当时已经营了十二年，积存茶叶12000斤，每斤的平均价格是五元，而所谓的“配给价”是每斤两元钱。
两天后，存货拍卖一空，其中很大一部分被日伪人员以低价买走。
福记在这次拍卖中共亏损了36000元,近于倾家荡产，被迫倒闭。
1945年8月，日寇投降，伪满洲国垮台，赤峰第一次获得解放。福记茶庄的部分人员重新筹集了部分资金，在原址再开福记茶庄，全店只有五个人。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进入赤峰。福记坚持营业，主要是从天津进货。
此时,张竞西在天津开设了“成隆茶庄”，转销南方茶叶，门面虽不大，但营业范围极广，并打入北平、唐山、山海关等地的市场。
1947年旧历六月，赤峰第二次解放。
福记有两个人回了家乡，人手不够，资金也不足，难以从外地直接进货,只能从赤峰的泰升、裕记、大光、庆丰厚等公营货栈进货。
1949年初，天津、北平相继解放，
福记重新从天津办货,运输、经销都非常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