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鹏：《历代名臣奏议》的编纂及其史学影响和价值
《历代名臣奏议》为永乐间黄淮、杨士奇奉敕主编的奏议类文献汇编。是书始纂时间当在永乐七年（1409）二月至十二年九月之间，参纂人员除黄、杨二人外，可考者尚有周忱、卢翰、林志、陈循四人。此书无序及编纂官衔名，其根本原因在于立储之争，由此而导致监纂官黄淮身陷囹圄。就史源问题而言，该书先秦部分有大量的内容取自刘向《说苑》；唐及五代部分，有学者认为有取材于《旧唐书》《旧五代史》，实则不然。《历代名臣奏议》推动了后世“经世文”以及奏议文献的编纂，在当今的历史文献编纂、辑佚等方面仍有较高的价值。
《历代名臣奏议》（以下简称《名臣奏议》）为永乐间黄淮、杨士奇奉敕主编的大型奏议类文献汇编。全书共三百五十卷，分六十七门，收录了自殷商以迄元代诸名臣奏议及君臣问答之语等。四库馆臣称：“然自汉以后，收罗大备。凡历代典制沿革之由、政治得失之故，实可与《通鉴》、'三通’互相考证……采摭赅备，固亦古今奏议之渊海也。”
该书最早的版本为永乐十四年（1416）内府刊本，因版藏内府，刊印不多。弘治十三年（1500），兵科给事中戴铣上奏明孝宗，指出《名臣奏议》“在当时未大颁行”，提出再次刷印，由“福建布政司给帑翻刻，以广其传”。礼部覆奏后，孝宗只是将重印的《名臣奏议》赐各五府及部院寺监等机构，并未翻刻。至万历时期，姚文蔚已有“学士大夫罕得见焉”之叹！是书卷帙浩繁，明代又有两种节录本：一是欧阳一敬与魏时亮合编的《历代名臣奏议集略》四十卷，有隆庆三年（1569）王廷瞻刻本；二是崇祯时张溥删正本，《四库全书总目》云：“其《序》自言生长三十年，未尝一见其书。最后乃得太原藏本，为删节重刊，卷目均依其旧。”《中国古籍总目》著录有“明崇祯间东观阁刻本”及“崇祯八年（1635）聚英堂刻本”两种，前者为三百五十卷，后者三百二十卷。除此之外，张溥本在清代又有文德堂改板重印本、光绪十二年（１886）河宝树堂刻本等。据日本江户时代的舶载书目，张溥本《名臣奏议》于宝历四年（1754）就已随船传入东瀛。后小田瀛决定将张溥本翻刻广传，限于财力，拟分四编出版，初编选取《名臣奏议》中紧要者，勒为三十一卷，书版藏于长门明伦馆，文久三年（1863）京都出云寺松柏堂据此书版刊印。初编刊印不久，小田瀛去世，后三编未能继续出版。张溥本传入朝鲜半岛后，又有朝鲜活字本，为三百十九卷，今日本东洋文库有藏本。可见，张溥本在后世流传颇广，《名臣奏议》得以在海外传播远扬。
清祝霆月、陈时谷又从《名臣奏议》中辑选成十六卷，命名为《历代名臣奏议粹》，有康熙三年（1664）序刊本，今南京市金陵图书馆藏有残本，日本东洋文库有全本。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馆臣据永乐本《名臣奏议》抄录，此为四库全书本，文字已多有改窜。现通行本《名臣奏议》有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二者均据永乐本影印。
目前，学界对《名臣奏议》的始纂时间、参纂人员及其史学影响、价值等基本问题鲜有关注，某些已有的研究结论亦存可议之处。故笔者不揣浅陋，试作考述和辨析。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历代名臣奏议》的始纂时间
关于《名臣奏议》的编纂时间，《四库全书总目》称：“明永乐十四年，黄淮、杨士奇等奉敕编。”永乐十四年（1416）实为《名臣奏议》的成书时间，《明太宗实录》对此有明确的记载。至于《名臣奏议》始纂于何时，《实录》则语焉不详，只云：
先是，上以玺书谕皇太子，令翰林院儒臣黄淮、杨士奇等采古名臣直言，如张良对汉高、邓禹对光武、诸葛孔明对昭烈，及董、贾、刘向、谷永、陆贽奏疏之类，汇录以便观览。
惟独嘉靖时人黄佐《翰林记》系此事于《圣学心法》成书之后，曰：
时庶吉士余鼎辈读书文渊阁，上命编纂君臣父子诸格言，各为类，名曰《圣学心法》。七年二月书成，亦亲序之，出示学士胡广等，因命司礼监刊印。又以玺书谕皇太子，令学士黄淮、杨士奇等采古名臣直言并奏疏汇类，以便观鉴。十四年十二月书成，赐名《历代名臣奏议》，遂命刊印，以赐皇太子、皇太孙及大臣。
《名臣奏议》与《圣学心法》体裁颇为相近，皆为记言之书。《圣学心法》成书后，成祖“出示学士胡广”等人曰：“皇太子，天下之本，于今正当进学之时，朕欲使知其要，庶几将来太平之望。秦汉以下，教太子者多以申韩刑名术数，皆非正道。朕间因闲暇，采圣贤之言，若执中建极之类，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今已成书，卿等试观之，有未善，更为朕言。”永乐七年（1409）五月，该书刊印完毕，成祖又遣人赉赐皇太子。这说明《圣学心法》乃成祖为教化皇太子所纂。
《圣学心法》采“四书五经”、《贞观政要》、《通鉴纲目》等典籍及历代圣贤嘉言，所论主要为“君道”，标榜帝王道德；又附论“父道”“子道”“臣道”，以明伦理、纪纲。正如日本学者檀上宽所说，该书“没有涉及'治国平天下’的实际层面，也与永乐政权的实际政务脱节，仅仅是理想化的空泛理论”。而《名臣奏议》所收奏疏多与实际政务有关，《圣学心法》的不足，客观上为《名臣奏议》的编纂提供了空间。《圣学心法》成书于永乐七年（1409）二月，成祖命黄、杨纂修奏议一事则在此之后，由此可断定，《名臣奏议》始纂时间的上限不早于永乐七年二月。
至于下限，《名臣奏议》始纂时间则不晚于永乐十二年（1414）九月。作此判断的依据为：《名臣奏议》为黄淮、杨士奇奉敕编纂，但从永乐十二年九月之后，黄淮已无参编《名臣奏议》的可能。永乐十二年八月，成祖征瓦剌还师；九月，因“皇太子所遣使迎车驾缓且奏书失辞”，归咎于东宫官。汉王朱高煦乘机“媒孽东宫事”，东宫僚属获罪者甚多，其中，黄淮、杨士奇纷纷下锦衣卫狱。十二月，杨士奇出狱。黄淮则系狱十年，至仁宗即位，始复官。
综上所述，《名臣奏议》编纂起始时间当在永乐七年（1409）二月至十二年九月之间。
二、《历代名臣奏议》编纂人员考论
明人郑晓的《今言》提及《名臣奏议》，云：“今此书无序，亦无监纂、编纂官职名。”明代诸家史籍均将《名臣奏议》的编纂者系之于黄淮、杨士奇二人。除此之外，预修《名臣奏议》可考者，尚有周忱、卢翰、林志、陈循四人。
周忱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周忱，字恂如，吉水人。永乐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明年，成祖择其中二十八人，令进学文渊阁……景泰四年十月卒。谥文襄。
周仁俊《周文襄公年谱》：
（永乐）六年戊子，公年二十八，起复入翰林，仍直文渊阁。
周忱《双崖文集》卷三《书邹浩传后》：
予尝奉诏纂集《历代名臣奏议》，得宋右正言邹浩《谏立刘后疏》。
按，明代翰林院为文翰机构，有修书之责，周忱“奉诏”纂修《名臣奏议》，当与其翰林官的身份有关。周忱所得邹浩《谏立刘后疏》，后被收录在《名臣奏议》卷七十五“内治”门。
卢翰
《明史》无传。《（正德）南康府志》卷六：
卢翰，字邦臣，集贤坊人。登永乐甲申进士，入翰林为庶吉士，与修《永乐大典》《历代名臣奏议》，升吏部文选司主事。
按，“永乐甲申”即永乐二年（１４０４），卢翰与上述周忱乃为同年进士。据《明太宗实录》载，永乐三年，卢翰与周忱等人同入文渊阁进学。盖卢翰与周忱亦同时受诏纂修《名臣奏议》。
林志
《明史》无传。杨士奇《东里文集》卷十六《故奉训大夫右春坊谕德兼翰林侍读林君墓表》：
君姓林氏，……为字之曰尚默。……永乐辛卯福建乡试，壬辰礼部会试，皆第一。廷试第一甲第二人，赐进士及第，授翰林编修、承事郎。癸巳，车驾幸北京。甲午，召赴行在，预编《性理》及四书、五经《大全》书。书成，受赐赍，升文林郎。丙申，扈从南还，预编《历代名臣奏议》。辛丑，召赴北京，升修撰，授承务郎。
杨荣《文敏集》卷二十一《故奉训大夫右春坊谕德兼翰林侍读林君墓志铭》：
尝纂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古今名臣奏议》、郡邑志书，辨论精确，勤于编述，迥出俦辈。甲辰秋九月，升侍读，寻升右春坊右谕德，仍兼旧职。
按，“丙申”为永乐十四年（1416），据《明太宗实录》记载，该年十月癸未（二十五日），成祖由北京返至南京。故林志于十月二十五日之后，始参与编修《名臣奏议》，此距最后成书已不足两个月。
陈循
《明史》卷一百六十八《陈循传》：
陈循，字德遵，泰和人。永乐十三年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习朝廷典故。帝幸北京，命取秘阁书诣行在，遂留侍焉。
陈循（号芳洲）《芳洲文集续编》卷首姚舜牧《陈芳洲先生传》：
预修三朝《实录》、《宝训》及五经、四书、性理《大全》、《历代名臣奏议》、《历代臣鉴》、《五伦书》、《通鉴》、《史记》等书。
王翔《芳洲先生年谱》“丁酉”（永乐十五年）条：
是年正月，公之夫人来自泰和，公受命 预修《历代名臣奏议》。
按，《名臣奏议》于永乐十四年（1416）十二月已成书，门人王翔在所编陈循年谱中却将陈氏预修《名臣奏议》一事系于“丁酉”年，即永乐十五年正月，该记载显然有误。《芳洲先生年谱》又载：丙申“九月二十日，公预扈从，还南京，逾月始至，居翰林院南宅”。可知，陈循于永乐十四年九月扈从成祖南还。陈氏当与林志一样，亦在十月抵南京之后始参与《名臣奏议》的编纂。
以上可见，明代文献中对《名臣奏议》纂修人员的情况没有集中记载，悉为零散的资料。《明实录》与明代翰林院志———黄佐《翰林记》、周应宾《旧京词林志》对《名臣奏议》除黄、杨二人之外，其他纂修人员皆缺载。又，《周文襄公年谱》为周忱之子仁俊所编，当是周忱生平事迹最可靠、详尽的记录，然而全未提及其参编《名臣奏议》一事。《芳洲先生年谱》虽记载了陈循预修《名臣奏议》，却误记其参编时间。这说明《名臣奏议》纂修人员的参与情况在当时留下的原始记录甚少，其完整的人员名录更是不可详考。此中缘由值得思考。
郑晓《今言》论及《名臣奏议》无序及编纂官衔名时，云：“是时，西杨（注：杨士奇）在南京佐太子监国，正危疑之际也。”清李希圣对《名臣奏议》亦有疑惑，其为方功惠藏明永乐本《名臣奏议》所撰题跋云：“何以卷首无序，亦无监纂、编纂官职名，殊不可解。考郑端简晓《今言》，知是时西杨士奇在南京佐太子监国，正危疑之际。盖此书本以玺书谕太子，令翰林儒臣编撰故也。”至于为何“危疑”，李希圣用小字注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云：
士奇之志赞善梁潜墓也，云永乐十五年，车驾狩北京，上有疾，两京隔数千里，支庶萌异志者，内结权倖，饰诈为间，一二谗人助于外，会有陈千户事连梁潜，遂死非命，十六年九月十七也。所谓萌异志者，盖指赵王高燧，权倖者，内臣黄俨、江保也。郑所谓危疑指此。
梁潜之所以受“陈千户事”牵连，是因为永乐十五年（1417）成祖巡幸北京后，梁氏“以文学简侍皇太子监国南京，有陈千户者，害民取财，皇太子谪交阯立功，后念其旧军功，宥之。或言陈千户不当宥，潜及司谏周冕闻之而不谏止，遂逮下狱”。当时侍从东宫者，以杨士奇为首，梁为副。梁潜以“辅导有阙”的罪名被逮下狱，而赵王高燧心怀异志，又有权倖相助，这对东宫官杨士奇而言，的确易陷于“危疑”。但问题是，《名臣奏议》于永乐十四年末即已成书进呈，而梁潜下狱则在永乐十六年七月，况且事实证明杨士奇也并未受到陈千户事件的牵连。显然，郑晓所说的“危疑”并不指此。
前文已提到，永乐十二年（1414）九月，杨士奇曾受汉王谮太子以及太子遣使迎驾缓迟等事的牵连而下狱，但该事件的来龙去脉尚未详细说明。杨氏此次获罪，所谓太子遣使迎驾缓迟只不过是诱因，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立储之争。
成祖有四个儿子，其中第四子朱高爔幼殇，余下为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以及第三子朱高燧。按照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朱高炽当被册立为太子。但是，朱高炽性仁慈，体态肥胖，不被成祖喜爱。朱高煦则性凶悍，在“靖难”中表现尤为突出，《明史》载：“成祖屡濒于危而转败为功者，高煦力为多。”故成祖对高煦亦有所偏爱。在储位未定之时，淇国公丘福等人认为朱高煦有功，当立。成祖问解缙，解缙极力主张册立长子朱高炽，成祖未置可否，后考虑到将来要传位于“好圣孙”朱瞻基，成祖最终默认立高炽为太子。永乐二年（1404）四月，朱高炽被正式册立为太子，朱高煦被封为汉王。解缙在拥立朱高炽为太子一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遭到高煦的忌恨。
立储问题看似已解决，实际上太子之位随时可能不保。太子常失帝意，而汉王朱高煦也未放弃夺嫡的打算，迟迟不肯就藩。高煦恩宠益隆。解缙因谏言高煦“礼秩逾嫡”而失宠，高煦又谮告解缙泄露禁中语。永乐五年（1407），成祖以廷试读卷不公为名，将解缙谪为广西布政参议，后改交＋阯。永乐八年，时值成祖北征，解缙入京谒见过皇太子而归。汉王乘机向成祖进言：“缙伺上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成祖震怒，下令将解缙下狱，后被害狱中。此事件牵扯人员甚夥，大理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旸、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编修朱纮以及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李至刚等人皆下狱。
永乐十二年（1414），朱高煦又借太子遣使迎驾稍迟之事，乘机谮言太子，其目的就在打击皇太子及其东宫官僚。幸赖兵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力保太子，太子才得以保全。从解缙下狱被害，再到永乐十二年黄淮、杨士奇等东宫官下狱，无不由朱高煦及其党羽所推动，其背后的根源正是储位之争。郑晓所言杨士奇在辅佐太子监国之时，遭遇“危疑”，应指永乐十二年间事。
郑晓盖未注意到，在《名臣奏议》成书之际，宫廷发生了朱高煦阴谋夺嫡败露之事。永乐十四年（1416）九月，成祖尚在北京，因听闻高煦有不轨状，遂于十月南还，“尽得其私造兵器，隐养死士，招纳亡命，及漆皮为舟，教习水战等事。上怒甚，召至面诘之，又录示其不法数十事，褫其衣冠，囚絷之西华门内，命中官黄俨等昼夜守之，将免为庶人”。后因太子求情，成祖仅削其护卫，诛其左右狎昵之人，徙封山东乐安州。
高煦阴谋夺嫡的败露，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成祖对杨士奇的信任。永乐十四年（1416），成祖返回南京后，曾召见杨士奇，向其询问汉王不轨之事。更重要的是，次年二月，杨士奇以左谕德兼侍讲升为翰林院学士。翰林学士为皇帝近臣，掌文翰之事，“备天子顾问”，地位崇耀。而在此前永乐十四年四月，胡广、杨荣、金幼孜皆任翰林院学士，杨氏则不与之同列。前后这一转变，正是发生在汉王阴谋败露之后。
须注意的是，在成祖已知汉王心存异志后，之前因汉王谮言皇太子而导致下狱的东宫官黄淮、杨溥等人，并没有被释放出狱。换言之，《名臣奏议》成书之际，监纂官黄淮仍身陷囹圄。《名臣奏议》无序及编纂官衔名当与黄淮有关，
而与杨士奇无涉。汉王阴谋夺嫡一事的败露，不仅使杨士奇走出了此前的“危疑”，客观上也加快了《名臣奏议》的成书，这从林志、陈循等扈从南返人员参与编纂《名臣奏议》，可窥一斑。《名臣奏议》进呈后，成祖虽嘉赞之，但未见赐宴或升赏，亦或与监纂官黄淮为“戴罪之臣”有关。
三、《历代名臣奏议》的史源问题辨析
顾吉辰先生《略论〈历代名臣奏议〉的历史价值》对《名臣奏议》的史源问题有所讨论，但仍有两个问题值得辨析：
其一，顾先生认为《名臣奏议》，“商周至唐之前的奏议，大多抄录《尚书》《春秋》《战国策》《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盐铁论》《新语》、诸子书册以及隋朝及魏晋南北朝的几部正史中的有关大臣的奏议和君臣之间的问答”。惜顾先生未注意到，《名臣奏议》关于先秦部分，有大量的内容直接抄录于刘向校理的《说苑》《新序》，尤以《说苑》为多。
《说苑》乃刘向据“中书本”《说苑杂事》及民间藏本整理而成，其内容多为人物之间的对话。清人计东将《说苑》视为说部文献的渊薮，云：“说部之体，始于刘中垒之《说苑》、临川王之《世说》。”既然《说苑》近乎琐语的缀集，《名臣奏议》为何偏偏从中取材尤多？实际上，《名臣奏议》虽以“奏议”命名，但其所收录的内容不惟奏议，尚包括君臣对答、策问之类。《说苑》一书，内容虽驳杂，但语涉为君之道，“冀以感悟时君”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刘向好直言进谏，《说苑》亦类似于“谏书”，因而易被《名臣奏议》所取材。如《名臣奏议》卷一“君德”门中孔子《论君子之恶恶道》、鲍叔牙《论文武仁义》、吴起《论在德不在险》分别出自《说苑》中的“君德”“正谏”“贵德”三卷。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在于《说苑》被纳入到了明初的官学教育体系之中。太祖不仅“好观《说苑》”，还于洪武十四年（1381）四月，“诏改建国子学于鸡鸣山下，命国子生兼读刘向《说苑》及律令”。经太祖提倡，《说苑》同律令一道，成为国子监生的必修课程，以达到劝戒和垂示的教化目的。次年十月，太祖又“命礼部颁刘向《说苑》《新序》于天下学校，令生员讲读”。《说苑》又从中央官学普及到府、州、县学。对于这样一部既受太祖喜好，又被纳入到官学教育体系中的典籍，《名臣奏议》的纂修官在取材上难免会有所考虑和偏重。
其二，对于《名臣奏议》中唐及五代时期的奏议，顾先生认为《名臣奏议》有抄录“两《唐书》、新旧《五代史》”。此说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名臣奏议》并未利用《旧五代史》，对《旧唐书》亦几无参考。永乐元年（1403）编纂《永乐大典》时，曾收录《旧五代史》。遗憾的是，《名臣奏议》中五代部分，多取材于《新五代史》，却未利用《旧五代史》，否则今日校勘邵晋涵辑录本《旧五代史》又会多一种他校本。
《名臣奏议》看似有部分奏议直接取材于《旧唐书》，实源自宋人姚铉编的《唐文粹》。如《名臣奏议》卷十七收录有崔沔《加边豆增服纪议》，该奏议同见于《唐文粹》与《旧唐书》。三者的文本差异列表如下：对比可知，《名臣奏议》与《唐文粹》在第５条文字上略有不同，《名臣奏议》脱“或”字，且将“祠”讹为“同”，系形近而误，此脱、讹当为《名臣奏议》在刊刻之前校勘未周所致。其他诸条文字，《名臣奏议》均与《唐文粹》同。《名臣奏议》与《旧唐书》相较，则每条文字上皆有出入，显然二者之间不存在文本上的继承关系。这样的例子，尚有许多，兹不赘述。由此可认为，相较《旧唐书》，《唐文粹》更有可能是《名臣奏议》的史源。
另外，《名臣奏议》所载部分唐人奏议，不仅见于《旧唐书》与《唐文粹》，还互见于《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唐会要》等，尤其是《文苑英华》，有专门的表、书、疏、议等类目，收录了大量的奏议，其中包括上述崔沔的《加边豆增服纪议》。把《名臣奏议》仅与《旧唐书》《唐文粹》做比较，尚不能坐实《唐文粹》就是《名臣奏议》的史源。经过比对，笔者发现《名臣奏议》卷十六载王方庆的《上明堂告朔议》，其中“今礼官议惟岁首一入耳，与先儒既异，在宫臣不敢同”一句，《旧唐书》《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唐会要》皆无“宫”字，惟《唐文粹》瑏瑠有之。这足以说明《名臣奏议》实际上直接抄录了《唐文粹》，而非《旧唐书》《文苑英华》等书。
《名臣奏议》之所以在取材上舍弃《旧唐书》《旧五代史》，当与时人对“旧史”的不重视有关。《新唐书》《新五代史》一出，“旧史”流传渐稀。据武秀成研究，《旧唐书》在南宋前期，尚有五种刻本传世。但自南宋以后流传益少，元大德年间九路儒学分刻“十七史”中便无《旧唐书》。至明代，《旧唐书》更是“久不行世，无善本”。直到嘉靖时期，闻人诠多方搜求，对残宋本加以校正重刻，该书复得以流传。《旧五代史》的命运与《旧唐书》相类。“至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诏学官止用欧阳修史，于是薛史遂微。元、明以来，罕有援引其书者”。到清乾隆时期，《旧五代史》近乎失传，馆臣邵晋涵等人只能从《永乐大典》辑出，已非原本。总之，自南宋以降，“旧史”史学地位日渐旁落，这就容易导致《名臣奏议》的取材更偏向于“新史”。
四、《名臣奏议》的史学影响及价值
《名臣奏议》为奏议类文献的大型汇编，在明代历史编纂学上有较大影响。故有学者说：“明代官修史书中，在历史编纂学史上有一定影响的，是永乐时期编纂的《历代名臣奏议》。”具体而言，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明代“经世文”编纂的推动。黄训的《皇明名臣经济录》是明代最早的经世文编，主要辑录了洪武至嘉靖九朝名臣奏疏以及人物传状中切于时事、治国之言。四库馆臣称：是书“与淮等所编（即《名臣奏议》）时代相接，颇足以资考镜”。后又有陈子龙等人辑《明经世文编》，乃“参订往哲，备一代经济之书也”。至于纂修缘起，陈氏云：“永乐中，命阁臣士奇等辑《名臣奏议》，盖前代纂备矣。昭代之文，至今阙焉。”明代这种以奏议为核心的经世文编，正是由《名臣奏议》的推动发展而来。
二是对明代汇编奏议的推动，尤其是本朝奏议。嘉靖人唐顺之拟纂汉、唐、宋、元名臣奏议于一书，未竟而殁，后刘曰宁、朱国桢为之补遗，编定为《荆川先生右编》四十卷，姚文蔚又以《名臣奏议》补之，“《右编》所佚者，即录之，得十卷。其篇目分类，一仍《奏议》之旧，而增以标题，与《右编》相为经纬，命之曰《右编补》”。至嘉靖以后，明人对本朝大臣奏议的汇编渐成风气。其中，大名太守张瀚招揽二三宿儒，对《皇明名臣经济录》重加整理，“所简斥者十之五，所增补者十之三”，成《皇明疏议辑略》一书，所收悉为洪武至正德间奏议。尽管该书《凡例》称其门类“略仿《宋名臣奏议》，先朝廷而后庶事”，但该书中“漕运”“律历”“征伐”“御边”等名目却多与《名臣奏议》暗合。时人李幼滋把二书并举，云：“余览古今之疏议，宋元以前尽于《名臣奏议》，其书也博而能载；国朝以来尽于《皇明疏辑》，其书也详而有体。”继《皇明疏议辑略》后，明代本朝的奏议汇编又有张卤《皇明嘉隆疏抄》、顾尔行《皇明两朝疏抄》、贾三近《皇明两朝疏抄》、吴亮《万历疏钞》等。明代中后期奏议类史著体裁的大量出现，亦因受到了早期《名臣奏议》的影响。
至清，《名臣奏议》的体例对奏议文献的编纂仍有一定的影响。如顺治时人曹本荣编《奏议稽询》四十四卷，“是书仿《历代名臣奏议》之体，汇辑自周讫明诸臣奏疏，分六十六门”。除此之外，四库馆臣在利用《永乐大典》辑佚已失传的宋人文集时，《名臣奏议》的文献辑佚价值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凸显。如宋人陈次升有《谠论集》二十卷，收录奏议二百零七篇，原本久佚，后四库馆臣于《永乐大典》得八十六篇，录自《名臣奏议》三十篇，厘为五卷，“较诸原本所存，仅什之五六。然昌言伟论，为史册所未载者，尚可考见其梗概”。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有宋人许翰撰《襄陵集》二十四卷，后散佚。四库馆臣采辑《永乐大典》佚文，编次为十二卷，“其奏疏为《永乐大典》所原阙者，则别据《历代名臣奏议》补入。庶直言谠论，犹得以考见其什一云”。
四库馆臣之所以可据《名臣奏议》补宋人文集，是因为自东汉以降，随着别集、总集的出现及流行，部分奏议亦随文集而传世，“文集形式的出现，使诗赋、奏议之文，在史传之外拥有了新的保存和流传形式”。《名臣奏议》中的宋元部分，有不见于其他文献者，故此部分有较高的辑佚价值，对补充已经散佚的宋元文集具有重要的作用。
《名臣奏议》在今天的历史文献编纂上仍有其影响和价值。当今学者陈得芝等人所辑《元代奏议集录》，即在《名臣奏议》元代部分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十余人的奏议而成。按此思路，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为北宋名臣奏议的汇编，倘若我们利用《名臣奏议》，再旁及其他文献，将南宋奏议裒为一集，宋代一朝奏议文献几可备矣。
在文献辑佚方面，尽管四库馆臣利用《名臣奏议》做了一些辑佚工作，但利用尚不够充分。如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进士徐元杰有《楳野集》二十五卷，后失传，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十二卷，分杂文十一卷、诗词一卷。《名臣奏议》卷六三有徐元杰于嘉熙二年（1238）上呈理宗的一份奏疏，为十二卷本所未收，故《名臣奏议》的辑佚价值仍有待进一步挖掘。
此外，《名臣奏议》还可为当今的史学研究提供丰富的议题。《名臣奏议》的门类涉及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思想等方面，通过对某一类奏议进行集中研读，可分析该文本的文体、行文以及政治、文化内涵，乃至透过文本看时代思想，等等。当然，《名臣奏议》亦存在文字上的豕虎传讹，误系上奏时间、奏议作者等不足，这是在利用和研究时应该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