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黄鹄：天鹅。
蓟门：地名。在今北京市附近。时为史思明所据。
征西：谓西征吐蕃。
鼓鼙：军中乐器。借指战争。鼓，大鼓，鼙，小鼓。
解读：
这是一首对雨而伤寇乱的诗。
公元759年，由于吐蕃骚扰，西部边防动乱不宁。这年秋天，秦州一带雨水又特别多。因此杜甫在这一段时间里，“对雨而伤寇乱”的诗就有好几首，不过它们并不雷同，而是各有各的特点。比如前一首也是这个内容，但写法上，却是通篇写景，作者的感情则是通过一幅幅淡墨画曲折地反映出来的。这一首不同，它写景，同时也直接抒发了作者的感情。
前四句写景。在作者笔下，古塞萧萧风响，冷彻心骨，秋云漠漠茫茫，低压人头。这是一个叫人喘不过气来的环境。本来可以展翅千里的黄鹄，这时双翅垂雨，想奋飞而不能。矫健勇猛的苍鹰，也因饥饿不得不啄泥而食。诗人在这里虽然写的是两种动物，但不能不令人起到置身于这个环境中的人。就诗人来说，他有的是才能，也有对皇帝的耿耿忠心。按理说，他完全应该被重用。可是他的下场，却只是一个州的司功参军。这样联想一下，那么诗中双翅垂雨的黄鹄，饥饿啄泥的苍鹰，不正好是诗人的写照吗？
后四句写事。忠良不用，朝中文臣武将们多是无能之辈。蓟门战事紧张，有谁去迎敌呢?看“汉将独征西”一句，似乎有人领军西进，然而形势却仍然日渐恶化，西征“汉将”的能耐不也就清楚了吗?
这首诗不同于其他忧伤战乱的秦州诗，还在于别的诗中一般对战事是关注，是忧虑，有时甚至还表现了试图参战的精。但在这首诗里，作者却表现了对战争消息的厌恶：“不意书生耳，临衰厌鼓鼙”，这是连作者自己也没有想到的。
安史之乱本身，就是包含阶级、民族斗争在内的复杂事件，而由这一事件触发暴露出来的唐代社会矛盾，更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一个诗人对总形势的态度，并不能代替他对一切具体问题、，具体事件、具体战役的看法。就是对同一问题，也可能因为年龄、心情、时间、环境的变化而有不同的观点。从这一角度出发看问题，那么杜甫在《秦州杂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战争的不同态度，就应该说是很自然的。
杜甫（712—770），字子美，排行二，河南巩县人。其十三世祖杜预，乃京兆杜陵人，故杜甫自称“杜陵布衣”，即指其郡望。十世祖杜逊，东晋时南迁襄阳，故或称襄阳杜甫，乃指其祖籍。杜甫一度曾居长安城南少陵附近，故又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其祖父杜审言，武后时膳部员外郞，于初唐五言律诗之形成起过积极作用。其父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杜甫七岁开始学诗，十四时其诗文便引起洛阳名士之重视，被誉为“似班扬”。青年时代正值唐玄宗开元全盛时期，经过前后三次、历时十年之漫游生活。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举进士，不第。天宝六载，公元747年，玄宗“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由于中书令以“野无遗贤”而无人一人中举，杜甫应是届制举，又落第。天宝十年，唐玄宗祭祀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献《三大礼赋》，得玄宗赞赏，命待制集贤院，而终无结果。十四载，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同年十一月，杜甫回家省亲，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玄宗西逃入蜀，长安陷落，杜甫亦陷其中。八月，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四月，杜甫奔赴行在凤翔，授左拾遗，故杜甫又称杜拾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杜甫出任华州司功。次年秋，弃官司西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决计入蜀。从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十一年的时间，用杜甫的话是“漂泊西南天地间”。上元元年春天，他在成都西浣花溪畔筑草堂，与成都故人尹平武时有诗歌唱和。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因避徐知道之乱，流亡梓州（今四川三台）和阆州（今四川阆中）。广德二年（公元764年）重返成都，入严武幕，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郞，故世称“杜工部”。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携家离开成都，途经渝州、忠州至云安，于次年（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至夔州，居未满两年，作诗430余首，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为丰收和旺盛的时期。大历三年正月起程出三峡，辗转江、湘之间，大历四年，杜甫居无定所，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历五年冬，在长沙去往岳阳一条小船上，一代诗人杜甫病死。杜甫生平新旧《唐书》皆有传，现存诗歌1440余首，《全唐诗》编为19卷。明人对杜甫的诗歌评价极高，誉为“诗圣”。且杜甫的诗歌在思想艺术上集中反映了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其忧世悯人的深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足为后世楷模，故杜诗一直以来有“诗史”之称，所谓“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