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唐诗解读——杜甫之《成都府》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

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

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

大江东流去，游子去日长。

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

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

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

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

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

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

注：

翳翳：昏暗的样子。

桑榆日：落日。

征衣裳：征人的衣服。

山川异：经过不同的山川。

天一方：天的另一边。成都属剑南道，与杜甫的家乡河南和长安相距遥远。

但逢：只逢。

未卜：没有占卜。

大江：指岷江，长江的支流。

曾城：“曾”通“层”。指重城。成都当时有大城、少城和州城，所以称之为“曾城”。

季冬：冬季的第三个月。

喧然：热闹，喧哗。

笙簧：笙，一种簧管乐器。簧，笙中间的簧片。

信美：确实美。

无与适：无所适从。

中原：指杜甫故乡洛阳。

解读：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的十二月，杜甫举家离开同谷，经过剑阁前往成都，并于年底到达成都，开始了他“漂泊西南天地间”的生活，他在蜀中长达八年，在荆湘三年，直到最后离开人世，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创作达到最旺盛的阶段，从数量上看，他现存诗歌73%均是这一时期创作的，而且他最擅长的近体诗——绝句和律诗也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同时“沉郁顿挫”的杜诗风格也是这个阶段形成的。

成都在唐代是一个经济高度繁荣发达的城市，这在唐人的文章中多有描述，此处不议，虽然成都很好，但丝毫引不起诗人的兴趣，在奔蜀的道路上，他写下了“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的诗句，可能是杜甫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流寓四川，寄居成都，在其内心深处有着极其沉重的创痛和无数的郁结，因此繁华富丽的成都似乎与自己毫无关联，自己只是一个漂泊于此的外乡人而已，所以这首刚到成都写下的诗，开篇以翳翳的夕阳营造衰飒萧条的意境，且这一氛围贯穿了全诗，诗人心绪波涛起伏在夕阳余晖中跳跃。

带着这样的深刻的记忆和沉结已久的情感，诗人来到成都这一繁华的都市，眼前的一切与中原山川的厚重完全不同，民众的面貌亦是全新的，诗人看到了成都华屋楼宇，看到了季冬时节还苍翠茂盛的绿树，感受到了成都的喧哗热闹，笙箫歌吹的繁盛……这一切都无法抹去诗人内心最深处的故乡情结。因此在这一情感底色下，再美的成都只能徒增诗人的孤独感、落寞感以及对家乡的眷恋，所谓“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的情感高潮也就理所应当、水到渠成。“信美无所适”语出东汉文学家王粲的《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杜甫运用此典，完全切合自己当时的处境和情感状态。

诗歌最后六句，由诗人回望所见生发而来。此时暮色渐起，茫茫的原野越来越暗淡，放眼望去，直叫人产生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暮色中，鸟雀得以归巢休息，而“我”何时才能回归故园？想到此时中原地区还处在战乱之中，叛军尚未平尽，群盗犹炽，想到自己连鸟雀还不如，这是何等的哀伤和悲痛。诗人在结尾处强忍信自己的伤悲而做宽慰之语——“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这是老杜在情感表现了沉郁顿挫的风范。

整首诗多处以景传情的表现手法，在状景中无不寓含着比兴之意，为全诗营造出浓厚而凄美的悲剧氛围，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诗人的情感在诗中几度转变体现了他初入蜀地的悲喜交加的矛盾心情的对新生活的无限期望，李子德在读完此诗之后，认为“万里之行役，山川之险夷，岁月之暄凉，交游之违合，靡不曲尽，真诗史也。”

杜甫（712—770），字子美，排行二，河南巩县人。其十三世祖杜预，乃京兆杜陵人，故杜甫自称“杜陵布衣”，即指其郡望。十世祖杜逊，东晋时南迁襄阳，故或称襄阳杜甫，乃指其祖籍。杜甫一度曾居长安城南少陵附近，故又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其祖父杜审言，武后时膳部员外郞，于初唐五言律诗之形成起过积极作用。其父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

杜甫七岁开始学诗，十四时其诗文便引起洛阳名士之重视，被誉为“似班扬”。青年时代正值唐玄宗开元全盛时期，经过前后三次、历时十年之漫游生活。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举进士，不第。天宝六载，公元747年，玄宗“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由于中书令以“野无遗贤”而无人一人中举，杜甫应是届制举，又落第。天宝十年，唐玄宗祭祀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献《三大礼赋》，得玄宗赞赏，命待制集贤院，而终无结果。十四载，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同年十一月，杜甫回家省亲，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玄宗西逃入蜀，长安陷落，杜甫亦陷其中。八月，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四月，杜甫奔赴行在凤翔，授左拾遗，故杜甫又称杜拾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杜甫出任华州司功。次年秋，弃官司西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决计入蜀。从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十一年的时间，用杜甫的话是“漂泊西南天地间”。上元元年春天，他在成都西浣花溪畔筑草堂，与成都故人尹平武时有诗歌唱和。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因避徐知道之乱，流亡梓州（今四川三台）和阆州（今四川阆中）。广德二年（公元764年）重返成都，入严武幕，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郞，故世称“杜工部”。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携家离开成都，途经渝州、忠州至云安，于次年（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至夔州，居未满两年，作诗430余首，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为丰收和旺盛的时期。大历三年正月起程出三峡，辗转江、湘之间，大历四年，杜甫居无定所，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历五年冬，在长沙去往岳阳一条小船上，一代诗人杜甫病死。

杜甫生平新旧《唐书》皆有传，现存诗歌1440余首，《全唐诗》编为19卷。

明人对杜甫的诗歌评价极高，誉为“诗圣”。且杜甫的诗歌在思想艺术上集中反映了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其忧世悯人的深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足为后世楷模，故杜诗一直以来有“诗史”之称，所谓“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