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格申·阿利耶夫：“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阿塞拜疆的汉学传播之问题与展望
编者按：近日，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正式成立并举办首届“一带一路”汉学与文化发展论坛，来自伊朗、蒙古、马来西亚、丹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30国近50名汉学家、近百名国内专家学者莅临参会。
此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阿塞拜疆语专业负责人阿格申·阿利耶夫在参加“一带一路”汉学与文化发展论坛期间，于“'一带一路’本地化智库建设与应用”分论坛上的发言。
阿格申·阿利耶夫（Agshin Aliyev），阿塞拜疆人，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阿塞拜疆语专业创始人，现为亚非学院阿塞拜疆语专业负责人、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文化译研网阿塞拜疆语专委会牵头人。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词典学，阿塞拜疆语教学等，熟练掌握阿塞拜疆语、汉语、英语、俄语、土耳其语。
中国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说，一门学问的形成必须要有新材料的发现。比如说到敦煌学的产生，便是起源于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并成为世界历史文化学者的研究材料。而“一带一路”这一学问的新材料，即为目前“一带一路”沿线的60多个国家本身。这其中的大部分国家与中国还处于相互初步认识阶段，这些国家的语言与文化、经济与贸易等情况，它们的地理位置、人口宗教等因素，与中国历代的关系史等，都是“一带一路”这门新学问的研究材料。
2013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后，中国和阿塞拜疆两国的关系便走上了新的台阶，各领域的合作关系迅速发展，目前达到历史高峰。我认为在文化传播事业中，学者间的互相学习与研究即为传播彼此文化的最好方法之一。为了加强两国之间的理解与互信，文化传播非常重要，其中语言传播为重要基础。
下面我想介绍一下阿塞拜疆的汉语教学情况。受全球化的需求影响，外语教学在阿塞拜疆受到高度重视并得到了发展。阿塞拜疆语言大学和巴库国立大学在推动外语教学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国内其他高校都设有外语系，甚至一些高校90%以上的课为英语教学，同时国内还开设了许多公立的外语教学机构。相较于其他的外语来说，英语和俄语是最受欢迎的两大外语，人们对外语的兴趣主要是来自于希望到国外留学、工作等。1991年，阿塞拜疆恢复独立以后，语言政策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全国青年人的外语学习趋势发生了一些变化。苏联时期，阿塞拜疆基本上所有人都会说俄语，但极少人能够说其他的外语。恢复独立以后，人们越来越多开始学习其他的外语，俄语失去了第一外语的地位。在这一背景下，随着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深入和推广，阿塞拜疆的汉语教学发展迅速，目前巴库国立大学和阿塞拜疆语言大学均设有孔子学院，青年人对汉语的兴趣日益增长。
自2019年9月起，在阿塞拜疆盖达尔·阿利耶夫基金会提出的倡议背景下，阿塞拜疆国家经济大学、阿塞拜疆语言大学孔子学院与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阿塞拜疆语教研室联合设立全国首个远程汉语教学课程。教学工作由我承担，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除此之外，阿塞拜疆每一个高中均开始试教汉语，对于阿塞拜疆这样一个距离中国较遥远的国家来说是很独特的现象。
目前阿塞拜疆的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存在缺乏针对阿塞拜疆学生的教材、缺乏相关工具书、缺乏本土师资三大基本问题。
首先各个学校使用的教材都是从中国发过来的综合性教材，这些教材是面向于全世界的汉语学习者，没有国别针对性。学生需要使用英语或俄语等第三外语来学习目的语——汉语。这一情况本身便存在问题。第一，外语的解释不能完全代替母语的解释。第二，课本的文化内容，比如国家、城市、人民生活等不符合阿塞拜疆的国情。第三，语法内容以第三外语教学，而不是直接用阿塞拜疆语。因此阿塞拜疆学生不易接受此类教材教学方式。
第二，目前阿塞拜疆大部分学生使用的词典等工具书都是在线汉英、汉阿词典，对理解表达词义来说，这种间接的方法不能算是理想的，阿塞拜疆汉语学习者需要自己的词典。这方面的初步工作已经开展，由我编译的四部词典已经出版了，但这还远远不够。目前北京外国语大学正在编写大型和中型辞典，我希望这两部词典出版以后，能够基本满足阿塞拜疆的汉语学习者的需求。
第三，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本土师资缺乏。目前孔子学院基本上所有老师均来自中国，本土的教师极少。
最后，为解决以上问题，我想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设计和编写具有国别针对性的教材和工具书。教材缺乏针对性，将难以适用于每个国家的国情、民情。如果想大力推广汉语教学，并提高汉语教学质量，每个国家拥有属于本国的汉语教材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来源 | 中国文化译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