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来最具争议的诺奖得主是谁？
8月17日是印度裔作家V.S.奈保尔的诞辰。
“放浪形骸”“情场浪子”“自私冷酷”“一半天才，一半恶棍”……这些负面标签始终如尖钉一般密密麻麻地扎在奈保尔的黝黑皮肤上，掩盖了他一生中所作三十多部作品本应散射的光芒。
大概在重量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当中，没有人比奈保尔受到更多的非议与批判，然而他本人却对此并不在意，依旧我行我素，说自己想说的话，批判自己想批判的事物，写自己想表达的内容。他说：“我从不曾抱怨；我只能继续前行。”
评判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究竟是否应该与他/她的个人生活分开？在前年奈保尔与世长辞之际，英国《卫报》在为奈保尔撰写的讣告中提出了这个有些陈词滥调却又颇为应景的问题。
《卫报》编辑部表示，奈保尔的文学成就不可否认，但评判他对于后世的影响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并不存在于一个非黑即白的生活维度之中；只有在那些烈光之后、暗影之前，在这些夹仄的灰色罅隙之间，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奈保尔的复杂——无论是作为一名作家，还是作为一种生命存在本身。
V.S.奈保尔（1932.8.17-2018.8.11）
印度裔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颇丰，代表作有“印度三部曲”，《米格尔街》《大河湾》等。生前因关于非洲、女性、殖民主义等歧视言论而饱受非议。
对卑微人物的温柔赠予
奈保尔的复杂，源于他对自我、对写作以及对生命的一种绝对的接纳。正如他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所说：“你无法否认你已然习得的事物，你无法否认你的旅途，你无法否认你生命的本质”，生活中的一切，他一概承受，关乎自我的真相，他也未曾试图掩饰。这种无条件的“不否认”造成了奈保尔的复杂与矛盾：他不否认，所以他无忌道德，公然披露令人不安的观点与私事；他不否认，所以能够毫无保留地潜入浑浊的生活污水中，挖掘反英雄式主人公的美善与丑恶，在写作中呈现一种纯粹的、向下超越的生命力（在这一点上，也许鲜有作家能够做得比奈保尔更好）。
因此，任何对于奈保尔的武断的判决都有折损其真正作品价值的危险，也容易让人忽视奈保尔作品中一个值得珍视的品质：温柔。这一点，在他写作生涯初期的几部喜剧小说作品中尤为突出。
在谈及喜剧这一小说类别时，法国哲学家亨利·伯格森曾说：“喜剧是尖刻的，它并不宽仁。”在伯格森看来，嬉笑意味着同理心的缺席，暗示着一种冷漠的距离的存在。因此，喜剧的态度是自负的、鄙夷的、尖锐的，与同情和宽仁无关。这一套建立在莫里哀作品之上的喜剧理论在遭逢奈保尔的作品时，便无法继续站稳脚跟。
在奈保尔的早期作品《米格尔街》与《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中，喜剧的嬉笑成为了悲苦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调味剂，是奈保尔对卑微人物的温柔赠予。与伯格森所言恰恰相反，正是这些不可或缺的嬉笑，奈保尔的读者才能够与他笔下的人物共情，笑他们的苦，笑他们的悲，也笑他们不可恋的过去与不可期的未来。
《米格尔街》与《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均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正是奈保尔从特立尼达远赴牛津求学毕业之后最挣扎的时期。从十岁起就确信自己会成为一名作家的奈保尔，在本以为能找到归属感的英国遭逢了写作生涯中的第一道坎。
在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印度与其他前殖民地的作品兴趣缺缺，而奈保尔彼时年纪正轻，一身赤贫，急于让世界知道自己的存在，周遭环境与自身诉求之间的割裂一再袭来——他摆脱了令人窒息的特立尼达，却始终无法摆脱自己无根的局外人状态。而这种割裂，也构成了《米格尔街》和《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中人物的生命内核。
奈保尔在18岁时离开特立尼达，在政府奖学金的资助下赴牛津学习英语文学。他以为在那儿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土壤，却因身份认同、文化融入和性格等多种因素而饱尝孤独的滋味，其内心挣扎在《奈保尔家书》中展露无遗。
无论是总在敲凿“一样没有名字的东西”的木匠，想要创作世界上最伟大的一首诗歌的诗人，还是永远在进行花炮试验的小丑，《米格尔街》里的人物都与自己所处的环境之间横亘着一道裂缝，有意无意地拓宽着自己的生命维度。在贫困、腌臜、令人窒息、毫无希望的生活全景中，他们不仅仅是幸存者、生存者，更是兴高采烈的嬉笑之人。他们可以为了爱而不惜偷取东西把自己送进局子，也会为了占小便宜而误了“伟大”事业，他们看似精明尖锐，实则天真质拙。
在奈保尔的笔下，这些小人物是令人发笑的，却从来不是可笑的；他们有市侩之气，却绝非市井小人；他们看似不切实际、滑稽出格，却从未放弃应对现实磨损、保护天真纯净之心的努力。而奈保尔的温柔恰恰在于此。只有做到与这些人物平视，既不鄙夷也不怜悯，嬉笑声才会是真诚的，喜剧才会是宽仁的；也只有这样，读者才能够与人物一同开怀大笑，一同在毫无希望的生活之中保有希望，击碎绝望的命定存在。
对父亲梦想的温柔呵护
在《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里，奈保尔的温柔无疑多了一分隐而不露的痛苦，因为主人公毕司沃斯先生身上多少映有奈保尔父亲西帕萨德·奈保尔的影子：热爱文学，渴望逃离，将希望寄托于后代，勤勤恳恳忙碌一生，却始终没有得到生活应有的回馈。
对于写作者而言，描写身边的亲人是困难的，描写失魂落魄的亲人更是需要极大的勇气，这要求写作者直视亲人所面临的痛苦，理解他们的挣扎，在做到感同身受的同时，还要如手术刀一般精准剖析，毫无保留地袒露，呈现所有的脆弱与不堪。在如此过程中，如何平衡主客观，如何保持情绪的节制，如何处理与亲人/人物的共情，如何将情感饱满地传递给读者，都是棘手的难题。
无疑，在《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中，奈保尔成功地跨越了这些障碍。与他“不否认”的人生态度一致，奈保尔从未试图剔除毕司沃斯先生（或者说，奈保尔的父亲）的庸俗、粗鄙与神经质，这些不招人喜欢的特质与单纯、勤勉、善良共存，构成了一个多维立体的人物形象。
这种“介于超越其上与同属其中的震荡”，正是出于奈保尔温柔的同理心，出于对父亲的生命形态的深刻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奈保尔的生命经历是对父亲的一种重复与更新。热爱文学、致力于成为作家的父子俩分享同一种不受约束的喜悦，也被同一种难以忍受的焦虑困扰。奈保尔在谈及自己的文学志向时曾说：
我决定成为一名作家，这一切的志向与信念，都来自我的父亲。在特立尼达，在这个逼仄的农业殖民地，在这一片几乎每一个人都生活困顿、缺乏教育的土地上，我的父亲努力成为了一名记者。
在某一个时期，不为名利，不为权望，只是因为一种源自内心的本能需求，他开始创作短篇小说。他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正规教育，他只能磕磕巴巴地啃书，而不是细嚼慢咽地阅读，但他崇敬写作，崇敬作家，崇敬文字。他将作家视为世界上无上崇高的职业。而我决定去完成这样一件无上崇高的志业。
通过父亲写下的磕磕巴巴的短篇故事，奈保尔发现了自己所处世界的残酷与写作的高尚，并由此萌生对于父亲期而未得的梦想的呵护。这样的温柔呵护，在毕司沃斯先生获得回信的每一份投稿里，在他的边角被翻卷页的《莎士比亚文集》里，在他撰写的无人问津的《特立尼达卫报》专栏里。奈保尔并没有让毕司沃斯先生圆了父亲的文学梦，却让父亲的寻梦过程在文本中变得更加完整。
奈保尔的父亲西帕萨德·奈保尔与他的普莱菲特车，这一细节同样出现《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里。
自私，冷漠，偏执，不羁；勤勉，纯粹，高尚，甚至伟大。文学潜入了奈保尔更深邃的生命体验，呈现其温柔的一面。如果说，诚如库切所言，奈保尔并没有太多想象的天赋，主题贫瘠，一切的创作只能来自于并不属于他的特立尼达，而在对于现实的把控与人性的揭示上，又没有托翁陀翁等宏阔的笔力，那么，奈保尔的价值究竟在哪里？我想，大概便是在他极富争议的复杂性里，还指涉着一种向下超越的力。
与大多经典作品中暗涌的向上之力不同，奈保尔的作品并不澄澈，也不单纯。在他笔下的困顿生活中，纯粹的东西无法存活，清澈的东西太过脆弱。在这片被生活践踏的土地上，只有浑浊、脏污、腌臜的事物，才能够容纳万息，吞吐丑恶，才能够和所有的杂质交合，在所有的恶与痛当中顽强地生存，流动，突破阻力，涌向更大的善，更高的美，更强的真。
而这，便是奈保尔留给每一个内心温柔天真的人，最重要的文学遗产。
“我的书加到一起，就是我。创作的自我、政治的自我、放纵的自我、诗人的自我、神秘的自我、圣徒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