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面前，彼此联结才能渡过难关
疫情之下，怎样帮助有困难的人
成为了新的写作动力
刘婧：首先想问问两位最近的生活怎么样，工作的重心在什么地方？尤其是在疫情的影响之下，你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状态？
Jan Carson：我住在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目前封城即将结束，从下周一开始，因疫情而采取的封城措施都会逐渐解除，我们的生活即将恢复正常。但与此同时，感染者数量仍在上升，这种状况令人担忧。另外一点，现在是英国的脱欧时期，在北爱尔兰，这个政治问题向来比较复杂，夏天是大家例行举行政治游行活动的时候，所以目前社会氛围比较紧张。从 4 月份开始，每天晚上都会有警察的直升机在天上巡逻。这就是目前贝尔法斯特的情况。
就我个人来说，其实封城为我创造了更多创作的时间。在疫情之前，我把很多时间花在出差或者旅行上，很少有时间真正关注自己的作品和工作。虽然这样说不太好，但是在疫情发生以来的一年半，我比较高产，已经完成了三部小说，我的编辑都挺惊讶。同时我也为 BBC 创作了两部在电台播放的系列故事，还创作了一些明信片故事（Postcard Stories）。
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休整的时期，也是一个创作高产的时期。但我已经准备好了，迫不及待地希望可以再次出行。
王梆：我现在居住在乡间，周围整体的氛围非常宁静，不过这也许是我的一种错觉。我的日常生活多年来都保持着同样的节奏，每周一去食物银行分发食物，不时也会参加一些会议，和思想开放自由的人一起讨论重大的议题。天气好的时候，我也会和热爱自然的朋友一起去漫步。工作方面，我现在正在给一个香港的杂志写专栏，此外也写了一些散文和短篇故事。
近期让我苦恼的是，因为疫情我无法回到中国看望亲友。我记得上一次回到家乡可能还是三年前，现在我回不去，非常想念那些对我来说重要的人，还有那些我从小吃到大的街头美食。我是在中国南方长大的，气候比较温暖，现在我在英国觉得特别冷，感觉像是被困在一个冰冷的小岛上。
总体来说，疫情以来，我一直居家办公，通过线上的方式沟通工作，也没有感觉特别孤单。因为我和我的丈夫都不是特别喜欢出远门的人，疫情导致的无法出国，对我们的影响相对没有那么大，我们以前远途的旅行就是去泰国度蜜月。我觉得我们就像两株扎根在自己位置上的植物一样。
在自然以及人为灾害的影响之下，保持联结对人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很多人失去至亲，失去经济来源，感到孤独，这些都让我觉得难受，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怎样去帮助这些人。这也成了我现在写作的动力之一，也是我会写到社区组织的原因。
为什么社区工作如此重要？
刘婧：两位对于社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等相关问题非常关注，那么是什么契机让你们进入到社区工作的领域？社区工作对你们来说为什么是一件如此重要的事？
Jan Carson：我的社区工作始于 1998 年。如果大家对北爱尔兰和贝尔法斯特的历史有所了解，就会知道 1998 年是在长达三十年的冲突之后，英国与北爱尔兰达成了和平协议的年份。所以从 1998 年开始，北爱尔兰有许多款项投入了艺术工作，因为大家认为艺术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有助于弥合裂痕和缝隙。
《独立报》对北爱尔兰和英国于 1998 年达成和平协议的报道
我做的工作就包括组织写作工作坊、举办艺术节以及组织一些故事分享活动。在这样的活动中，来自不同社区、有不同背景的人们，会聚在一起分享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艺术创造，无论是写故事还是写诗，是非常疗愈的事，可以帮助来自不同背景、甚至是立场对立的人走到一起，帮助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就传统来说，爱尔兰人可能习惯于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对即错，但是艺术不是绝对的，它允许有灰色中间地带的存在，人们可以用健康的方式表达异见。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我和致力于社区艺术工作的同事们所做的事，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而且最终促进实践层面的和平。我会带领不同阶级的人坐在一起写作、分享自己的经历。作为写作者，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经历，这是我写作的灵感来源之一。我写作的对象是我生活和工作的社区，我的写作本身也是对社区的回馈。
我正在创作的作品，就是正发生在我家门外的事情。你可以觉得我太懒了，只写发生在附近的事，但这是因为我真的非常热爱这个社区，关于它我怎么写都写不够。艺术与社区工作是我的两个热情所在，这两个我都不想放手。
王梆：在英国，我是一个移民，而且是有色人种。虽然不愿意这样说，但为了真正融入英国社会，我必须做出更多的努力，所以我做了大量的社区工作和文化研究。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加入了很多线上和线下组织，其中就包括女性权益的相关组织，还有一个叫“I love my foreign spouse”（我爱我的外国配偶）这样的组织。在我居住的村庄，我是当地阅读俱乐部的一员，还在当地的食物银行做志愿者。疫情期间，我们还在一个叫 mutual aid（互助会）的组织，为那些有困难的人发放食物和药品。2017 年，我加入了工党，2019 年还成为了当地的负责人，但是出于一些原因，我在 2020 年退出了工党。
2019 年，我在《单读》上发表了两篇关于社区组织的故事，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社区组织，我必须走访社区工作者，认识他们，了解他们的抱负、想法和面临的困难。我觉得他们的故事都非常振奋人心。
举个例子，在一个小村庄里有一个农场，三十多年前这里是一块废地，土壤非常贫瘠，但是当地一群有热情和行动力的年轻人聚在了一起，他们凭自己的力量把这个农场从无人之地变成了一个生态型农场，同时也帮助那些有学习障碍的人学习农业技能，学会种菜。这个想法听起来非常大胆而且冒险，但得到了相关部门的批准，现在也一直运行得非常好。现在，这个农场不仅是一个绿色生态农场，可以供应新鲜蔬菜，同时也为周边那些需要特殊帮助的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在疫情期间，社区组织的工作得以持续，也是因为人们总是可以找到新的方式来工作。封城后，一些组织无法在线下运行，他们就把自己的工作转到了线上。比如当地一个关注精神健康的慈善组织，每周在网上举行周会，去帮助那些在情绪和情感上有需要的人们。
网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但也让我们的胃口变得更大
刘婧：Jan 的故事有一个比较宏观的政治和历史背景，而王梆的故事则更加个人化。虽然切入的角度不同，但两个人都说到对社区的理解、联结的重要性。我想具体地了解，疫情之后，你们的工作发生了哪些变化？从长远来看，你们觉得这样一段隔绝、封锁的时期，对人的心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王梆：我认为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下“联结”这个概念，并不是说大家共处一室就代表我们非常亲近。即使在疫情之前，可以自由飞越国界线、不受物理限制的时候，人们之间的关系比现在更亲近吗？我觉得我们与一个人亲近、联结的程度并不是由物理或地理距离决定的，而是源于最基本的对他人快乐、悲伤的了解和理解。
其实我们面临任何危机时都是一样的。作为一个秉持世界主义观念的人，我一直非常相信并且愿意促成国际合作。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方式实现国际合作，比如说通过线上的形式倾听彼此和增进了解。
同时我们要关注我们所生活的空间，创造一个舒适的社区环境。想象一下大自然中的兔子，它如果只关心兔子洞这一个空间是不够的，它需要和其他物种和谐共存。人类也一样，我们必须关注我们生活的邻里社区，邻里社区是整个社会中更小的单元，相对来说也更容易适应变化、进行再造——比如再造我们共同的土地、公共空间、游乐的场地、图书馆等等，以此增加人们生活的幸福感。
Jan Carson：其实封城以来，我也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当社区的工作都转移到线上之后会有什么影响？我的社区工作很多都要与八九十岁高龄的老年人打交道，网络技术对他们来说可能有一定难度。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把一些项目放在线上了。
接下来我想谈谈“在线化”之后一些好的趋势和现象。首先，随着网络的普及，艺术也变得普及，因为对身体不便的人、离城市较远的人、需要看孩子的人、有精神压力和需求的人来说，他们通过网络就可以学习、了解艺术，而不需要花费两个小时的车程赶到目的地。
第二，我觉得今天这样形式的活动是非常好的，互联网确实让我们看到更大的世界。通过在线会议，我可以把北爱尔兰的经验和中国、新西兰甚至德国的人进行分享，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
第三，也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线上交流让大家变得更加真实和平等。疫情以来，有很多作家或演艺明星在自己家里直播，他们的读者或观众就会发现，原来他们和大家一样都是普通人，也会在家用暖气片上烤衣服，孩子在客厅跑来跑去。心理感觉会更加亲近，更加平等。我现在其实就坐在自家的餐厅里，我也经常让我的朋友来看我真实的世界。在阁楼里虔诚、神圣地工作不是我真实的状态，脏衣服和乱糟糟的日常才是。
但同时我也得承认，人们确实需要一些面对面、近距离的交流，附近的感觉很重要。有一位美国的作家、诗人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曾经说过，一个人生活的 30 公里的半径范围，应该可以向他提供他生活需要的所有资源。比如说，我每天都去公园散步，遇到一些固定的人，这就是我的附近。但是现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大了，我们的附近变得没有那么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了。
北爱尔兰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我们的资源无法自给自足，像贝尔法斯特，只有两个电影院、两个书店，这对于我来说是不够的。此时网络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但同时也必须承认，网络让我们的胃口变得更大了，让我们养成了一种习惯，希望可以立刻获得想要的所有资源。现在，我既拥护又不拥护这种趋势，既希望可以方便获取生存的资源，也想要社区的精神环绕在我的周围。我可能有些太贪心了吧。
面临任何一种自然灾害或危机，
仅靠一国的力量无法抵御
刘婧：根据二位刚才的谈话，我想引申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一度以为王梆是一位“社区信仰者”，你的社区信仰和“世界主义者”的身份之间是什么关系，“世界主义者”和“地方主义者”之间会不会有冲突？第二个问题，我比较好奇当很多线下的工作转移到网络上之后，你们有没有感觉到网络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说谣言的泛滥，或信息的茧房？
王梆：其实我觉得所谓“世界主义者”和“地方主义者”这两个身份之间不存在对立。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世界，面临任何一种自然灾害或危机时，仅靠一国的力量是无法抵御的，要实现信息公开，也必须全球合作。
作为一个关心地方的人，社区就是我们最关心的东西。我生活在一个小村庄中，当居民都在做一些很好的事，比如环保工作，从情感而非义务上，你会自然而然地加入他们，你住在哪儿就会逐渐爱上哪儿。
互联网这个问题非常吊诡，世界从来没有如此透明，人们也从来没有如此对立、分化。大家看到很多人不经思考敲下来的一些言论，可以说是暴力式的，就像在古罗马斗兽场攻击彼此。对于我这样一个喜爱分享观点和看法的人，当这些负面言论向我投掷的时候，我也会受到影响。如果时光机把我们送回 17 世纪，我们也会面临这种情况，比如说天主教和新教徒之间。为了弥合不同的群体，我觉得社区和社区工作就是一个关键。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在我居住的村子里有一个养老院，我发现同事都来自不同的背景、阶级、家庭，甚至不同的种族。大家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工作，所以尽管我们有那么多的不同，但不需要为这些不同争论，也不需要取悦任何人，我们只要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那就是做好社区养老的志愿工作。
而且我发现很有意思一点的是，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大家都不过问彼此的政治立场，是基于“无党派”的立场合作的。因为只有你抛开了政治立场和党派观念，才有可能放下争议，开展更理性的对话和讨论。
Jan Carson：首先我想说一说互联网。我出生于 1980 年，在 1969 年以前，甚至在我出生时，北爱尔兰还是一个非常隔绝的地方，很少有人会到这里——这里的环境并不安全；很少有人会离开这里——如果离开，那很可能再也不回来。
当时，我们就像处于一个封闭的回音室一样，人们只会在特定的群体内部沟通和交流，只能遇见相似的人、听到相似的观点。也因为当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处于分隔的状态，不同的人一辈子都不会遇到彼此，更别说相互交流了。所以互联网对北爱尔兰人来说是件特别好的事，它为我们推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大门。
我常说，但愿我和上一代的宗派主义者不同，感谢互联网，也多亏了我以往的异国旅行经历，我见识到了不同的艺术、建筑和电影。另外，对我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认识了很多具有异国背景的朋友，特别是那些来自历史争端地区的人，有的经历过波黑战争，有的成长在苏联，有的出生于南非，我们相互交流学习。互联网为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可能，鼓励年轻人走出去看到不同的经验和差异。
同时，我们要学会处理这种新的力量，力量越大，责任也就越大。我们要思考社交媒体的作用和影响，对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它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社交媒体是好的，但同时它也带来了非常多的伤害和不良影响。
接下来谈谈关于“世界主义”的事。我现在生活的这个地区，推开家门，周围的人 100% 都是有新教信仰的工人阶级，所有人的背景都大同小异，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有必要到城市的其他区域或不同的城市去，把多样性带进我的生活。
墙上的准军事旗帜、英国国旗、冒犯性的种族主义评论，这些正发生在我的门外。我想改变这种状况，但为了保持一种良性的交流，我也需要与其他立场的人进行对话。这涉及一个更大、更国际化的社区图景，有放眼全球的心态，才能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变。
刘婧：其实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两位都已经提到了社区工作经历对自身创作的反哺。Jan 提到，明信片故事集（Postcard Stories）开始于你相信人与人之间亲笔交流的重要性，由此你创作了一系列手写的故事，我想追问一下你创作的具体起源。那对王梆来说，你是如何将社区工作的经验放进自己的写作中的？你还会创作更多这个题材的作品吗？
Jan Carson：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明信片故事集》，现在已经出版两册了。这个项目开启于 2015 年，当时我遇到了创作的瓶颈，所以我给自己设了一个挑战，在一年的时间中每天给我的朋友写明信片故事，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和朋友的联系，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激发自己的想象力。
在封城期间我又重启了这个项目，有些朋友告诉我，一些老年人独居隔离在家的时候非常孤独，所以我每天都会给他们写明信片故事。我还建了一个小小的 Instagram 网站，孩子们在那里为明信片绘制插图，世界各地的小艺术家都发来他们美妙的艺术作品。我们也会收到很多来自老年人暖心的回应，一方面他们收到故事很开心，同时他们看到有这么多孩子用心为他们作画，也会非常开心。这样，人们之间微小但稳固的联结就产生了。
目前已经出版的两册《明信片故事集》
在贝尔法斯特，这个项目进行的三个半月中，我一位朋友的两个小女儿，每天都会把当天的明信片故事集打印出来，然后去到附近独居的老人家，隔着窗户给他们读。
通过这个项目，我现在结交了十二个笔友，很多人给我回信，其中很多都是孤独的老人，我们之后还会分享彼此的故事。而且因为这个项目，我和我们这个地区名叫艾伦的邮递员也成了好朋友，他就在街角的邮局工作。我每天都会到他那里寄明信片，他也成为了明信片项目的支持者，我俩每天都会聊聊。
建立这种微小的联结，一开始只是一个小小的念头，但是现在这个项目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且因为当时电视台和报纸都报道了这个项目，所以直到现在，当地居民在街上看到我的时候，还会把我拦下来问：你就是那位“明信片女士”吗？我可能之后都要带着这个奇怪的名字生活了。
王梆：Jan 刚刚分享的这个故事很振奋人心，也满足了大家在封锁期间的精神需求。微型小说与传统文学不一样，这样日常性的写作是很好的实践和练习，它可以帮助我们锻炼想象力，而且对泥泞的思维来说，也是一种日常的净化。
说到我自己的写作，目前分成两个部分，其一是非虚构写作，其二就是小说写作。对于写作，我一直非常有热情，而且我希望作者能够被他所处的文学圈宽容地对待。
未来有机会的话，我有意愿写更多关于社区的作品，这部分对我来说很重要。在社区工作中，无论是艺术文学小组，还是心理支持小组，都会把人的距离拉得更近，我们终于可以感觉到彼此的联结，整个世界可以变得更好。如果有出版物发出有关社区稿件的邀约，我为什么不接受呢？我会一直写下去的。
并不是只有社交能力强的人
才可以参与社区工作
刘婧：最后一个问题来自我们的读者。两位都是擅长社区工作的人，对于一个害羞的、不擅长与陌生人接触但是想参与到社区工作中的人，二位可以给他提供哪些可行的建议呢？
Jan Carson：我觉得找到一个导师，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一个导师就像良师益友，我之前接受过非常多的指导，也指导过很多人。导师一方面可以帮助你克服最初的恐惧，同时也可以带你更好地学习他的经验。
我对我之前的引路人非常感激，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是真诚的，已经做好准备要投入到社区工作中去，当你寻求帮助的时候，大家是不会拒绝你的，你可以直接向这些人发出请求：你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你能不能帮助我？我是否可以加入你下一次的社区活动？这会是一个好的开始。
王梆：我非常同意刚才提到的找一个导师的重要性。我认为要加入到社区工作中，并不一定需要很强的社交技能，当然很强的交际能力是锦上添花的，但往往我们用到的是更加实用的技能，比如翻译以及手语翻译，或是帮忙移动桌椅、帮扶老人上下车等等，这种具体的、实际的工作在社区工作中很重要。所以你不一定得是一个善于社交、能说会道的人，你只需要把真实的自己展现出来，让大家知道你到这里是为了帮助他人，你就会赢得欢迎和尊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