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匡先生 |《史记》读法
“
毫无疑义，《史记》在我国的以及世界的史学史、文学史上，不只是在当时，而且在二千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吴忠匡先生
”
《史记》读法
吴忠匡先生
古代的特别是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化学术著作，对今天的读者来说，都存在着一个读法，即怎样进行阅读、研究和探讨的问题。而且，这又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问题。
无论学习何种古籍，最好的方法，当然还是苏轼所提示的“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即把全书认真、反复地通读几遍，这一办法最为稳妥，最解决问题，并能和过去阅读过的其它古籍触类旁通，相互印证，收取左右逢源的功效。然而《史记》全书凡一百三十篇，这在西汉王朝当时，实集古代史料的大成，反映的问题多，时代的跨度大，郡国地理，二三千年来几经变易，训诂名物，现代人也不易一目了然。不用说通读，就是但观大略，也谈何容易。故自明代以来，就出现了《史记》的各种选刊本，数量之多，真可谓“汗牛充栋”。这些选刊本，尽管编选的重点、注释的繁简，彼此不同，但一般都划分章节，标明句读，有注释，有评点，极便于初学。只是这些选刊本的一个通病，都偏重于《史记》文章的论评，抛却了“史”的方面，不能从历史事实的内在联系之中，去研讨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清初人冯班就指出过：“今人看《史记》，只看得太史公文集，不曾看史”（《钝吟杂录》卷六》）。就是针对当时的《史记》选刊本提出的批评。事实也确是这样。两千多年来，读《史记》的学者，没有不盛赞司马迁文章的。这是因为司马迁不但是中国史学的奠基者，也是传记文学的创始人。作者正是通过文章来组织史料，叙述史事的。古代文史尚未分家，史家著作，其实兼具文史两者所有的认识功能。学习《史记》，从领会它的文章入手，并不外道。因此，无论是明清人或近人的有关《史记》的选注本① ，如能寻取到手，我认为都是可以阅读、参考的。
吴忠匡先生著作《史记太史公自序注说会纂》
游寿先生题签
近人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一书中对《史记》的读法曾提出这样的主张:
◁ 梁启超
一、先读《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司马迁传》，求明了作者年代、性行、经历及全书大概。
二、读《汉书·叙传》中论《史记》之部，刘知几《史通》之《六家篇》《二体篇》《正史篇》，郑樵《通志总序》论《史记》之部，《隋书·经籍志》及《四库提要》之史部正史类关于记述《史记》之部分，求略识本书在史学界之位置及价值。
三、全书卷帙颇繁，卒业不易，为节啬日力计，先剔除以下部分: 1、十表，但阅序文，表中内容不必详究，但流览其体例，略比较各表编次方法之异同便得。2、八书本为极重要之部分，惟今所传似非原本，与其读此，不如读《汉书》各志，故可全部从省②。3、世家中吴、齐、鲁、管蔡、陈杞、卫、宋、晋、楚、越、郑各篇，原料什八采自《左传》，既读《左传》，则此可省③。但战国一部分之世家仍须读，因《战国策》太无系统故。（匡案：章炳麟亦云“太史公纪六国时事，无所取材，取诸其人自著之书，不免失之浮夸”。见《国学讲演录·史学略说》）。4、《武帝纪》《日者传》《龟策传》等，已证明为伪书，且羌杂浅俚，自可不读。《扁鹊、仓公传》等似是长编，非完木，一涉猎便足。
以上所甄别，约当全书三分之一，所省精力已不少。其余各部分之读法略举如下:
专就列传一部分论，其对于社会文化确能面面顾及，政治方面代表之人物无论矣。学问艺术方面，试以刘向《七略》比附之，如《仲尼弟子》《老庄申韩》《孟子荀卿》等传，于先秦学派纲罗略具。《儒林传》于秦汉间学派渊源叙述特详。则六艺略，诸子略之属也。如《司马穰苴》《孙子吴起》等传，则兵书略之属也。如《屈原贾生》《司马相如》等传，则《辞赋略》之属也。如《扁鹊仓公传》，则方技略之属也。如《龟策》《日者》两传，则术数略之属也。又如《货殖传》之注重社会经济，《外戚》《佞幸》两传暗示汉代政治祸机所伏，处处皆具特识。④又其篇目排列亦似有微意，如本纪首唐、虞，世家首伯夷，皆含有表章让德之意味。此等事前人多已论列，不尽穿凿附会也。
《史记》文章之价值，无论何人当不能否认。学者宜择其尤为杰作之十数篇精读之。孰为杰作，此凭各人赏会，难有确定标准。吾生平所最爱读者则以下各篇：《项羽本纪》《信陵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诸篇皆肃括宏深，实叙事文永远之模范。学者宜精读，或务成诵，自能契其神味，辞远鄙倍。至如明、清选家最乐道之《伯夷列传》《管、晏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以吾论之，反是篇中第二等文字耳。
梁氏从近代学术观点出发，对《史记》作过重新认识，他介绍的读法，很具体，也得要领。他的书，今天已不易读到，因转录于此。
除介绍梁氏的“读法”以外，以下谈谈我自己对阅读《史记》的意见:
《史记》体制庞大，上起传说中的五帝，下迄汉武太初年代，它纪录了前后三千多年中的社会经济状况，各项典章制度，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职业的众多具有代表性历史人物的活动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是通过以人为主体来记述的。而所有历史人物的创造性活动，又都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任何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之中，受一定的历史社会关系制约。我们研究历史，研究历史人物，必然不能脱离开一定的历史社会关系。这就启示我们，学习《史记》的最好方法，只能是追随着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前进的每一个脚印，随着它的历史进程不断前进。就《史记》这一部其空间如此辽阔，其时间又绵历三千年的伟大创作，我认为可以分解成下列几个历史进程，即以每一个历史进程作为一个单元，进行阅读和研讨。这也是古人所常提示的“读书之法，贵能观其会通，而欲观其会通，必先分部互勘”的方法:
中华书局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版）
一、本纪首篇《五帝本纪》（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神农以前，吾不知也。”故不言传说中的三皇而托始于黄帝），由于年代久远，司马迁所采集的有关人物事状，大抵得之于远古遗留下来的传说，他本人曾一再声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又说“书缺有间矣”。然而后世学者也有认为《史记》所记载的“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封禅书》）和蚩尤用青铜造兵器的文献记载是有根据的。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由石器时代进入铜器时代，预示着文明社会的来临。篇中所记尧、舜、禹的禅让帝位，也反映了原始公社后期推选部落联盟大酋长的情况。因此《五帝本纪》作为我国史前社会的资料，大致可信。与今天世界各文明古国的大量民族学资料，可以相互印证，无疑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二、《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单元进行学习。《夏本纪》中除去禹平治水土的记载以外，其它史实，虽较简略，但舜禅让禹，舜死，禹即天子位，称“夏后”这一基本史实还是清楚的，可信的。后世不少学者认为：我国最早的国家是夏代建立的。其主要根据就是《史记》中的《夏本纪》：帝舜死，三年之丧毕，“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帝禹统一了东南地区，“东巡狩”，大会诸侯，计功行赏，“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然而“诸侯皆去益而朝（帝禹之子）启，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从此开始了父死子继的帝位继承制，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国就这样产生了。
据《越绝书》《左传》的记载：“禹穴之时，以铜为兵。” （《越绝外传记宝剑第十三》）“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宣公三年）。都说夏禹时已有青铜兵器。夏禹并将九州牧所贡的铜铸成九鼎，象征九州，作为宝器，记载各州的方物。这九个铜鼎后来传至商，武王灭商又迁至周都。战国时，秦、楚都曾有过兴师“问鼎中原”的事。“秦灭周，九鼎入于秦”（《封禅书》）。根据这些记载，我国青铜器时代最晚也应从夏代开始，这是确切无疑的了。
商殷的历史，我国古典文献中记载较多，在《尚书》中有《商书》五篇：《汤誓》记商汤伐夏桀；《盘庚》记盘庚迁殷；《高宗彤日》记武丁祭祀成汤、祖已的训诰；《西伯戡黎》记周文王灭黎，祖伊奔告纣王；《微子》记纣的太师、少师劝微子去纣。此外，《诗经》有商之后裔宋国追记他们祖先的颂辞，都是商、周的大事记。司马迁就是“采于《书》《诗》”编写成《殷本纪》的。研究商殷的历史，应该着重阅读《殷本纪》。此外自1899年举世闻名的甲骨文的出土，为我们古代史、特别是商代史的研究，在《史记·殷本纪》的基础上，提供了进一步深入开展的有利条件。
记载周史的古文献比较多，《尚书》中有《周书》十九篇，《诗经》中有《小雅》《大雅》共一百零五篇。司马迁编《周本纪》除采《书》《诗》外，还采用了《逸周书》中的《克殷解》《度邑解》。因此《周本纪》的史料比较繁富，篇幅也较大。有关周代的农业生产，周人的历史渊源和建国以前和以后的历史发展情况，源源本本，远较前纪充实，更应该是可信的。后人曾认为“司马本纪，自周始有史法可观”（清末人王壬秋说）不是没有根据的。我们今天研究商、周史，重点当然应放在商、周考古和甲骨、金文的研究上，但《史记》中的《殷》《周》本纪，给我们古史中的如国家的起源、部落的分合、社会形态的变异等一系列问题，都提供了最原始的也是最可信实的第一手史料，至今仍有其重大的参考价值。
《秦本纪》和世家中的《吴太伯》《齐》《鲁周公》《管、蔡》《陈杞》《卫康叔》《宋微子》《晋》《楚》《越王勾践》《郑》《孔子》（以上春秋），《赵》《魏》《韩》《田敬仲完》（以上战国）诸篇以及列传中如《管、晏》《老子、韩非》《司马穰苴》《孙子、吴起》《伍子胥》《仲尼弟子》（以上春秋）《商君》《苏秦》《张仪》《樗里子、甘茂》《穰侯》《孟子、荀卿》《孟尝君》《平原君、虞卿》《魏公子》《春申君》《范睢、蔡泽》《乐毅》《廉颇蔺相如》《田单》《鲁仲连、邹阳》《屈原（以上战国）诸传记，都属周王朝至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事状，自当归入这一单元。
三、《秦始皇本纪》以及列传中的《白起、王翦》《吕不韦》《李斯》《蒙恬》等传代表了一个历史进程。在世界古国中，中国最早以一个统一的大国闻名于世，是从秦始皇时期开始的。这个统一的强大国家所制定的国体，各项政制、法律，为中国二千年来的封建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司马迁依据当时太史令府所藏存的《秦记》，和他所采集的闻见，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短暂的历史过程，并表达了史家精辟的见解，出色地反映了那一时期政治、法律、社会生活状况以及严酷斗争的社会阶级根由，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特别是对秦二世帝国时期的专制、暴力、压迫、奢侈、腐朽的愤怒揭露，以及全民族的苦难，农民起义英勇斗争的规模之大，气势之盛。既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也抒发了这一时期人民共同的思想情感，无疑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秦代的历史文物极为丰富，今天地下文物如秦始皇陵，兵马俑坑，铜兵马，云梦秦简的发现，为我们研究秦代的政治、军事制度，进一步提供了大量实物材料。
四、《史记》自秦之后，记录的都是汉事。全书一百三十篇，专载汉史的六十二篇，兼及汉事的十三篇（本纪六、表七、书八、世家十二、列传四十二），无论篇目、字数，都为全书之半。司马迁父子出于一种历史家的意识，以写自己的时代为己任，汉以前史是后来追溯上去的。（清人潘永季《读<史记>札记》曾说：“愚意史公初年，也只要纪叙汉事，后来本领既大，便要上继《春秋》，又无奈难为断限，遂索性从五帝作起。”） 这一百余年汉史中，就其客观历史进程，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1）汉高建国、靖乱安邦时期。（2）汉文、景励精图治，与民休息时期。( 3 ) 汉武大兴功业、征伐四夷时期。
（1）《项纪》《高纪》和世家中的《楚元王》《齐悼惠王》《荆燕》《萧相国》《曹相国》《留侯》《陈丞相》《绛侯周勃》；列传中的《张耳、陈余》《魏豹、彭越》《黥布》《淮阴侯》《韩信、卢绾》《田儋》《樊、郦、滕、灌》《张丞相》《郦生、陆贾》《傅、靳、蒯、成》《刘敬、叔孙通》《季布、栾布》都属于这一时期。司马氏父子精心着意地表现了汉王朝开国时期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政治关系。楚汉八年争战，“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横塞其冲，徘徊而不得进。其顽钝椎鲁，足以为笑于天下” 最后居然，他本人也不自意“能摧折项氏而待其死”（苏辙《三国论》），“以有天下”。他自我解嘲说“此非天命乎? 命乃在天”！司马氏父子对于高皇帝和他的开国大臣曾事实地指明皆“起微细”，“无赖” （《高纪》）；“轻士”，“善骂”（《留侯世家》）；“至暴抗也” （《佞幸列传》）。于萧相国则曰“碌碌未有奇节，依日月之末光”。于曹相国则曰“参攻城野战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与淮阴侯俱”。于诸将中如樊、郦、滕、灌则曰“方其鼓刀屠狗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于傅宽、靳歙则曰“此亦天授”。于卫青，也说是由于“有天幸”。把汉之得天下，一律委诸天命，除了一系列开国功臣人物的经历、遭遇而外，作者还进一步揭示了这个由平民、无赖暴兴的贵族统治的实质是“习兵，多谋诈”（《文帝本纪》），“多阴谋”（《陈相国世家》），“面谀”，“希世度务”（《叔孙通列传》）；而于贤能之士，“天子议任公卿之位”者，“尽害之”（《贾生列传》）。马克思在批判波拿巴时说道：“波拿巴作为一个浪荡人的子弟，作为一个骄横的流氓无产者，比资产阶级的骗子有一种长处，即能用下流的手段来进行斗争”（《路易·波拿巴政变记》）。波拿巴与司马迁笔下这位大皇帝不正是属于同一类型的人物吗！后来为了巩固刘氏的天下，不惜采取残杀功臣的卑劣手段，也就可以不言而喻了。司马迁正是通过写人物的性情、气质，反映西汉王朝时期的风貌的。
（2）文帝时期，以《吕后本纪》《文帝本纪》《景帝本纪》为主，附以《贾生》《袁盎、晁错》《张释之、冯唐》《万石、张叔》《田叔》《吴王濞》诸列传。在司马氏父子的笔下：“孝惠皇帝、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稀。民务稼穑，衣食滋足”（《吕太后本纪》）。“文帝时，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律书》）。认为文帝是一个玄默躬化、谨饬有度的“仁君”。当时期廷辑辑，和高帝朝的一切草创、简易，“群臣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其气象迥然不同。作者则归本于“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礼书》），“好刑名之言”（《儒林列传》）。他采纳贾谊的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分封诸王子为列侯；吴王怨望不朝，文帝赐之几杖，自度朝廷之力，尚能制之。然已知身后，吴、楚必反。故临死前，告诫景帝，“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绛侯周勃世家》）。章炳麟曾认为“文帝阳为谦让,而最能执术以制权臣。后世学管、老、申、慎而至者，惟汉文帝”。他的话是符合文帝实际的。
（3）孝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也是多事的历史年代。《武帝本纪》即《今上本纪》是后人采用《封禅书》补充的。这一时期的人物列传有《魏其、武安》《韩长儒》《李将军》《卫将军、骠骑》《平津、主父》《司马相如》《汲、郑》《淮南、衡山》《儒林》《酷吏》《游侠》《货殖》，四裔列传有《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等篇。司马迁是汉武事功的直接参与者，他运用所掌握的充分材料，通过这一系列当代人物的经历际遇，赋予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和真情实感，为我们绘制了汉武时期的一幅背景开阔、气象宏伟、而又形象鲜明的史诗般巨型画卷。这样的画卷，在中国不是谁都能绘制的。
汉武时期，由于前半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已经摆脱了建国初期经济凋敝而进入了全面强盛的阶段。经济繁荣，天下太平。然而在国家内部，由刘邦残害功臣，翦除异姓诸侯王所制造的汉王朝与诸侯王国地方割据势力以及豪强大姓之间的矛盾，在很长的时期，有增无已。加上“常为中国患”的北方民族，蚕食骚扰，侵占了我国西北河套地区的大片领土，掳杀大量汉民，外部矛盾也日益激化。自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到武帝任用酷吏和向十三州部派遣刺史打击地方豪强；从贾谊上《治安策》和晁错建《削藩议》到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坚持盐铁官营；在思想领域内，罢黜百家，钦定儒家学说为国教；所有这些，其作用都是为了加强和巩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缓和和解决内部矛盾，从而倾全力对付北方日益强大的少数民族，首先是匈奴部族。连年用兵，大张挞伐，这是当时西汉王朝和北方匈奴间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用兵时间之长，几与汉武王朝相始终。虽是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而就当时的矛盾而言乃是西汉广大劳动人民、新兴地主阶级和匈奴奴隶主贵族间的矛盾，也是先进封建制度和落后的奴隶制度间的矛盾，因而武帝对匈奴发动的战争，完全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虽然，兵连祸结的结果，西汉王朝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生产遭到破坏，百姓罢敝，盗贼滋生，阶级矛盾在局部地区发展成为外部对抗。但在当时，武帝为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行政机构，大批少数民族移居内陆和大批汉人迁往少数民族地区。又在阴山以北，大漠以南，修筑长城，使东起五原塞外的外城，西北至居延泽上的长城，东西呼应，构成一条坚固的国防线，既保护了阴山内外富饶的垦区与草原，也保护了中国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河西走廊。这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边远地区的开发，以及社会经济的进步，在历史上都起了极大的作用。
以上四点是《史记》对历史进程的撮要概括，如果要读通《史记》大体上必须遵循上面的这几个基本线索，才能够彻底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真正懂得《史记》的科学价值与认识功能。
钱钟书先生《槐聚诗存》载有赠吴先生诗
吴先生为钱基博先生弟子
钱钟书先生视吴先生为知音
二人多有鸿雁往来
司马迁是本朝人，他撰述的汉史，其中的人物，不是本朝的皇帝，就是朝廷的大臣，在这一情况下，史家传真写实，善善恶恶把这一阶段的历史真实面貌公诸于世，要是发表了关于触及政治要害的一般的和特殊问题的意见和主张，评论人物的是非功过，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最后，司马迁仍然不能避免戮辱的后果）。这是因为史家的科学使命——据事实录和褒贬大法，往往与统治者的现实利害相为抵触，所以史家的命运也自然要遭受到政治牵累。后人对此曾总结说：“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这是封建时代史家所不能摆脱的共同命运。《史记》之所以是一部卓越的传记文学，正是由于他忠实于历史事实，绝不背叛真理。于是，在长期的创作实践过程中，发明了史家激射隐显的表现手法：事隐于此，而义著于彼，对照映发，曲折地间接地寄寓他的立场和观点，这就是书中的历史人物，既有自己的专传，独立成篇，而篇与篇之间，无论人物和史事，又都有横向的联系，相互发明，互文相足。刘知几于《史通·二体篇》早经见出“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司马迁正是运用详略互见的史法，表现人物的性情、气质与其命运以及历史事件的首尾与其正反面的。要是只篇单读，把每一篇孤立起来学习，就不可能有全面的理解，更不可能体会作者的用心所在了。恩格斯曾经强调“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就是要求文艺家应把主观情志寄寓在形象的“鲜明的个性描写”中，间接而曲折地“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这是对艺术掌握方式的寄寓性、间接性和曲折性的深刻揭示。文艺作品是这样，史传文学也是这样。因此，我们学习《史记》，重要的是通过他笔下的历史人物（朱自清先生曾指出：“《史记》的文字，最大的贡献还在描写人物，左氏只是描写事，司马迁进一步描写人”）的行动、思想和感情，来探索各个历史年代的社会政治生活与斗争，表露史家的政治倾向。明人茅顺甫称说司马迁的《史记》“出风入骚”，鲁迅说它是“无韵之《离骚》”，都是就他的传记文学的这一重要发明而言的。如果我们对此不能理解，当是读《史记》的重大疏漏。我觉得，《史记》读法，是不能忽略这一面的。
注:
① 较大影响的《史记》选注本：明代有钟伯敬《史怀》，凌稚隆《史记纂》。清代有储欣《史记选》、姚苧田《史记菁华录》、陈□□《史记精华》。近、今年有秦同培、宋晶如《史记精华——广注语译<史记>读本》、胡怀琛《史记选注》、张友鸾等《史记选注》、王伯祥《史记选》、北京大学《西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史记》，中华活页文选《史记选辑》等。
② 梁氏的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汉书》的思想性不及《史记》，但辑集、保存的史料要比《史记》丰富，后来居上。《汉书》十志中如《刑法志》《食货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甚至《五行志》，为我们研究周、秦和西汉的经济史、政治史、法制史、文化史和少数民族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③ 近代学者徐仁甫先生著《左传疏证》一书，考证《左传》并非成书于先秦的解经之作，而是西汉末年刘歆博采群书之后，精心加工而成，因能集众家之长，故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书中卷六、卷七《<左传>采<史记>例证》上下篇，列举“《左传》采《史记》共十七篇，一百二十七则，且大都正《史记》之误，补《史记》之阙，自来学者皆以《左传》所载为是（如梁玉绳《史记志疑》），然未明《史记》若在《左传》之后，何以抄《左传》竟指此之误”。“今观《史记》全书，只用《国语》《公》《谷》，未尝一引《左传》。以《左传》校《史记》，不徒文章懿美，远在《史记》之上，而史实正确，抑又过之。则司马迁不见《左氏传》審矣”。其说信而有征。准此，梁氏所指出的世家中凡春秋时期各篇之可以从略，又得一新的佐证。
④ 按：翦伯赞《史记集丛·论司马迁之历史学》就梁氏之说而加详，以谓“司马迁所传历史人物，不外如次的几类”：
其一、以节操名为天下者，如伯夷、田横之辈。
其二、以学术名于天下者，如孔、孟、老、庄、申、韩、董仲舒之辈。
其三、以文采名于天下者，如屈原、贾谊、司马相如之辈。
其四、以武功名于天下者，如白起、王翦、乐毅、田单、李牧、蒙恬、卫青、霍去病之辈。
其五、以文治名于天下者，如管、晏、商鞅、吕不韦、公孙弘之辈。
其六、曾纵横捭阖，左右天下大局者，如苏秦、张仪之辈。
其七、曾养士结客，扶危救倾者，如孟尝、平原、信陵、春申四公子之辈。
其八、曾风云际会，鞭答天下者，如韩信、黥布、彭越之辈。
其九、为政以德，恩泽及于人命者，如叔孙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之辈。
其十、以医药方术，拯救及于人命者，如扁鹊、仓公之辈。
此外，则为怨毒积于人民之酷史，如郅都、宁成、张汤、赵禹之流；阿谀而无廉耻之佞幸，如邓通、韩嫣、李延年之流。
这些各种各样的人物，大抵非官僚即士大夫，不论其或善或恶，或贤或不肖，其所行为，对于历史，皆有其或多或少或好或坏的影响，故司马迁皆为之传。
虽然，有既非官僚，亦非士大夫，而司马迁亦为之立传者：
如：卓氏、宛氏、任氏，市井子弟也，而司马迁为之立《货殖列传》。
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匹夫之犯上者也，而司马迁为之立《刺客列传》。
朱家、剧孟、郭解，以武犯禁之暴徒也，而司马迁为之立《游侠列传》。
此外，司马迁又替中国四周诸种族作传，如南越、东越、朝鲜、大宛等均有传。这是因为这些诸种族，在当时与中国都有着战争或交往的关系。
原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7年第4期
作者简介
简介来源：傅道彬教授《夜窗风雪一灯青——忆吴忠匡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7月8日第472期
校稿|不激不厉
编辑|好古
前不同于古人，自古人来，而能发展古人;
后不同于来者，向来者去，而能启迪来者。
——胡小石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