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抗战，团长向文彬3小时火速由中校升少将，官兵几乎全部殉国
第七战区所属川军首批出川各部，依照川康绥靖公署的命令，从9月1日开始，陆续踏上出川抗战征程。
9月1日，第23集团军第21军独立第13旅旅长田冠五部作为先头部队，乘坐长江轮船东出夔门；第23集团军第23军第148师师长陈万仞部分别从重庆、万县乘坐轮船出川；9月6日，第22集团军第41军孙震部第727团，从德阳县孝泉镇出发，沿川陕大道北上出川；9月19日，第22集团军第47军李家钰部从驻地西昌出发，经成都沿川陕大道北上出川……随后，川军各部相继出川抗战。
未纳入第七战区序列、驻贵州的川军第43军郭汝栋部，早在8月上旬，就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从其驻地都匀、独山出发，奔赴抗战前线。出贵州境后，乘船沿长江向上海开进，历经50余天到达淞沪前线。未纳入第七战区序列、驻防贵州的川军第20军杨森部，在淞沪会战爆发后，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也于9月1日从其驻地安顺、大化出发，沿湘黔公路徒步开进，抵达湖南辰溪后乘船到长沙，转乘火车沿粵汉铁路上行至武昌。部队连夜渡江到汉口，又乘火车沿京汉铁路北上至郑州，转陇海铁路东进到徐州，再转津浦铁路南下到南京浦口，旋即渡江。在南京再乘京（南京）沪铁路直达上海嘉定县南翔镇火车站。历时40余天。
出川抗战的川军各部，武器装备极其低劣，几乎没有重武器，每个师仅有迫击炮数门、轻机枪十余挺（有的师还不足十挺，极少数师装备有少量重机枪）而已。士兵的主要武器步枪，80%为四川造，20%为汉阳造，工艺粗糙、质量低劣。每个士兵仅有30～40发子弹、3枚手榴弹；一些部队士兵配备有一把大刀，有的部队连刺刀都没有。每个士兵仅有粗布单衣两套、绑腿一双、单被一条、草席一张、草鞋两双、斗笠一顶。川军将领郭汝瑰回忆说：“士兵们没有水壶，每人背一个竹筒筒，没有背包，每人背一个竹背夹。”士兵们每天行军，晚上宿营后还得自己打草鞋，以备第二天穿着。
川军各部从刘湘到各师旅长，都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请求换发、补发武器装备和秋冬季被服等军需物资，国民政府军委会也承诺予以补充。但是直至川军各部在各个战场与日寇作战，都没有得到任何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而出川川军各部，除了少数部队、少数路段乘坐了火车或轮船外，大多数路程都是徒步跋涉，翻山越岭，披星戴月，风餐露宿，日夜兼程，奔向抗战前线！
尽管出川抗战的川军如此艰难困苦，但将士们心中充满抗日御侮的豪情壮志。他们背负着家乡父老“把鬼子赶出中国去”的殷切期望，渴望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报效国家。他们中有人在随身携带的叶子烟竿（四川人喜吸经过粗加工的烟叶卷制而成的烟，俗称叶子烟，需用烟竿吸，其习俗在四川农村许多地方至今犹存）上烫刻着抗日内容。有的刻有“中华男儿，上战场打日寇”，有的刻着“旌旗一片立功劳，万马军中赴战场，马上长官传下令，不除日寇不回乡。”
更令人震撼的是，一位祖籍安县，名叫王建堂的“安县义勇队”士兵，背包里装着一面“死字旗”！这是王建堂的父亲王者成，在送其出征时亲手制作的一面白布旗帜，正中大书一个“死”字，在旗帜的右侧写着：“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在旗帜的左侧用韵文体写着：“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父手谕。”叶子烟竿和“死字旗”所展示出视死如归的豪情壮志，不正是四川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英雄气概的最好体现！
壮士出川，一往无前！
抗战八年，出川川军将士转战上海、山西、山东、安徽、河南、江苏、浙江、江西、湖北、福建、湖南、广西、贵州等省区，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广德泗安战役、安庆之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襄樊战役、随枣会战、长沙会战、晋南之战、浙赣会战、长衡会战等大小战役28个。他们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其他抗日军队一道，前仆后继，同穷凶极恶的日寇展开殊死战斗。在抗战中，川军将士付出巨大牺牲，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立下丰功伟绩。同时，四川人民为抗战提供了巨量兵员，补充了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以至于有“无川不成军”之说。
出川川军同日寇打的第一仗，是第20军杨森部和第43军郭汝栋部参加淞沪会战。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寇狂妄叫嚣要在三个月内占领中国，遂在8月13日向上海发动进攻，企图一举占领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坚决保卫大上海，调集70万部队进行抵抗，淞沪会战爆发。
驻贵州的川军第43军郭汝栋部（仅辖第26师）奉命于8月上旬出发，历经50余天到达上海嘉定县前线，进驻上海郊区大场一线。一路上，军长郭汝栋、师长刘雨卿等将领一再向官兵们灌输抗日救国的思想，部队虽然疲惫不堪，但爱国热情高涨。10月11日，进入阵地。此时中央军第38师、第8师和税警总团等部队与日寇激战多日，损失巨大，丢失了一些据点。第26师接防时，形势非常不利。中央军部队见第26师官兵身着土布军装，脚穿草鞋，装备简陋，怀疑这支川军能否守住阵地。
面临严峻形势，第26师师长刘雨卿召开全师军官会议，做战前动员。刘雨卿重申抗日是救亡图存，是报效国家的民族大义，使官兵们认识到淞沪会战的光荣使命，从而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英勇牺牲精神，去和日寇作殊死战。官兵们纷纷留下遗嘱，以视死如归的姿态奔向战场，与日寇展开血战。日寇使用飞机、重炮，对第26师阵地集中轰炸和炮击，并派坦克掩护步兵冲锋，企图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
第26师没有任何重武器，只有靠步枪、手榴弹与日寇战斗。在短兵相接时，用刺刀同敌人肉搏。日寇付出很大代价，但始终未能越雷池一步。第26师坚守阵地七昼夜，完成了上级布置的任务。但是第26师也损失惨重，血战一周，152团团长解固基阵亡，营长11名伤亡，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70%，当第26师撤退至青浦收容队伍时，全师4000余人仅存600余人。第26师在全国参加淞沪会战70多个师中是战绩最优的五个师之一，受到国民政府嘉奖。就连日寇也不得不承认第26师“是国民党旁系有力部队”。
川军第20军杨森部，9月1日从贵州驻地出发，历经千辛万苦到达淞沪会战前线。在赴淞沪会战前线途中，第20军官兵深切感受到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和民众的鼓励和支持。沿途官兵们精神振奋、士气高涨，一路走一路唱学会不久的《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杨森还下到营连，鼓舞官兵士气。他说，我们20军调到上海来对日作战，是最光荣的，我们一定要抵住敌人的进攻，为国牺牲，也是最有价值的。10月初，第20军到达上海郊区待命。10月9日，杨森接到命令，第20军归淞沪战区薛岳指挥，编入第六军团序列，布防于上海郊区大场、蕴藻浜、陈家行一带。杨森即率领副军长夏炯等军部人员在小南翔车站建立军指挥部。杨森到达前线后，面对即将来临的激战，感慨万千，当即赋诗两首：
陇海道上感怀
才消炎暑试新凉，沃野欣闻禾稼香。
为挽艰危征万里，不教倭寇事披猖。
在前线
满天烽火遥相望，切齿倭奴势正张。
指点三军杀敌处，刀光如雪月如霜。
10月10日，第20军进入阵地。为了防止日寇飞机轰炸，全军阵地上白天不能生火做饭，官兵们只能在天亮前吃早饭，天黑以后吃晚饭。此时中国军队与日寇激战正酣，而日寇不断增兵，敌我双方处于胶着状态。但中国军队面对日寇的飞机、坦克、重炮，渐有力不能支现象。第20军此时投入战斗，无疑是一支生力军。
临战前，杨森再次来到官兵中间作动员，他说：“我们20军是川军的铁军，是全国闻名的勇敢部队，所以才调到上海来对日作战。我们这次打的是国际战，是最光荣的，我们一定要抵住敌人的进攻。如果上海这一仗抵不住，就要亡国！我们要为国牺牲，这是最光荣的！”杨森的讲话鼓舞了官兵们的爱国热情。
第20军投入战斗时，友军防守的陈家行阵地已经被日寇攻占，战场形势危急。杨森急令副军长夏炯亲率两个团去收复陈家行阵地。夏炯指挥部队勇猛冲锋，直至与敌人肉搏。杨森也亲临火线督战，当天即收复陈家行。日寇不甘失败，派出飞机、重炮和坦克狂轰滥炸，进行疯狂反扑。川军将士以血肉之躯，前仆后继与日寇苦战13个昼夜，守住了阵地。在坚守陈家行的战斗中，第20军部队下级军官几乎牺牲殆尽，士兵伤亡70%以上。
10月15日，日寇在获得大量增援后，再次向第20军防御的阵地发起疯狂进攻，134师杨汉忠所部在顿悟寺和桥亭宅一线阵地顽强抗击。802团团长林相侯率领全团官兵与敌血战，白热化时敌我双方白刃肉搏，终将日寇击退，一直坚守至援军前来接防。是役802团林相侯团长以下官兵几乎全部殉国。在804团阵地，团长向文彬率领全团力撑危局，与日寇殊死搏斗，夺回并坚守阵地，激战经日，阵地岿然不动。804团损失极大，“全团官兵，营长只剩下彭焕文一人，连、排长非死即伤，无一幸免；排长剩下四人，士兵仅余一百二十余人。”向文彬在一日三小时内由中校晋升上校、由上校晋升少将。这是东战场绝无仅有的事，也是总部对川军第20军杨森部的特别嘉奖。
在淞沪会战防御作战中，第20军134师师长杨汉忠负伤，伤亡团、营长20余人，连、排级军官阵亡280余人，士兵伤亡7000余人，全军12000余人，撤出战场的仅有5000余人。在淞沪会战中，第20军作战英勇顽强，曾获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3万元奖金。当第20军撤到南京时，蒋介石立即召见杨森。蒋介石详细询问了第20军上海作战经过，对杨森大加勉励，表示要优先给杨森的部队补充兵员和武器装备。他对杨森说：“你的部队在上海打得很好，第一批外械到了，优先给你补充。”当天中午，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单独宴请杨森以示礼遇。蒋介石还给杨森加官晋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