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抗战,团长向文彬3小时火速由中校升少将,官兵几乎全部殉国

第七战区所属川军首批出川各部,依照川康绥靖公署的命令,从9月1日开始,陆续踏上出川抗战征程。

9月1日,第23集团军第21军独立第13旅旅长田冠五部作为先头部队,乘坐长江轮船东出夔门;第23集团军第23军第148师师长陈万仞部分别从重庆、万县乘坐轮船出川;9月6日,第22集团军第41军孙震部第727团,从德阳县孝泉镇出发,沿川陕大道北上出川;9月19日,第22集团军第47军李家钰部从驻地西昌出发,经成都沿川陕大道北上出川……随后,川军各部相继出川抗战。

未纳入第七战区序列、驻贵州的川军第43军郭汝栋部,早在8月上旬,就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从其驻地都匀、独山出发,奔赴抗战前线。出贵州境后,乘船沿长江向上海开进,历经50余天到达淞沪前线。未纳入第七战区序列、驻防贵州的川军第20军杨森部,在淞沪会战爆发后,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也于9月1日从其驻地安顺、大化出发,沿湘黔公路徒步开进,抵达湖南辰溪后乘船到长沙,转乘火车沿粵汉铁路上行至武昌。部队连夜渡江到汉口,又乘火车沿京汉铁路北上至郑州,转陇海铁路东进到徐州,再转津浦铁路南下到南京浦口,旋即渡江。在南京再乘京(南京)沪铁路直达上海嘉定县南翔镇火车站。历时40余天。

出川抗战的川军各部,武器装备极其低劣,几乎没有重武器,每个师仅有迫击炮数门、轻机枪十余挺(有的师还不足十挺,极少数师装备有少量重机枪)而已。士兵的主要武器步枪,80%为四川造,20%为汉阳造,工艺粗糙、质量低劣。每个士兵仅有30~40发子弹、3枚手榴弹;一些部队士兵配备有一把大刀,有的部队连刺刀都没有。每个士兵仅有粗布单衣两套、绑腿一双、单被一条、草席一张、草鞋两双、斗笠一顶。川军将领郭汝瑰回忆说:“士兵们没有水壶,每人背一个竹筒筒,没有背包,每人背一个竹背夹。”士兵们每天行军,晚上宿营后还得自己打草鞋,以备第二天穿着。

川军各部从刘湘到各师旅长,都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请求换发、补发武器装备和秋冬季被服等军需物资,国民政府军委会也承诺予以补充。但是直至川军各部在各个战场与日寇作战,都没有得到任何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而出川川军各部,除了少数部队、少数路段乘坐了火车或轮船外,大多数路程都是徒步跋涉,翻山越岭,披星戴月,风餐露宿,日夜兼程,奔向抗战前线!

尽管出川抗战的川军如此艰难困苦,但将士们心中充满抗日御侮的豪情壮志。他们背负着家乡父老“把鬼子赶出中国去”的殷切期望,渴望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报效国家。他们中有人在随身携带的叶子烟竿(四川人喜吸经过粗加工的烟叶卷制而成的烟,俗称叶子烟,需用烟竿吸,其习俗在四川农村许多地方至今犹存)上烫刻着抗日内容。有的刻有“中华男儿,上战场打日寇”,有的刻着“旌旗一片立功劳,万马军中赴战场,马上长官传下令,不除日寇不回乡。”

更令人震撼的是,一位祖籍安县,名叫王建堂的“安县义勇队”士兵,背包里装着一面“死字旗”!这是王建堂的父亲王者成,在送其出征时亲手制作的一面白布旗帜,正中大书一个“死”字,在旗帜的右侧写着:“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在旗帜的左侧用韵文体写着:“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父手谕。”叶子烟竿和“死字旗”所展示出视死如归的豪情壮志,不正是四川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英雄气概的最好体现!

壮士出川,一往无前!

抗战八年,出川川军将士转战上海、山西、山东、安徽、河南、江苏、浙江、江西、湖北、福建、湖南、广西、贵州等省区,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广德泗安战役、安庆之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襄樊战役、随枣会战、长沙会战、晋南之战、浙赣会战、长衡会战等大小战役28个。他们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其他抗日军队一道,前仆后继,同穷凶极恶的日寇展开殊死战斗。在抗战中,川军将士付出巨大牺牲,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立下丰功伟绩。同时,四川人民为抗战提供了巨量兵员,补充了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以至于有“无川不成军”之说。

出川川军同日寇打的第一仗,是第20军杨森部和第43军郭汝栋部参加淞沪会战。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寇狂妄叫嚣要在三个月内占领中国,遂在8月13日向上海发动进攻,企图一举占领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坚决保卫大上海,调集70万部队进行抵抗,淞沪会战爆发。

驻贵州的川军第43军郭汝栋部(仅辖第26师)奉命于8月上旬出发,历经50余天到达上海嘉定县前线,进驻上海郊区大场一线。一路上,军长郭汝栋、师长刘雨卿等将领一再向官兵们灌输抗日救国的思想,部队虽然疲惫不堪,但爱国热情高涨。10月11日,进入阵地。此时中央军第38师、第8师和税警总团等部队与日寇激战多日,损失巨大,丢失了一些据点。第26师接防时,形势非常不利。中央军部队见第26师官兵身着土布军装,脚穿草鞋,装备简陋,怀疑这支川军能否守住阵地。

面临严峻形势,第26师师长刘雨卿召开全师军官会议,做战前动员。刘雨卿重申抗日是救亡图存,是报效国家的民族大义,使官兵们认识到淞沪会战的光荣使命,从而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英勇牺牲精神,去和日寇作殊死战。官兵们纷纷留下遗嘱,以视死如归的姿态奔向战场,与日寇展开血战。日寇使用飞机、重炮,对第26师阵地集中轰炸和炮击,并派坦克掩护步兵冲锋,企图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

第26师没有任何重武器,只有靠步枪、手榴弹与日寇战斗。在短兵相接时,用刺刀同敌人肉搏。日寇付出很大代价,但始终未能越雷池一步。第26师坚守阵地七昼夜,完成了上级布置的任务。但是第26师也损失惨重,血战一周,152团团长解固基阵亡,营长11名伤亡,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70%,当第26师撤退至青浦收容队伍时,全师4000余人仅存600余人。第26师在全国参加淞沪会战70多个师中是战绩最优的五个师之一,受到国民政府嘉奖。就连日寇也不得不承认第26师“是国民党旁系有力部队”。

川军第20军杨森部,9月1日从贵州驻地出发,历经千辛万苦到达淞沪会战前线。在赴淞沪会战前线途中,第20军官兵深切感受到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和民众的鼓励和支持。沿途官兵们精神振奋、士气高涨,一路走一路唱学会不久的《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杨森还下到营连,鼓舞官兵士气。他说,我们20军调到上海来对日作战,是最光荣的,我们一定要抵住敌人的进攻,为国牺牲,也是最有价值的。10月初,第20军到达上海郊区待命。10月9日,杨森接到命令,第20军归淞沪战区薛岳指挥,编入第六军团序列,布防于上海郊区大场、蕴藻浜、陈家行一带。杨森即率领副军长夏炯等军部人员在小南翔车站建立军指挥部。杨森到达前线后,面对即将来临的激战,感慨万千,当即赋诗两首:

陇海道上感怀

才消炎暑试新凉,沃野欣闻禾稼香。

为挽艰危征万里,不教倭寇事披猖。

在前线

满天烽火遥相望,切齿倭奴势正张。

指点三军杀敌处,刀光如雪月如霜。

10月10日,第20军进入阵地。为了防止日寇飞机轰炸,全军阵地上白天不能生火做饭,官兵们只能在天亮前吃早饭,天黑以后吃晚饭。此时中国军队与日寇激战正酣,而日寇不断增兵,敌我双方处于胶着状态。但中国军队面对日寇的飞机、坦克、重炮,渐有力不能支现象。第20军此时投入战斗,无疑是一支生力军。

临战前,杨森再次来到官兵中间作动员,他说:“我们20军是川军的铁军,是全国闻名的勇敢部队,所以才调到上海来对日作战。我们这次打的是国际战,是最光荣的,我们一定要抵住敌人的进攻。如果上海这一仗抵不住,就要亡国!我们要为国牺牲,这是最光荣的!”杨森的讲话鼓舞了官兵们的爱国热情。

第20军投入战斗时,友军防守的陈家行阵地已经被日寇攻占,战场形势危急。杨森急令副军长夏炯亲率两个团去收复陈家行阵地。夏炯指挥部队勇猛冲锋,直至与敌人肉搏。杨森也亲临火线督战,当天即收复陈家行。日寇不甘失败,派出飞机、重炮和坦克狂轰滥炸,进行疯狂反扑。川军将士以血肉之躯,前仆后继与日寇苦战13个昼夜,守住了阵地。在坚守陈家行的战斗中,第20军部队下级军官几乎牺牲殆尽,士兵伤亡70%以上。

10月15日,日寇在获得大量增援后,再次向第20军防御的阵地发起疯狂进攻,134师杨汉忠所部在顿悟寺和桥亭宅一线阵地顽强抗击。802团团长林相侯率领全团官兵与敌血战,白热化时敌我双方白刃肉搏,终将日寇击退,一直坚守至援军前来接防。是役802团林相侯团长以下官兵几乎全部殉国。在804团阵地,团长向文彬率领全团力撑危局,与日寇殊死搏斗,夺回并坚守阵地,激战经日,阵地岿然不动。804团损失极大,“全团官兵,营长只剩下彭焕文一人,连、排长非死即伤,无一幸免;排长剩下四人,士兵仅余一百二十余人。”向文彬在一日三小时内由中校晋升上校、由上校晋升少将。这是东战场绝无仅有的事,也是总部对川军第20军杨森部的特别嘉奖。

在淞沪会战防御作战中,第20军134师师长杨汉忠负伤,伤亡团、营长20余人,连、排级军官阵亡280余人,士兵伤亡7000余人,全军12000余人,撤出战场的仅有5000余人。在淞沪会战中,第20军作战英勇顽强,曾获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3万元奖金。当第20军撤到南京时,蒋介石立即召见杨森。蒋介石详细询问了第20军上海作战经过,对杨森大加勉励,表示要优先给杨森的部队补充兵员和武器装备。他对杨森说:“你的部队在上海打得很好,第一批外械到了,优先给你补充。”当天中午,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单独宴请杨森以示礼遇。蒋介石还给杨森加官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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