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诗词避熟创新例话
宋代蔡绦《西清诗话》载：“薛许昌《答书生赠诗》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终。’讥其不能变态也。”这段话对当前诗词写作存在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现象，可谓切中肯綮。
“文化大革命”期间，武汉东湖边的屈原塑像被造反派作为牛鬼蛇神推入湖中，著名诗人荒芜以诗咏之：
东湖更比西湖好，水阔山低似画图。
只怪先生心太窄，投江之后又投湖。
同是在“文革”期间，大作家老舍因惨遭迫害投湖自尽，著名学者王力以诗哀之：
自古文人厄运多，堪嗟魑魅喜人过。
龙须沟水成陈迹，今日明湖当汨罗。
像这两首诗，尽洗陈陈相因、四平八稳之弊，才各具面貌，也才有艺术感染力。刘熙载《艺概》有一段话说得好：“诗要避俗，更要避熟．．．．．．切忌拾人牙慧。盖古人为清新者，袭之即腐烂也。拾得珠玉，化为尘灰，岂不重可鄙矣。”
《复斋漫录》一书也说：“韩子苍言，作诗不可太熟，亦须令生。东坡作聚远楼诗，本合用'青山绿水’对'野草闲花’，以此太熟，易以“云山烟水”。此深知诗病者，所以求生求新也。”
以上指出诗之病在于太熟，在于雷同，在于陈陈相因。治之之法则在避熟求生，既不要重复古人，也不要重复他人，更不要重复自己。要别出心裁，自出新意。如曾几诗云：“梅子黄时日日晴。”赵师秀诗则说：“黄梅时节家家雨。”李商隐诗云：“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周密诗则说：“园翁莫把秋荷折，留与游鱼盖夕阳。”虽是同一题材，但各异其趣，各有千秋。
纵观中华诗词史，不乏避熟求生之例，择其常见者，成诗词避熟创新例话数章，以与诗人词家共同商讨。
鸟啼并不同惊梦
唐金昌绪《春怨》诗云：“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此诗写思妇怀念征人，设想甚奇，意境很美。如果再咏其事，则很难超越。然而到清代的陈灿霖却另出机杼：“独卧绣窗静，月明宿鸟啼。不嫌惊妾梦，羡汝是双飞。”这首从宿鸟双飞，思妇心生羡慕立意，因而不嫌鸟啼惊梦，一反前意。同代的朱受新则又是一种写法：
千门春静落红香，宛转莺声隐绿杨。
任尔楼头啼晓雨，美人梦已到辽阳。
此诗写思妇心情迫切，急欲梦到辽阳与征人相会。尽管鸟啼声急，她的好梦丝毫也不被惊扰，更是大异其趣。
另一位诗人沈洵，写得更绝：“莫打南来雁，从他向北飞。打时双打取，莫遣两分离。”此诗以为鸟儿不打则已，打则双双打取，以免造成分离的痛苦。另辟新境，与上面诸首迥异，可谓善于避熟。
柳丝系舟难系马
古来咏柳之作，如恒河沙数，难以胜计。其得以流传者，多各有风情而无雷同之病。否则，必为历史所淘汰。
宋董颖七绝《江上》句云：“摩挲数尺江边柳，待汝成阴系钓舟。”此不过言柳枝长成可系钓舟，以免被风吹去。唐雍裕之的《江边柳》则不同:
袅袅古堤边,青青一树烟。
若为丝不断,留取系郎船。
这是盼柳丝系住载着情郎将要远离的客船，刻画出了思妇深切的离情别绪。
吴文英词《唐多令》则别翻新意：“垂柳不萦裙带住，漫长是，系行舟。”责怪柳丝不把离去伊人的裙带系住，偏偏常去系那不相干的行舟。该系的没系住，不该系的却系住了。怨恨之深，怪罪之切，可谓无理而妙。
王实甫《西厢记》云：“柳丝长，玉骢难系。”说柳丝虽长，却系不住张生策马而去，使崔莺莺伤心欲绝。这是把系舟变成了系马。
晏殊的词《踏莎行》又另起炉灶：“垂杨只解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说垂柳只会招惹春风，根本不会系住行人。而罗隐更尽翻诸作之意，其《柳》诗云：
灞上晴来送别频，相偎相倚不胜春。
自家飞絮犹无定，争解垂丝绊路人。
此言杨柳垂丝，连自家飞飏远去的柳絮都管不住，哪里还谈得上绊住行路之人呢？这是从意想不到之处辟出新境。
总之，这些咏柳的诗词均各避熟求生，意境愈创愈新，设想愈出愈奇，因而才能各领风骚，流传千古。
橘踰淮北岂改质
屈原写过一篇《橘颂》，中有句云：“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又云：“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这些诗句，赞颂了橘树热爱故土的深情和忠于故土的崇高节操。
古诗《橘柚垂华实》立意又自不同，其“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等诗句，则用来比喻贤者要求用世，具有积极进取之意。
唐代张九龄写了《感遇》十二首，其中一首从另一方面赞颂了橘树的优良品质：“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言橘树经冬不凋，四季常青，并非由于地气温暖，而是自有岁寒之心之故。且看同是赞颂，却丝毫没有蹈袭前贤的迹象。另诗中也寓有贤者用世之意，“可以荐嘉宾，奈何阻重深”，恨贤路阻塞，报国无门。因而“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比古诗《橘柚垂华实》又更进一层了。全篇戛戛独造，尽绝依傍。
《周礼考工记》有所谓“橘踰淮而北为枳”之说，言橘树只要迁离故土到了淮北就要变质。清代钱锦城之《席上咏物分得橘》则说：“丹实离离间碧林，千头声价重南金。踰淮若改平生质，孤负当年作颂心。”
此诗一反《考工记》之说．而陈灿霖的《咏橘》则反得更好：“但得贞心能不改，纵令移植亦何妨。”这两首诗皆翻“深固难徙”之意，说橘树并非不可迁离，即使踰淮移植，其坚贞之质和平生节操仍始终不渝，永不变易，对橘树的赞颂进入了最高的层次。沈德潜还对陈灿霖诗《咏橘》评曰：“结意翻得独高。”
清代大词人陈维崧《浣溪沙·咏橘》又自不同：“今日亭台无楚颂，旧时橘柚满吴天，风流人去一千年。”有感于楚颂不传、斯人已去、橘柚斫失、贞士难求而慨叹当世，写的则另是一番意思了。
褒贬毁誉为杨妃
不仅咏物之作，咏人咏事以至咏史均须各有创见，不能有固定模式和“标准答案”。历代咏马嵬之变的诗篇很多，虽然在艺术表现上各有不同，但大多从女人是祸水这一观点着墨，谴责杨妃祸国，而为唐明皇辩护。诗的立意如出一辙，难越雷池一步。这连诗圣杜甫也不例外。
杜甫《北征》写马嵬之变时道：“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俎醢，同恶随荡折。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这里把杨妃视同褒妲。“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两句互文见义，上句省周，下句省妹喜，合起来的意思是，从未听到过夏、殷、周值衰亡之际能主动诛杀宠妃妹喜、妲己和褒姒。他们做不到的，唐明皇却做到了，这就是“事与古先别”。诗中把唐明皇比做周宣王、汉光武帝那样的中兴之主，赞颂了唐明皇和陈玄礼一举成功，诛杀了杨妃等人，国家才赖以存活。
到了晚唐的李商隐，他的看法就不同了。其《马嵬》诗曰：“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谴责唐明皇虚伪、自私，当年七夕同杨妃“密相誓心”，要“世世为夫妇”，但到头来却不如普通老百姓能保住自己的妻子。
稍后于李商隐的罗隐，写有一首《帝幸蜀》云：
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
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
这里是讲唐明皇之后的唐僖宗李俨，因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同样逃奔入蜀，也经过了马嵬坡。但这时并没有“祸水”杨贵妃，那么到底应该埋怨谁呢？此诗力破旧说，指责封建帝王自取其祸，为杨妃翻案，确属别开生面．
清代的赵翼更有突破，进一步替杨妃评功摆好。他的《古来咏杨妃者多矣，多失其平，戏为一绝》云：
鼙鼓渔阳为翠娥，美人若在肯休戈？
马嵬一死追兵缓，妾为君王据贼多。
王士祯的《马嵬怀古》则将杨妃与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相比：“一种倾城好颜色，茂陵终傍李夫人。”哀叹杨妃虽曾同唐明皇密誓“在天愿作比冀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却独自埋于马嵬坡泥土中，凄凉寂寞，不能同李夫人那样死后得以紧傍茂陵的汉武帝，相形之下，情何以堪。
至于袁枚的《马嵬》诗，又与前面诸作迥然不同：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石壕村一家发生的生离死别的惨剧，正是由唐王朝腐败所致安史之乱造成的。用当时人民的巨大苦难同帝王个人的哀伤作鲜明对比，其意义就格外深刻。
袁枚另有两句诗：“将军手把黄金钺，不管三军管六宫。”直斥将军陈玄礼不该管分外之事，而应制止军士哗变，与老杜大唱对台戏。设使老杜在世，也无从抗辩。杨妃地下有知，定当大慰芳心矣。
几人能解昭君怨
自昔至今咏杨妃之作虽多，然远不如吟咏昭君篇什之富。因昭君在历史上的深远影响，实非杨妃所能及，故诗人皆津津乐道。或哀之，或敬之，或寄予同情，或借抒怀抱。为人所熟知的要算杜甫《咏怀古迹》之三，其中“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等美妙的词句，描绘了昭君的悲剧形象，抒写了因远嫁异域而永远怀念故土的深重怨情。
姜夔的名作《疏影》对杜甫的诗句进行了艺术加工：“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写昭君月夜归来的一缕芳魂，竟化身为玉洁冰清的梅花，显得何其幽美。这就突破了原作，而无因袭之病。
古人咏昭君，大抵哀其美而不幸，切责汉元帝与画工毛延寿。如《随园诗话》载山阴女子王端淑诗：“王嫱未必无颜色，争奈毛君笔下何？”梅尧臣《和王介甫明妃曲》：“明妃命薄汉计拙，凭仗丹青死误人。”欧阳修《再和明妃曲》：“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红楼梦》中林黛玉《明妃》诗亦谓：“绝艳惊人出汉宫，红颜命薄古今同。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畀画工。”责备元帝不应把予夺之权交给画工，以致被轻易蒙蔽，酿成昭君的悲剧。
王安石写了《明妃曲二首》，更为别出心裁，匠思独运。其一云：“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这真是未经人道语，令人想像不到。又云：“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昭君的悲剧在于“出汉宫”而远嫁匈奴，然而“入汉宫”也照样产生悲剧。如汉武帝的皇后陈阿娇，失宠后被打入冷宫长门，不见天日。这是翻“出汉宫”的悲剧为“入汉宫”的悲剧。清代刘献廷的《王昭君》诗亦云：
汉主曾闻杀画师，画师何足定妍媸。
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
此诗首二句与王安石异曲同工，三四句写“入汉宫”之悲剧何止阿娇一人，千万宫女深锁宫中，正如杜牧《阿房宫赋》所说“有不见者三十六年”，凄凉寂寞一辈子，与昭君之怨难道不是“人生失意无南北”吗？
王安石《明妃曲》其二云：“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更是道前人之所不敢道。昭君在汉仅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匈奴对他以毡车百辆相迎，立为阏氏，可谓汉恩浅而胡恩深。王安石这两句诗犹如石破天惊，撼人心志。而历史上就曾有人表示反对。如南宋范冲对高宗论到此诗，斥为无父无君。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也批评这两句诗“悖理伤道”，他赞赏白居易咏昭君诗：“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认为有恋恋不忘君之意。其实他们的观点都带有封建的局限性，王安石《明妃曲》立意之高，用意之深，议论之大，远非他人所能企及。
姜夔的词《疏影》是熟中求生，而清代吴雯的七律《明妃》却是脱熟翻新。其诗如下：
不把黄金买画工，进身羞与自媒同。始知绝代佳人意，即有千秋国士风。
环佩几曾归夜月，琵琶惟许托宾鸿。天心特为留青冢，春草年年似汉宫。
首二句说昭君耻于向画工毛延寿行贿，不求取容于人，赞扬了其高尚品格。颔联把昭君比为国士，评价更高。“环佩几曾归夜月”句，与杜甫唱对台戏。关山阻隔，魂梦难归，只能托南飞的鸿雁来寄达思乡之情，诗意更深化了一步。
与吴雯同是清人的颜光敏，则从另一角度来写昭君：“一辞宫阙出秦关，长得丹青识旧颜。为报君王休爱惜，汉家征戍几人还。”说昭君悲悯征人，何惜己身，用意忠厚。周凖的《明妃曲》又自不同：“君不见百战生降李少卿，羁留绝域一身轻。丈夫失路尚如此，贱妾含悲空复情。”说昭君叹息李陵身为将军，尚且降胡而身留绝域，何况我一弱女子。言下有责备李陵之意。
胡曾的《汉宫》：“何事将军封万户，却教红粉为和戎。”则为昭君抱不平，谴责汉廷和亲之误。历代咏昭君之诗，抨击和亲政策者甚多。如唐代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宋代梅尧臣、欧阳修之诗皆持此论。清代刘献廷更云：“六奇已出陈平计，五饵曾闻贾谊言。敢惜妾身归异国，汉家长策在和番。”明刺和亲之策为非。康熙帝玄烨诗《昭君墓》亦揭出此意：“欲笑和亲失，还嫌饵术迂。开诚示异族，布化越荒途。”不过康熙提出对其他少数民族要以诚相待，对边远之地也要施行教化，则比刘诗翻进了一层，立意更高。
赵令畤《侯鲭诗话》载有王叡《解昭君怨》一诗：
莫怨工人丑画身，莫嫌明主遣和亲。
当时若不嫁胡虏，只是宫中一舞人。
此诗说昭君虽一时受屈，但坏事变为好事，不仅成为匈奴皇后，且名传千古。今人陈述征诗亦云：“当年未遇毛延寿，青史何由得令名。”点出本欲害之，反而使其遭逢际遇，成就千秋佳话。这都与上引各诗迥异。
上列诗篇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似乎已把昭君写尽，再也无话可说了。然而欧阳修的《再和明妃曲》又另是一种说法，更为出人意表。兹引其中两句：
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
这两句讥嘲汉元帝昏庸，对画工将昭君故意画丑的拙劣骗局懵然无知，即对耳目所及的宫廷之事尚且这样糊涂，哪里还能安邦治国，抑制万里之外的匈奴的侵扰？这确是极深刻的历史见解，超越对昭君个人遭遇之同情，升华为国家安危的忧患意识。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薛宝钗之口评此诗曰：“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究竟算不得好诗。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诗甚多......永叔有'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能出己见，不与人同。”可谓确评。
得失千秋咏项王
诗词修辞有翻案一式，做诗要避熟求生，化腐朽为神奇，常用此法。古来咏项羽之作，卷帙也不少，其中不乏后人翻前贤之作的佳构。试比较两首同题的《乌江亭》诗：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唐·杜牧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
——宋·王安石
二诗针锋相对，各有千秋。而李清照的《乌江》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则歌颂了项羽不肯忍辱偷生、渡江而东的英雄行为。那么项羽为什么不肯渡江呢？胡曾《乌江》诗说：“乌江不是无船渡，耻向江东再起兵。”清代汪绍焻的诗更说：“乌江耻学鸿门遁，亭长无劳劝渡河。”皆写出了项羽耻渡乌江、宁为玉碎不作瓦全的英雄气概。但姜西溟的《乌江》诗却指出项羽不渡之误：
虞歌曲尽怨天亡，潮落沙平旧战场。
千里江东羞不渡，六朝曾此作金汤。
认为不应怨天而应恃江东之固再奋人力。孟迟的《乌江》诗又另持异说：中分岂是无遗策，百战空劳不逝骓。大业固非人所及，乌江亭长又何知！则以成败论人，委诸天意。总之，你翻他的案，我又翻你的案。愈出愈奇，愈写愈妙。
上引各诗对项羽或抑或扬，有褒有贬。而明代王象春的《书项王庙壁》指责项羽不能庇护垓下美人虞姬，刘邦也不能庇护定陶美人戚姬，清代的王昙和田旻亦有同感。王昙诗曰：“戚姬脂粉虞姬血，一样君恩不庇身。”田旻诗曰：“粉黛香消马上尘……虞夫人后戚夫人。”词句虽异，其意则同。
还有赞扬项羽兼及虞姬的，如吴永和的诗《虞姬》：“大王真英雄，姬亦奇女子。惜哉太史公，不纪美人死。”霸王别姬，悲壮多采，韵事流传，历久不衰。此诗虽寥寥数句，足以慰虞姬于地下。
元代萨都剌的词《木兰花慢·彭城怀古》则追怀项羽：想铁甲重瞳，乌骓汗血，玉帐连空。楚歌八千兵散，料梦魂、应不到江东。慨叹项羽和其八千子弟的梦魂都回不了江东．宋代无名氏的《念奴娇·题项羽庙》更不胜怅惘：
垓下兵稀，阴陵道狭，月暗云如垒。楚歌喧唱，山川都姓刘矣！
慨叹项羽败亡，山川易主。而杜紫纶的《戏马台》诗却偏说：
尽教宿土归刘氏，剩有斯台与项王。
戏马台在今江苏徐州城南，高数十仞，为项羽所建。留此一片土，堪作项王纪念。
也有讥评项羽，全持否定态度。清代汪绎《项羽》诗曰：
一炬咸阳火未残，楚人真是沐猴冠。
英雄岂学书生算，也作还乡昼锦看。
宋代钱舜选诗说得更深刻：
项羽天资自不仁，那堪亚父作谋臣。
鸿门若遂樽前计，又一商君又一秦。
此诗言项羽天性残暴，曾坑秦卒数十万，弑义帝，杀子婴，火烧咸阳。如果他在鸿门宴杀了刘邦，取得天下，无非又是一个秦始皇，范增也无非又是一个商鞅。
综合以上例话，可见唐诗宋词高峰之后，中华诗词还是会继续写下去的，问题是不要依傍古人，陈陈相因。而要自铸伟辞，自创新意。《唐音癸签》指出：“只此五七字叠成句，万变无穷，知人面只眼耳口鼻四尔，不知如何位置来无一相肖者。诗人工巧，真侔造化哉。”叶燮《原诗》更强调：“要敢于言前人之所未言，发前人之所未发，而后为我之诗．．．．．．昔人可创之于前，我独不可创之于后乎？”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