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影响与印象之——肖洛霍夫的写作特色

俄罗斯文学：影响与印象之十一——肖洛霍夫的写作特色

作为一部多达140万字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能够得到眼下所过之世界级文学作品何止百千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的青睐，自有其文学艺术创作上的独到之处。上一篇介绍了肖洛霍夫对小说主人公的传神刻画，这一篇继续介绍他如何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映衬人物的心理和行为。

一、主题思想

1、哥萨克人的苦难历程

《静静的顿河》借助小说的描述，从“人性”的角度来审视革命和战争，诅咒战争、怀疑革命、质疑苏维埃政权，哥萨克人不得不在革命和战争的磨盘下忍受挤压和经受考验。由于革命引起战争，哥萨克壮丁都上前线打仗去了，大部分战死疆场，故乡剩下的只有孤儿寡母和老人，原本美丽富饶安宁的顿河平原荒芜了，殷实富裕、快乐自由的生活消失了，和睦幸福的家庭解体了，到处呈现出一片荒草萋萋的衰落景象。肖洛霍夫在全书之首引用的哥萨克古歌，就是对顿河地区和哥萨克因革命和战争而引起的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

我们光荣的土地不是用犁来翻耕......

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翻耕，

光荣的土地上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

静静的顿河到处装点着年轻的寡妇，

我们的父亲，静静的顿河上到处是孤儿，

静静的顿河的滚滚的波涛是爹娘的眼泪。

噢噫，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

噢噫，静静的顿河，你的流水为什么这样浑？

啊呀，我静静的顿河的流水怎么能不浑！

寒泉从我静静的顿河的河底向外奔流，

银白色的鱼儿把我静静的顿河搅浑。[6]

——哥萨克古民歌

《静静的顿河》全书引用了许多哥萨克民歌民谣，用了很多笔墨描写顿河四季不断变幻的大自然风光，这些民歌民谣和自然风光是作者刻画人物心理、反映人物情思的艺术手段，也是对历史、社会和人民命运的深切同情、由衷感慨。

战争使原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哥萨克分成两大阵营，原来的亲朋好友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互相之间无情厮杀、六亲不认：科谢沃伊虽娶了格里高利的妹妹为妻，却对2个妻舅赶尽杀绝，枪杀了哥哥彼得罗，加罪弟弟格里高利，彼得罗的妻子达丽娅枪杀了亲家公伊凡……这些人原本是青梅竹马的朋友，长大后又成为姻亲。但战争使他们丧失了人性和亲情，变成了互害的杀人凶手，正如科谢沃伊所说：“咱们大家都是杀人凶手”。一句话道出了国内战争的最大悲剧及其破坏性，揭示和谴责了战争以及发动战争的人，发出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痛彻心扉的拷问。

2、刻画人物心理

肖洛霍夫对人物心理矛盾的描写既细致入微又入木三分。比如：地主的儿子叶甫盖尼在格里高利参战后，和阿克西妮亚同居，虽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可耻的、不道德的，但又想到曾经在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要是子弹再稍稍偏右一点就打穿了自己的脑袋，所以痛感人生苦短、何不及时行乐。这反映出战争让人感到生命的短暂、脆弱和虚幻，以及对社会道德观念的严重影响。主人公格里高利的一生都在迷惘和痛苦中摇摆不定。他英勇作战、无所畏惧，但当第一次亲手砍死一个奥地利士兵时，又感到内疚，“脚步又乱又沉，就像肩上扛着一种不能胜任的重负似的，憎恶和疑惑的心情揉碎了他的灵魂”，他对其兄彼得罗说：“我心里痛苦死了，现在就像一个半死不活的人，良心使我非常的难过。”无法解脱的痛苦使他“人都变得消瘦了”。在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中，他憎恨地主资本家的统治，但又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格格不入。寻找正确道路和思考历史方向中的迷惘和苦闷、悔恨和彷徨，以及失去亲人后的痛彻肺腑的悲伤，相互交织在一起，体现出充满悲剧的个人与时代的巨大痛苦 [9]

3、和平、人性、土地、劳动

《静静的顿河》通过战争与革命、家族与社会、爱情及两性、生态与农作，这四条主线构建了哥萨克人社会的基本框架和发展衍变，反映了十月革命时期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以及在历史大变局中的艰难穿行，描写了葛里高利们在历史潮流中追寻美好生活的曲折历程。热爱土地、歌颂劳动、召唤人性、呼唤和平，是作者通过作品中表达的思想。战争使大地荒芜、家庭离散，社会衰败，不仅摧毁人的肉体，也腐蚀人的心灵，使人变成“野兽”。[1]

肖洛霍夫既是社会主义者，又是顿河哥萨克的忠诚儿子，他的信仰是一元论，但天性却是多元论，他以无畏的精神和文学的巧妙站在一元、多元的结合点上，寻求真理的“最大公约数”，寻找兼容哥萨克社会与社会主义模式的契合。对哥萨克精神性的坚守，对哥萨克理想社会模式的追寻，就是葛里高利的宿命，是他“永远无法靠岸”的原因。葛里高利的探索贯穿于二次战争与革命的洪流，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期而遇难以预料，又都顺理成章、无可避免。如果说战争是前辈哥萨克建功立业的手段，那么在葛里高利这一代则是走向深渊的路径和结束苦难的手段。 [7]

二、文学描写特色

1、生命与万物之灵性

肖洛霍夫笔下的顿河，有波浪翻滚、鱼儿成群的宽阔河流，也有两岸的绿荫成行、闲静的田园风光、农家院落、热闹非凡的农家节日，一望无际的草原和草场上欢歌笑语的劳动；还有哥萨克小镇、教堂广场、将军的庄园别墅和山林猎场。典型的客观环境是典型人物的存在与活动的空间范围，成功的客观环境描写，能表现时代风貌，展示风土人情，渲染空间氛围，赋予人物生命的灵性，揭示人物的心理特性。作家笔下的一切场景描写：天文地理、人文历史、风土人情、战争与和平……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活有个性，深深感染了读者、激发其阅读兴趣和审美情趣。作家的笔触具有以下特性：

（1）细腻性。描写各种景物之诸多特征后，更于细微之处浓墨重彩，细致描绘、探幽烛微，使用慢镜头、近景、推拉等电影手法，把细致微末放大成为特写。如：对麦列霍夫家的描写：长满春草的院子，到处闪着银色的朝露。他把牲口放到街上去。达丽亚只穿着一件衬衣就跑去挤牛奶，她的两条白皙的光腿上溅满了像新鲜乳汁似的露水珠。院子里的草地上留下一串烟色的脚印。朝露是银色的，光腿上的露水珠像鲜乳汁，脚印像一串烟色……如此丰富的想象、传神的色彩，细致入微的描述，就像在人们面前展开了一幅乡村小院、少女朝露的生动油画。

（2）立体感。描写景物栩栩如生。如：月光在波浪滚滚的顿河上斜铺着一条谁也不能走的路。河面上晨雾弥漫，天上却是一片繁星。马在后面小心移动着脚步。往水边去的斜坡很不好走。对岸有鸭子的叫声。岸畔的泥水滩里，一条捕食小鱼的鲶鱼在翻腾。格里高利在水边站了半天，心里是一片甜蜜的空虚，无忧无虑，心旷神怡。河岸散发着淡淡的潮湿腐烂的气息。从马的嘴唇上不断地落下滴滴水珠。他往前走着，向日出地方望去，那里黎明前的昏暗已经消逝。寥寥几笔即成功地描绘出有声音，有动感，有气味，有色彩的顿河水边之晨。这种精雕细琢有生命的彩色，有扑鼻的清香，有夜晚柔和的声音，有大自然富有节奏的律动，使读者如临其境、如闻其声。

（3）多元性。多层次、全方位的细致而丰富的描写犹如多媒体。如：描写大雷雨袭击村庄的景象，有村民急关窗户的声音，“匆忙赶回家去”的老太太，“大风旋起灰色尘埃，像巨柱在校场上转移”，天上有鹞鹰和乌鸦；也有“掀起层层波涛，拍打着河岸”的顿河巨浪，绿林上空的闪电，“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似的沉默着”的草原……使读者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感觉到多元多维的立体美。

（4）高度概括。往往用不多的文字、不长的篇幅，就清晰明确地描绘出四季的风光和昼夜美景。如：流域夏秋季节的顿河草原：夜间，苍穹横亘，月朗星辉，银河与星座闪烁，“夜风又苦又干，苦艾味浓”，“枯草遍地，到处是一片无休止的、银白色的鹌鹑的搏斗声和响亮的蝈蝈儿的叫声。”一到白天，“则是一片暑热、气闷、白雾弥漫”，天蓝鹞旋太阳烈。“一望无际的羽茅草像浪花起伏翻腾，就连古堡也在目所能及的天边神话般地、隐若地闪着蓝光，就像在梦中一样。”

（5）视角转换。为了描写更生动，常常采用书中人物与作家视觉相互转换的方法。如：当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本丘克从前线回到家乡新切尔卡斯克城时，作家引导读者远眺俯瞰小城上空，一片乌云“正对着闪闪发光的教堂圆顶”，城中将军府的窗户上“却闪出刺目的光芒”，街道上“一排徒步的哥萨克”士兵和“马车的颠簸声划破了清晨透明的寂静”。然后作家将观察视角交给从火车下来的本丘克，看到“月台有一名宪兵”和两个“来回踱步”的“发笑的年轻姑娘”，随后走向城里、走到“城郊的街上”，见到自己家“久未修缮过的小房子”，再走进屋里，看清屋内的一切。通过作家和书中人物的视角，从上到下，由远及近，由外向内的转换，给读者呈现出宽大广阔、雄浑厚重的全方位景象。[8]

2、文字的蒙太奇手法

作家对衬托描写的写作手法进行了大胆创新，运用异时异域的剪辑组合，通过精心剪辑和组合景物，引发对比、联想，深化主题和人物形象，达到了为人物出场渲染环境气氛、烘托形象或心境的效果。所以特别强调关联性和选择性，近似于电影蒙太奇手法。衬托描写比客观写实更需要技巧和创造想象力，作家对此驾轻就熟、得心应手。。

小说中最为经典的是不同时空剪辑组合的衬托描写。

（1）第四部第16章描写鞑靼村外瓜地中午暴风雨到来前后的天气景象，衬托出娜塔莉亚内心的痛苦绝望，以及从翻江倒海到逐渐平静的心理过程。

（2）婀克西妮亚得知格里高利即将娶亲，心情无比沮丧。作家描写了令人心碎的麦田惨景：地里麦子已抽穗，麦粒灌满浆，突然“闯来一群牲口，在麦地里乱踩一阵，可怜那沉甸甸的麦穗全被踩烂在田垄上”。以比喻被毁弃的“成熟爱情”。多年以后，当她又一次在顿河边上遇到战场归来的格里高利，沉睡在心灵深处多年的感情突然重新唤醒，她旧情复燃、渴望鸳梦重温。作家用顿河陡岸的雪堆、阳光、狂风、波浪……描述她“积累多年的情感也像这阳光下的雪堆一样，一触即发不可收拾”。

（3）当战争最终夺走婀克西妮亚的生命，作家描写了野火荒原的景象：“春天，当积雪已经融化，在雪下躺了一冬的衰草晒干了的时候，草原上烧起春天的野火。春风追逐着野火，贪婪地吞噬着干枯的苜蓿，越过驴蓟的高茎，从褐色的艾蒿掠过，沿着低地烧去。野火烧过以后，草原上长久地散发着被野火烧焦干裂的土地那刺鼻的焦臭。四周的嫩草青青，欣欣向荣，蔚蓝的天空上，一群群云雀在飞舞，春天归来的雁群在肥美的草地上觅食，准备过夏的小鸨在筑巢。野火烧过的焦黑僵死的土地闪耀着不详的黑光。鸟儿也不在上面搭窝，野兽都躲得远远的、从一旁绕过去。只有疾风匆匆掠过焦土，卷起灰色的余烬和刺鼻乌黑的烟尘带往远方。”选择异时异域的景色组合，衬托出格里高利觉得眼前 “漆黑一片”，失去了全部生活价值的心境。[8]

3、融情于景

作家得心应手的借景抒情、融情于景，把作家自己的感受借书中人物的思绪、言行表达出来。通过描写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把人物置于大自然的背景中，借助自然景致的色彩变化描绘人物内心感情的跌宕起伏，使人与大自然构成一个互为依存、互相参照的统一体。描写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但却浸透着作家浓郁的主观意象。读者通过观景或书中人物的悲喜心境和爱恨情仇以抒发自己的感情，犹如一幅自我代入的情感彩照。

如：格里高利的忠实情侣、高傲的阿克西妮亚，有花一样美丽的容貌和火一样炽热的情感。她对格里高利的爱情也如火一样炽热，在格里高利心中已成为整个世界和全部生活。当她死去的时候，格里高利看见头上是一片黑色的天空和一轮黑色的太阳，表现了他痛苦绝望的心态，体现了艺术上至情至美的悲剧极境。

又如：格里高利在布琼尼的骑兵军里本想通过英勇作战赎罪，但由于历史问题得不到信任，只好从复员回家。当他坐着牛车走过秋天的草原，心中没一丝一毫的欢快，眼里的草原是一片死一样的沉静，好像是被施了妖法，四周听不见任何声音，也没有鸟儿飞翔，使人伤感的寂静笼罩着万物，“这条道路蜿蜒曲折地下到山谷里去，又伸到高岗的顶上来，好像没有尽头，极目一望——四周到处是这样沉默的、大片的草原”。眼中的草原景物反映了他此刻的心情。

小说的第八卷第十八章：“在雪已经融化和冬天里被压倒的草开始干枯的早春时候，草原上就开始发生春天的野火，被风追逐着的火焰像流水似的，拼命吞掉干枯的牧草，越过驴蓟的高茎，顺着褐色的艾蒿头项滑过，向下卷去，野火熄灭以后，草原上长时期散发着被野火烧焦干裂的土地那刺鼻的焦臭味，把灰色的灰烬和刺鼻子的黑尘屑吹向远方。”通过这一大段自然景致的描写，表达出作者对经历了战争和革命以后的顿河哥萨克人以及主人公格里高利的悲剧性生活和结局的主观感情。“雪已经融化”，“愉快地发出青色”的“嫩草”和在“蔚蓝色天空中上下飞舞”的“云雀”，表现出哥萨克新生活的开始；而被“压倒的干枯的牧草”，“野火烧过”的“焦黑的死土”和“刺鼻的焦臭味”则把主人公走投无路、自我毁灭的境况衬托得真实、深切、感人至深。

作家无论写顿河沿岸的大草原，还是阴云笼罩的森林沼泽，或是战时战后的哥萨克村庄，都能下笔如神，准确传达出书中人物的情感。如：格里高利走下战场，怀着喜悦的心情放马疾驰回故乡，路过赤杨岭村时看到：洒着耀眼阳光的白雪皑皑的山顶，万里无云的蔚蓝色晴空中闪着砂糖般的金星。赤杨岭村像一床花布头拼成的大被铺在山脚下。左面是一弯碧蓝的维纽哈河，右边是点点隐约的村落和德国人移民点。河湾那边是闪着蓝光的捷尔诺斯克镇。镇东是一道沟壑纵横向上游逶迤延伸的低冈。冈上耸立着一根根像栅栏似的去往卡沙雪的电线杆子。一个少有的晴朗而寒冷的日子，太阳四周射出彩虹般的朦胧光柱。草原上的凛冽北风卷起积雪，发出沙沙的响声。但是地平线镶边的茫茫草原却非常宁静，只有东方地平线尽头的草原上烟雾腾腾，笼罩着一片紫霞色的蜃气。正是通过对赤杨岭村自然美景的描写，情感彩照式地借景抒情，抒发了作者和主人公一样厌恶战争，向往美好和平与田园生活的真实情感。[8]

4、艺术结构

文学评论家认为：文学作品的深层结构是“意义模式而非行动模式”，是作者赋予作品哲学美学之沉思给出的架构，与解读哲理和想象时空密切相关。词汇堆砌得有些绕口的专业化语言过于书面化，对于我们这些纯粹欣赏的读者来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还是从比较直观的角度谈谈个人的感受吧。

作家笔下之半农半军的哥萨克社会由互相交织的四条线构成：战争与革命、家庭与社会、爱情与两性、生态与农业。如果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人类命运结构体系之互为依存的四条生命线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可以说作者触及了“20世纪哥萨克与人类历史命运”等宏大叙事，思考了人类的普遍处境。[7]

哥萨克人半农半军的田园牧歌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格里高利参军上了前线，被动地走入充斥着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文明”社会，看到了人类在“文明”社会的种种丑恶，也接触到了各种改变社会的“理论”。如：拉古金分析20世纪俄罗斯社会得出的“蛋糕分配不均”理论，本丘克“人民选举苏维埃政权的理论”，狂热的哥萨克自治分子伊兹万林的自治观……当他把贾兰沙的革命学说讲给战友“锅圈儿”时，对方回答：“我们需要的是自己的政权，不是别人的政权。”他皱了一下眉头说：“你总是只想一面。”对伊兹万林提出在顿河地区建立一个没有俄罗斯人的哥萨克政权的愿景，他表示怀疑：“我们没有俄罗斯怎样生活呢？咱们就有小麦，别的什么也没有，也没有煤、矿产、木材、冶金工业产品，咱们脱离俄罗斯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格里高利考虑的是，仅仅建立哥萨克政权还不够，哥萨克社会必须与新生政权共存共荣，需要探索的是哥萨克人社会生活模式与新政权和谐相处的模式，并非有些评论所说的“哥萨克的反抗之路” 。

战争在格里高利看来是建功立业的途径，也是结束一切苦难、走入新生活新社会的必由之路，因此当众多哥萨克回归熟悉的农家生活时，他却在1917年秋加入第一骑兵军。但随着苏维埃政权的过火错误政策，“一些敌视哥萨克生活的原则”开始泛滥，自然观、平等观受到冲击的他愤怒地认为：“世上没有使所有人都得到温暖舒适的真理。” 他誓死捍卫的自然界为哥萨克人社会提供的天然物质财富——土地、面包、生存权利——似乎渐行渐远，一度追寻的哥萨克社会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信赖关系土崩瓦解，双方的共同认知遥遥无期，曾经向往的哥萨克社会与新政权的和谐共处模式也烟消云散，而迷途的哥萨克人最终走上了不归路。[7]

《静静的顿河》尽管写的是历史动荡、社会风云、族群盛衰，字里行间的浓烟烈火、剑拔弩张，反映了冷酷无情的阶级对立和斗争；但善于通过爱情表现丰富多彩的生活，刻画鲜明生动的人物，揭示人物心理变化的微秘，准确精到、细致入微的文字读起来荡气回肠、诗意盎然，洋溢着浓郁的抒情气氛。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