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伯陶：人世间难得的缘分

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届“从心所欲”之年，古典部主任葛云波先生约笔者写一篇纪念文字，并郑重其事地邮寄来“约稿函”，我欣然应允。说起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缘分”，只能从21世纪初开始，《明文选》的编注可谓是双方联系的起始纽带。

有一位在重点大学担任院系负责人的学长，因行政事务性工作繁忙，就转而向出版社推荐笔者做该社重点选题《明文选》。这个选本列为《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这套丛书从1958年即开始编纂，旨在向广大读者推荐和介绍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和最有价值的作品，虽属普及读物，却要求有一定的学术含量，无论选目与注释，都要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这套丛书除文选之外，还有诗选、词选、戏曲选、小说选等，体裁涵盖面广。早年已出版者如《诗经选》《楚辞选》《宋诗选注》《梅尧臣诗选》等，分别由余冠英、马茂元、钱锺书、朱东润等学界大家操觚，著名学者为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添砖加瓦，其质量保证不言而喻。能够获得与上述名家比肩于这套丛书的机会，笔者自然是诚惶诚恐，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此前，古典文学古籍的选注，笔者曾为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做过《宋词精选》，为文化艺术出版社做过《袁伯修小品》，为吉林人民出版社做过《张惠言暨常州派词传》，为苏州大学出版社做过《归有光文选》，为学苑出版社做过《池北偶谈》《香祖笔记》等，于古籍注释工作虽非行家里手，却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至于选目，当时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主任的周绚隆先生，一再叮嘱笔者不要将墓志铭当作明代散文的主体。此前，笔者曾为湖北教育出版社做过《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一书，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做过《明清小品：个性天趣的显现》一书，对于明文的大致轮廓及其文化品格是基本清楚的，而明人小品的山花烂漫又是明代散文有别于其前代散文的显著特点。选明代散文，宋濂、刘基、高启、王守仁（阳明）、归有光、唐顺之、王世贞、夏完淳等有代表性的古文作家入选外，屠隆、江盈科、陈继儒、袁宏道、王思任、张岱等个性鲜明、戛戛独造以小品名世的明中叶以后的作家也注意入选其有代表性的作品。

笼统而论，晚明小品作为明代散文中较有代表性的文体，阳明心学与李贽“异端”的哲学理念、三袁性灵派的文学主张蕴涵了其精神，士林文化、市井文化与老庄、禅悦思想的相互交融，构成了晚明小品的文化品格。明代散文的选目将充分提升晚明小品的地位，这是作为《读本丛书》的《明文选》有别于坊间同类选本的一大特色。这一构想得到绚隆先生的首肯，责任编辑葛云波先生也极赞同。在编辑加工《明文选》的过程中，云波先生对于拙稿的错讹之处悉心改正，令我这位“老”编辑心服口服。如为生僻字注音，汉语拼音的“ɑ”不能与英语字母的“a”相混淆，山东的“菏泽”绝不能写作“荷泽”，诸如此类的问题，一不小心就会轻易放过，贻误读者。笔者在是书“后记”中说：“承人民文学出版社古编室主任周绚隆兄及诸君子垂青，命余作《明文选》，战战兢兢，夙夜匪解，无奈绠短汲深，犹多瑕疵。又幸遇责编葛云波兄学富心细，丹黄烂然，郢斧生风，补苴罅漏，匡正颇多，庶免乎大雅之讥焉。蒇事之际，思绪万千，卷末爰书数语，聊以寄慨云。”这绝非虚假的客套话，而是笔者心悦诚服的由衷之语。

出版社与作者之间的互相理解信任是双方能够继续合作的基础。通过《明文选》的编辑出版，笔者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拙作《王士禛诗选》（明清十大家诗选）《聊斋志异详注新评》《中国传统家训选》（语文阅读推荐丛书）《修己以敬》（中国传统价值观丛书）四种图书都是继《明文选》之后在2009年至2018年这十年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稿出版的。其中《聊斋志异详注新评》成书后250万字，部头较大，古典部的责任编辑葛云波、李俊两位先生为人作嫁，不遗余力，为此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清人吕湛恩与何垠曾分别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作注，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张友鹤先生辑校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学界简称“三会本”；2000年，齐鲁书社出版任笃行先生辑校之《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学界或称之为“全校本”。这两个本子所据底本以及分卷、整理清人旧注、旧评各有特色，对于今天的读者研读《聊斋》皆有裨益。今人或选注或全注，相继问世者也有不少。选注本不论，仅以全注本而言，最著名者莫过于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朱其铠先生主编，由朱其铠、李茂肃、李伯齐、牟通校注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聊斋志异》的第一个全新注本，又是该社《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此后又入选该社《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精装）与《中国古代小说名著插图典藏系列》。200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盛伟先生《聊斋志异校注》 ，与朱其铠主编本相较各有特色，然而若论海内外影响，朱其铠主编本则远远超过盛注本。笔者在研读《聊斋》的过程中，上揭诸本皆为座右不可或缺者，特别是朱其铠主编本，受益匪浅。

蒲松龄博极群书，阅读范围广泛，随手记下相关典故或令人醒目的文言词汇，或立时用于小说创作，或录于另纸以备不时之需，其文言行文典雅自如即与作者的这一创作方法密切相关。反推《聊斋》文字的语源出处在过去绝非易事，有关辞书只能解决一般性的语词或典故的来源问题，对于一些特殊语汇的辨识，注家或一般读者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笔者曾写有《<聊斋志异>注释小议》一文，刊于《蒲松龄研究》1994年第3期，对前人注释的缺憾提出过质疑，然而也只是杯水车薪，根本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近年以来，古典文献数字化软件的不断开发与应用、互联网搜索功能的强大，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开启了几乎人皆可入的宽敞大门。把握古典文献数字化这把利器，破解《聊斋》就有得心应手的感觉了，对于前人诠释的不足之处也更显而易见了。

2008年，在武汉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笔者遇到周绚隆先生，曾就清人以及今人有关《聊斋》的注释乃至校勘、标点诸问题交换看法，我们一致认为与其修订旧本，还不如另起炉灶，周先生建议笔者考虑能否接受这项任务。机会难得，但独立承担此项重任能否如愿以偿还是个问号。加之当时正忙于审读处理另一部书稿的校样，这一问题就暂时搁置了一段时间。此外，笔者还有一层顾虑，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有了《全本新注聊斋志异》这样的“拳头”产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皆很优秀，还有必要再出一部质量尚未可知的全注本吗？此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于1956年、1977年、2006年出版过张友鹤《聊斋志异选》，中山大学中文系《评注聊斋志异选》，李伯齐、徐文军《聊斋志异选》等等，这一选题对于一家出版社而言似乎早已呈饱和状态。然而事后证明，笔者的这一顾虑纯属多余。笔者曾先后在中华书局、文化艺术出版社做图书编辑十六年，竟没有锻炼出丝毫出版家的气魄，缺乏做大做强的宏观愿景。2016年4月，笔者注评的《聊斋志异详注新评》问世不久，周绚隆经与齐鲁书社议定版权事宜，任笃行辑校的《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的修订本也于2016年10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满足了不同层次的读者的需要，受到学界的好评。当时已经担任副总编辑的周绚隆先生专门撰有《人民文学出版社<聊斋>出版六十年》一文（载《中国出版史研究》2018年第1期），内有云：“在《聊斋志异》的出版方面，人文社如今已成一方重镇，目前共有三种全集和一种选集同时在售。在专业和普及的道路上，我们都始终跟踪着学术研究的步伐，吸收最新的成果，用心服务于读者。”从中可见其成竹在胸的远大抱负绝非短时酝酿而成，自有其历史的因素。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周文，此不赘言。

近十年以来，人文社古典部注重清代作家别集的出版，并逐渐形成其出版特色，如《清人别集丛刊》的策划与相继出版，即是一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笔者有关的袁行云先生《清人诗集叙录》的修订再版一事。

20世纪80年代中，中华书局同事刘宗汉先生推荐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已杀青的书稿至书局文学室，经领导同意，遂纳入该室组稿计划并确定责编。笔者初审部分书稿，感觉作者学术功力强，《叙录》参仿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之作，纵横捭阖，相互勾连，确有发明；唯全书写作发轫于50年代中，集腋成裘，前后达三十年之久，又中经十年浩劫，著述体例多有参差，且行文不加书名号，标点用法亦不标准，故请作者再事修订，核对全部引文后再交稿。如此荏苒年馀，袁先生忽染沉疴，而《叙录》尚未经全面修订，自知不起，弥留之际“托孤”于刘宗汉与笔者。1988年杪，袁先生玉楼赴召，其夫人欲实现作者夙愿，曾四处奔走，又经启功先生绍介弥缝，半年中辗转于包括香港、台湾之两岸三地多家出版社，皆以经济效益不佳婉拒。笔者时已调至文化艺术出版社，经当时社领导黄克先生批准，愿为出版此书再效绵薄。

50年代中，清诗研究尚处草莽，榛楛未剪，《叙录》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十余年后，柯愈春先生《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江庆柏先生《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于此书多所借鉴，即为明证。然而袁先生常年供职中学语文教育，独立同侪，撰写《叙录》，十袭藏之，殊少切磋者；当年参考工具书也有限，人名、书名乃至人物生卒年计算或有错讹，实所难免。原稿引诗，如系善本，图书馆只许用铅笔恭录，事后或由袁先生的学生用钢笔再行转录，鲁鱼豕亥，多有讹误，标点亦有疏失。加之作者家属惧怕遗失原稿，提供书稿全部为复印件，修订所用朱笔与与原作笔迹重叠一色，亦成此后排印致误之一端。二十余年前笔者虽水平不高，但发稿中仍发现诸多问题，限于当时图书借阅渠道有限，时间也不允许，有些问题实难就地解决，本初弦上，真属无奈；所出校样亦无校对人员愿意接手，乃知出版社出书品类各有专司，信非虚语；又适值当时文化艺术出版社迭遭变故，长期整顿，群龙无首，经济压力空前，若不抢占先机付梓，旷日持久，则此书出版将终成泡影。其时仓促狼狈之窘境，曷可胜言！1994年，《清人诗集叙录》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历经三年多出版，繁体竖排，精装三册，总算没有辜负袁先生的临终托付。然而是书出版后也有专家学者客气地指出其间的部分错讹，实在令作为责任编辑的笔者汗颜愧恧，乃至有无地自容之悔。

周绚隆先生出版清代文学典籍视野开阔，雄心勃勃，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学界组稿是其追求之一。为使人文社出版有关清代文学的图书规模化、系统化，亟欲修订重版《清人诗集叙录》，又知是书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即责成笔者再作冯妇。由于近二十年来国家出版事业的兴旺发达，各种工具书已经应有尽有，特别是电脑的使用与古籍数字化软件的普及，以之检索各种问题，只要找准关键词，反复查考，大都可以迎刃而解。这无疑给了笔者一个略赎前愆的宝贵机会，于是欣然从命，审阅校样，核改或增补达万馀处（包括校样新产生的诸多衍夺讹误）。周先生精益求精，又对是书校样再加细心审核，重编所涉及的人名字号索引，完善全书体例，功莫大焉。修订版《清人诗集叙录》著录清代诗人两千五百余家，于2016年再行问世，终于成为一部对得起广大读者的宏著，这也算是我与人文社的一种缘分吧。

再续前述，《聊斋志异详注新评》的出版，也当算是笔者与人文社的缘分所推动。拙作正式启动于2010年，历经三年多蒇事。笔者曾以《娇娜》为样稿求教于北京大学教授马振方先生，马先生回函有云：“自吕、何以迄于今，《聊斋》注本见到数种，也各有千秋。但还没有一部真正的'详注’本。较比以前各种注本，你的注本才是地道的'详注’。《聊斋》的细读与研究的深入需要有一部这样的注本。其最大特点是广为寻求词语的源头、出处，从而为深透了解蒲翁所用某些语句的意味成为可能。此外，勇于注别人所不注者也是难能可贵之处。此书的出版或可成为《聊斋》研究的一个新的起点。你多年从事古籍的注释与研究，且极勤苦，累积了深厚的古籍功底，作此详注是最合适的。”研究《聊斋》的权威学者袁世硕先生赐序拙作有云：“伯陶注释《聊斋》，眼界开阔，小说文本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物名、事件，即便不甚关乎作品大体者，都不轻易放过。如辨《金姑父》篇的'东莞’应为'东关驿’，《夜叉国》中的'交州’应依二十四卷抄本作'胶州’，《沅俗》所言'沅江’应为'元江’，《尸变》中的'搭帐衣’实为'送给死者的衣衾’等，不仅与文本叙写的情况相吻合，对读者也有增长历史文化知识的意义。出于这种思路，伯陶作'简评’也冲破了一般就小说所叙故事情节揭示其意思意义的模式，注重探明各自的本事、源流、事理，参照中西有关文献，引生出文本深层隐含的微言大义。”

两位著名学者对拙作的肯定，于笔者而言当视为一种鞭策与鼓励；至于拙作的一些错讹或不足，网上或微信也有读者不断赐教。笔者一一记下并迅速经过“微信”传与拙作责任编辑之一李俊先生，他认真负责，汇总后于拙作三印时，在胶片上耐心地加以修订。笔者于拙作三印“后记”中曾有一段补充：“大连某公司机械设计工程师魏兴先生，削墨督绳，既得工用；运斤斲垩，兼通艺文。加之辛勤批阅一载有馀，丹黄拙作，细大不捐，是以教正颇多。值此三印，谨志鸣谢！”然而最令笔者铭感的是拙作的另一位责任编辑葛云波先生，他在审发稿过程中提出过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可代表人文社古典部编辑的学术造诣。

《聊斋·彭二挣》一篇，笔者“简评”中认为：“这是一桩有关旧时民间所谓'五行挪移大搬运’法术的记述，类似于现代'大变活人’的魔术表演，有亲历者的证言，似乎是'眼见为实’了。托为'狐祟’，其实就是志怪。同行之人，倏忽不见，近世也有报道，不过纯属于人物突然消失的灵异事件，事后踪迹全无，不像《彭二挣》中的'不见’者可以在被囊中找到。”云波先生则认为：“二挣”，当系其家乡山东一带方言“愣怔/楞怔/睖睁”的记音，亦记作“耳睁”。山东方言“二”“耳”与“楞”一音之转。“二挣”当形容有些呆傻的智障人。《金瓶梅》第五十八回，潘金莲因踩一脚狗屎迁怒于丫鬟秋菊，于是骂秋菊：“'……你也该点个灯儿出来，你如何恁推聋装哑装憨儿的！’春梅道：'我头里就对他说，你趁娘不来，早喂他些饭关到后边院子里去罢。他佯打耳睁的不理我，还拿眼儿瞅着我。’”所谓“佯打耳睁”，结合潘金莲“推聋装哑装憨儿”一番言语，就是装聋作哑、装傻充愣的意思。今东北方言或记作：“扬了二怔”“佯嗒二怔”“羊拉二怔”“佯愣二怔”。大概是山东人下关东后所引起的。排除“佯打”（假装），单释“耳睁”，也明显有“呆傻”“憨儿”的意思。有些智障的彭二挣伴驴前行，或许于懵懂中阴差阳错地翻入驴所驮的被囊中，一番挣扎后又令被囊翻转，致使缝纫口朝上，于是上演了这一出闹剧。云波先生通过其家乡的山东方言阐释“二挣”，蹊径独辟，笔者特意将之记入“简评”，或可令读者耳目一新。

云波先生对于《聊斋·桓侯》一篇中“刘子翚”其人的“穿越”判断，令这篇小说的真义辗转浮现，这是清人与今人于此前都没有引起注意的一个问题。小说中桓侯（张飞）宴宾席间与主人公彭好士同座并招待彭的居停主人就是刘子翚，此人生活于南宋时代，字彦冲（1101~1147），号屏山，建州崇安（今属福建）人。以父荫补承务郎，通判兴化军，后辞归，居武夷山讲学，精《易》学，朱熹曾从之学，著有《屏山集》。《宋史》卷四三四有传。《聊斋》注家难以理解南宋人何以能参加三国蜀汉张飞的宴会，于是以为“刘子翚”只是作者随意安插的一位陪衬人物名，所以没能顾及到此人的特殊身份。葛云波先生在审稿时赐示笔者说，小说中的居停主人刘子翚曾为朱熹之师。朱熹《屏山先生刘公墓表》记述刘子翚临终前向朱熹传授了“不远复”的三字符，刘子翚《寄魏元履》诗亦云：“尝闻不远复，佩作三字符。”今武夷山五夫里朱熹故居紫阳楼仍悬挂有“不远复”的匾额。“不远复”语本《易·复》：“初九：不远复，无祗悔，元吉。《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大意即走得不远就回归，以自身能力欠缺，故用以修身养性。这与小说中彭好士远游迷失的情境正同，蒲松龄因之“联想到刘子翚著名的'不远复’三字符。”葛先生又说：“既然桓侯'穿越’来会彭好士，刘子翚'穿越’来帮助'远客归家’也顺理成章，这的确符合他的三字符理念。也许正因为作者联想到刘子翚，才从而联想到其弟子朱熹；朱熹曾主管武夷山幔亭峰麓的冲佑观，继而联想到武夷幔亭，并进一步联想到武夷君置幔亭大会村人的故事。'异史氏曰’中'观桓侯燕宾，而后信武夷幔亭非诞也’两句，透露出作者这一悬想虚构的线索。”这一见解颇有见地，对于我们探讨蒲松龄浮想联翩的小说构思过程大有助益！

笔者受云波先生启发，另写有《说<桓侯>》一文（参见拙作《<聊斋志异>新证》，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出版），内有云：

所谓“不远复”三字符，语本《易·复》：“初九：不远复，无祗悔，元吉。《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周易正义》卷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9页）大意即走得不远就回归，以自身能力欠缺，故用以修身养性。这与小说中彭好士骑乘偶食仙草之马而瞬息千里、远游迷失的情境正同。《复》卦是《易经》六十四卦的第二十四卦，上坤下震，两卦相叠，震为雷、为动；坤为地、为顺。动则顺，顺其自然，动在顺中，进退自如，利于前行。《复》卦六爻中唯其下第一爻为阳爻（初九），其他五爻皆为阴爻。周振甫《周易译注》译上引《易·复》之文云：“倒数第一阳爻：走得不远就回来，没有大问题，大吉。《象传》说：'不远’之'复’，用来修身。”又另加“说明”云：“再看爻辞，有'不远复’，有'休复’，都是好的。有'频复’，皱着眉头回来，有问题，但也不严重。有半路回来，敦促回来，说明有些问题。有迷路，才是凶的。”（《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8~89页）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解释上引《易·复》之文云：“复为阳复，有失才有复。无失则无复。剥的上九一阳被剥落，阳消失而成坤，然后一变而一阳生于下而成复，是失去不远就回复，故言'不远’之'复’。阴阳作为对立面是一正一反，阳为刚、为'君子’，阴为柔，为'小人’。初九阳刚失之不远就回复，它也可以象征'君子’有过失，知过就改很快就回复到正道上来。所以《系辞传》说：'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此是以修身之道释'不远复’。”（《周易大传新注》，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61页）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诠解《易·复》之文云：“不远复者，行未远而返也……往而不返，去而不归，则不知所届止，将失其故居，故《周易》以复为吉，不远而复虽悔不大，且为大吉，故曰不远复，无祗悔，元吉。”（《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0页）

通过现代人对于《复》卦的有关阐释，再来看刘子翚对“不远复”三字的发挥，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其《圣传论十首·颜子》有云：“学《易》者必有门户，《复》卦，《易》之门户也；入室者必自户始，学《易》者必自《复》始。得是者其惟颜子乎！不远而复，称为庶几，盖本夫子尝以复礼为仁之说告之矣。颜子躬行允蹈，遂臻其极，一己即克，天下归仁，复之之功至矣。固有之仁，本无彼此，迷而不复，妄自分隔。且吾身在天地中一物耳，学者晓此，方是想像说得仁礼，意隔情碍，如何天下归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四二五七，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册第169页）刘子翚将“不远复”提升至孔子所谓“克己复礼”的自我修养的高度来认识，体现了儒家“修己以敬”的人生价值取向。

蒲松龄大半辈子从事科举考试，对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必然背诵得滚瓜烂熟，对于朱熹的平生仕履与思想渊源也须顾及，否则就难以在考试中胜出。蒲松龄对于朱熹曾经的老师刘子翚并不陌生，钻研过他的文章亦在情理之中。

据《宋史》本传，朱熹于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曾主管武夷山冲佑观（清人称冲佑万年宫，俗称武夷宫），冲佑观位于位于武夷山大王峰下，大王峰北侧即幔亭峰，两峰山麓相连，后者峰顶地势平坦，有一巨石，状如香鼎，称宴仙坛。据传先秦的仙人武夷君曾在此设幔亭宴会乡人，“幔亭”之峰名即由此而来。所谓“幔亭”，即用帐幕围成的亭子。蒲松龄平生并未到过福建，但因系朱熹故乡而爱屋及乌，对武夷山的关注便不在话下了。

《桓侯》篇后“异史氏曰”有云：“观桓侯燕宾，而后信武夷幔亭非诞也。”两句话暗中透露出这篇小说的构思过程。蒲松龄因对朱熹生平的关注，从而对有关武夷山的掌故也兴趣浓厚，于是根据武夷幔亭的传说虚构了桓侯在四川阆中燕宾的情节，既顺应当时读书人仰慕张飞公正无私的心理祈向，又通过刘子翚的小说人物设置，结合主人公彭好士迷途未远而即回归的情节，暗中烘托出小说强调读书人个人修养的哲学思考，可谓一举数得。无论张飞从三国的时空“穿越”，还是刘子翚从南宋的时空“穿越”，蒲松龄撰写《桓侯》的所有悬想虚构皆围绕“不远复”之三字符展开，只不过不是明写，而是暗表，唯有会心的读者，或曰“合格的读者”方能体味到其中妙处。《桓侯》真义即在对“三字符”的体味中。

“缘分”两字，与昔日命理学中所谓“命中贵人”说不能同日而语，“缘分”是建立于双方充分尊重与理解的基础之上的，而尤以“理解”两字最为重要。笔者职司图书与学术刊物编辑有年，与图书作者与论文作者皆有过交往，熟稔其间甘苦。有的作者对编辑在其原稿上的改订加工不屑一顾，认为理所当然；有的作者甚至不以为然，对编辑的认真改稿产生抵触情绪。特别是近年以来，文科博士的大跃进令一些学人丧失了对古代典籍的敬畏心理，有些人可以大胆地将一首五言古诗标点成为杂言诗甚至标点成一篇不知所云的散文，原因是误将诗题与诗正文一视同仁地“一勺烩”了。有的学人做学问只会挖一口“深井”，至于这口井以外的景物则敬谢不敏，概付阙如。一般情况下，编辑对于作者的书稿能够做到订正错讹已属不易，至于拾遗补阙，就是社会对于编辑的更高要求了，读者对此自不能苛求。社会当下对图书质量的提高颇为重视，这当然是好事，但不能只责怪编辑的修为有所欠缺，作者的学术素养也不容忽视。作者原稿基础单薄，编辑为订正其诸多“硬伤”已然无遑他顾，能做到雪中送炭就算尽职尽责了；作者原稿基础牢固，编辑审读才有“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的迅捷与快意，锦上添花就有可能。人文社古典部的编辑同仁，如与笔者打过交道的周绚隆、葛云波、胡文骏、李俊、董岑仕等先生皆学有专长，在编辑工作中工匠精神饱满，毫不马虎，且都有不俗的业绩。当今学人若有机会成为人文社的作者，即应珍惜此“缘分”，努力做好书稿，在尊重与理解的基础上共同完成“出好书”的任务。

北京天桥过去的习武练家子，为招徕看客，开练之前总要说一些垫场子的废话，以拖延时间，如“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一类的自炫之语，其后通常还要缀以一个有趣的自我判断：“光说不练，那是假把式；只练不说，那是傻把式；能说会练，那才是真把式。”言下之意，他就是天下少有的“真把式”。笔者没有硕博的头衔，学无显赫或正式的师承关系，不免“野狐禅”之讥；更不是高校中的博导，在曾经盛行一时的名片上也从来无缘添加“享受”某种特殊待遇的荣耀。笔者以编辑身份业余从事学术工作，没有职称焦虑的功利性目的，也没有科研课题的压力，出版社的选题于笔者而言多属命题作文。如果勉强算作“学者”的话，既非“真把式”，也不是“假把式”，不过是“傻把式”一类。人文社对于笔者的青睐，正是建立在相互尊重与理解的“缘分”上，“缘分”在人间世真不可或缺！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迎来70大寿之际，谨以此文献上笔者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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