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文山会海（上）
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已近十年。认真查看八项规定的内容，更多是对于整治改进文山会海及其相关延伸内容的规定。但奇怪的是，在民间或基层，把八项规定等同于整治公款吃喝。即使在不同层级的纪委通报的案例来说，更多是公款吃喝、公车加油、办公用房超标等案例，少见对于文山会海的整治通报。也就是说，八项规定给基层的理解印象就是整治公款吃喝、发放福利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八项规定后，全国各地违规滥用公款的现象等到了极大的遏制。而关于文山会海的现象，基层的反应是更加突出。尽管2020年中央在开展减轻基层负担专项工作中对整治文山会海方面再次强调，但是基层的反应是文山会海依然如故。
假设一个会议30人参加，会期半天。一个干部的半天工资按150元计算，半天的工资就是4500元；30人参加会议的交通往返成本按50元计算，交通成本支出1500元；会议的会务准备人力开支加上会议资料的复印打印按500元计算。我们就可以简单算出会议成本需要6500元。如果民营企业租用写字楼办公的，精明的私企老板还要计算会议室租金。
通过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分析，且不说文山会海现象带来的其它后果，仅仅是计算行政成本就是一笔开支。但奇怪的是，假如今天一个单位或一名领导干部用1000元公款吃喝，组织上可以很清楚很明确地引用相关规定对其处理。但是如果一个单位今天动用6500元行政成本开了一次毫无效果的会议，那么对其处理很难明确界定，甚至不会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
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可以我之前所说的三大定律来解释，即一个人有权力来调动资源成本来避免成本风险，而这个资源成本不需要他来支付承担，那么资源成本会随意挥霍，甚至无限高。用别人的成本办别人的事情，效率最低，成本最高。
为什么会出现文山会海呢？这篇文章先来剖析会海。
人们为了研究某种问题，形成某种共识，需要将大家召集在一起，在一个共同的物理空间内（现在的视频会议也能塑造这个空间），面对面地进行交流，这是人们进行沟通的最有效方式，也是召开会议的目的初衷。
我们经常看到的会议现象是，与会者按照会议所规定的扮演角色，将各自的稿子宣读一遍，所有的受众听众听完以后对宣读的内容没有太多概念，而最大的感受是会议本身而已。试问现在天下人罕有文盲，为什么不将宣读的稿子给与会者自己阅读呢？除了这种会议是以一种仪式的方式只是为了强调某种主题。人类学有一个仪式理论。一个行政组织必然有其必要的仪式，一定程度上仪式哪怕是形式主义也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大多数会议已经超出了仪式的需要，也背离会议召开的目的。有数种原因刺激了这种现象。
1、为了体现对一项工作重视。
在我们这个科层制体制内，大概没有什么比开会更体现对一项工作重视了。不管怎样，先召开一次会议再说，多开会总是没错的，多开会也不会犯错的。会议上不管话语如何重复，不管会议怎么冗长，与会者特别是领导都要争取说上几句来体现对这些工作的重视，而开头第一点就是“提高思想，统一认识”。上级在检查一项工作中，首先检查的就是下级有没有重视这项会议，如何体现？就是看有没有开会，会议的主持级别是谁，有没有会议纪要，别的方式都是口说无凭不能证明的。
这些年为了体现政令畅通，有些地方还强调“传达不过午”、“传达不过夜”，不管事情轻重缓急，越快把干部召集起来开会体现越重视。甚至上一级、上两级的会议还没召开，已经召集材料高手把会议材料和领导讲话准备好，以表现第一时间传达贯彻。
2、为了体现决策的民主
一个单位做决策，可以有多种方式。比如下级给上级报告请示一件事情，上级领导可以
通过对文件的批示来表现其决策命令意志，以提高决策时间效率。甚至上下级还可以通过口头的沟通形成共识。但是随着这些年巡视巡查，很多高效率的决策方式变成了“一言堂”、“违反民主程序”，在这种情形下，召开会议成了“民主决策”（很多情况也是为了推卸责任）最好的方式。领导干部无论是否有权限有依据做出决定，召开会议是最为妥当的方式。
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种种现象：下级无论是否能做出决策，将其打报告请上级做出决策最好。上级领导看到文件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先召集会议研讨。一场会议议题可能有20几项，鸡毛蒜皮全列入在内。在会议参会对象范围方面，是人越多越好，不管有没有涉及到单位职能，哪怕是有一点有可能沾边也把他请来。会议召开形式方面，每个单位一一发言表态留下记录，研究得越充分越好。以至于有些干部在会后抱怨：参加了三个小时的会，讲了一分钟的话，和会议没有半分钱关系。
如果开会有了效果，那还算不错的结局。但有时候干部为了怕担责，会议经常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无疾而终。那就专题会、联席会、扩大会，各种类型的会议继续开。三重一大都需要上会，那就多开几场会。我听说在经济发达地区，街道一般工作人员就可以依据规定发放补助。而我所工作的地方，曾经因为2万块钱的补助开了七场会，历时三个月。
3、现代化的交通技术条件刺激了会议召开
以前限于交通咨询条件，召开一场会议并不是那么容易，只能选重要的事情来召集开会，
还需要为此做很长的准备。资讯传播方式有限，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中央召开会议，领导的讲话和会议精神1个小时就可以传遍全国，会议的形式也只能是一级开一级来传达信息。我了解到30年前乡镇防台风，偏僻的海岛乡镇只能以电话的形式告知简单的工作要点，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台风还没来，会议已经开了好多场。
现在全国大多数地区交通四通八达，乡镇到市级行政中心一般不超过2个小时，到县级行政中心不超过1个小时。电脑复印打印齐备，要准备会议材料不需要材料1个小时甚至更短。层层建立高清视频会议系统。以上种种因素，使得领导开会可以“随心所欲”，想开就开。
科技的先进有时候没有为人们提供便利，有时候还成为阻碍。最典型的就是召开视频会议，一级一级的讲，每级领导在上级会议视频关闭后又需要“再强调再部署”，讲的内容往往又是雷同重复，算下来最基层的乡镇要听4遍。有些会议时间长点就算了，有些急的工作例如防台风，乡镇村居干部已经在百抓挠心了，上面领导还在“提高站位认识”。
革命战争年代，立马要火线上马杀敌，一切上传下达以精准有效为准。和平年代的机构科层制内卷，大家都有条件慢慢来开会。有的干部说，急什么，反正领了公家工资做公家事，会议慢慢开。有的干部说，要感谢智能手机的发明，侯会开会不再那么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