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异的大象，未解的流浪 | 随机波动
不要把对大象的认知局限在一个框架内
随机波动：大象为什么是一种特殊的动物？除了智商高、社会性强之外，它还有哪些特点是普通人了解比较少的？
孙霄：人会主观赋予物种以某种性格，比如很多大象学者可能认为大象是温和、情感认知能力强的动物，一些人会说大象的家族行为、情感活动和人相似或处在同一水平。在大象社会中，家族成员是接近于平等主义的，没有发现裙带关系的现象，族长的女儿也不拥有特权或是更多的资源，这是我格外喜欢大象的一点。相比其他一些社会性动物，比如灵长类，大象家族更加平和，很像海洋哺乳动物给人的感觉。对动物的喜好其实多与个人品性有关，我个人也是更追求平和、无争的状态。
每头大象都有自己的性格，理解这一点对理解后面的内容很重要。虽然这是一个主观层面的问题，但也是这几年的研究热点之一。工作象，或理解为圈养象，容易被人认识到它们的性格。量化性格只需让熟悉的饲养员对大象性格评分，然后去分析即可。
评估野象性格是不容易的，需要监测人员对象群有多年的观察。即使不是为了分析，监测员也会自动、感性地对族长的性格形成认识。介绍这个概念是想说，大象就像人一样，每位族长都有自己的性格，每个家族都有独特的行为模式。正是因为每头大象、每个家族有其独特性，才会产生行为的多样性，而不是局限在某一个认知的行为框中。如果说某一个家族的族长坚定且有冒险精神，那它们做出不像其他大象的事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大象圈有很多让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可能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族长。
族长是家族内最重要的成员，她们的知识、经验、性格和领导力等对家族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在非洲的旱灾时期，最艰难的时期，族长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家族的生存力。2009年是安博塞利当地老人记忆中最干旱的一年，安博塞利失去了近400头大象，包括27位族长，种群内只剩下了两位50岁以上的族长，此外83%的角马、71%的斑马、61%的水牛以及60-80%的家牛死去了。不同家族经历了不同的变故，有些家族只失去了一名成年雌象，而有些家族失去了十余名成员，而最严重的失去了十名母象。年轻族长引领的家族以及失去族长的家族失去了更多的成员，其中很多家族分裂了。旱灾让人们认识到了智慧、老年族长存在的意义，她们在引领家族上的作用是巨大的。理解族长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理解家族行为。
随机波动：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大象感兴趣？做过哪些相关的工作呢？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孙霄：最初和大象的联结在大学二年级，做一个关于动物表演的活动。我很想知道那些动物在幕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便和一位同学留到了半夜。我们远远地看到有一头大象站在一个棚子外。她什么也没干，就是站着，可能是晃着头和身子，做着刻板行为。看不清楚。然后有一个人走了过来，拿着一根棍子。他毫无征兆地开始打大象。砰砰砰，很用力，离得很远也听得清楚。大象依旧没什么动作。这个情景对我的冲击很大。我不明白为什么巨大的大象不反击？它能轻易杀死那个人啊。
同情，可能是我对大象产生深刻感情的起源。后来到了凌晨，我进入象舍，看到了那头大象。她被一根不到一米长的短链拴着，摇晃着身子。看到我进来，她显然好奇了起来，用鼻子指着我闻。我感受到她从一种类似于机器的状态变为了一个有感知力、好奇的生命，这也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与它的联结。
这个是我和大象联结的开始。再之后就是研究生阶段，2013年，我开始做一些关于大象的研究，在云南和老挝北部做了几项工作。我自己的论文是关于大象分布预测和栖息地连接度的。从研究生时开始写科普文，大量翻译文字，一直到今天。
毕业后我没有做过任何工作，或是加入过任何组织，只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在关注大象，写文章，写故事。2016年有三个月在肯尼亚的拯救大象组织做过科研实习，分析项圈数据，收集蜂箱围栏的象侵数据；2017年有三个月在柬埔寨的大象谷收容所做科研实习，做一些基础的生态、行为研究；2017、2018年各有一个月在泰国象营做一些意识传播工作。此外我也在做非法贸易相关的调查，参与纪录片的拍摄。出版了一本非洲象故事的画册，有一部非洲象的科普小说会在今年出来，此外还有一部亚洲象的科普小说。
随机波动：从全球的视野来看，大象这一物种当前面对的主要威胁有哪些？
孙霄：人象冲突是一个自古有之的概念，不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冲突。只要是共处在同一片土地上，就有冲突的问题。象肉、象牙、象制品等问题都有着或长或短的历史。
亚洲象的威胁主要在栖息地方面，破碎化到逐渐失去连接度，亚种群和亚种群之间失去基因流。过高的局地密度以及栖息地问题导致局地激烈的人象冲突。人象冲突在马来西亚、印尼、斯里兰卡、印度等很多地区非常严重，当地发生的事是国内人无法想象的。此外，许多国家还存在有组织的非法猎杀行为。
非洲草原象的威胁在于野生动物犯罪，象牙问题。森林象的威胁在于盗猎象牙和象肉。
人类环境曾是大象家园中的一些孤岛，现在反过来了
随机波动：2021年3月，16头野生亚洲象从云南西双版纳出发，一路向北，经过普洱、墨江（在墨江新抚片区生育）、元江、石屏、玉溪、普宁，目前即将抵达昆明。孙霄能否先帮我们科普一下，野生亚洲象的栖息地一般在什么地区？“野生”的定义是什么？是相对于在动物园圈养而言的吗？目前亚洲象种群的状况和数量是怎样的？
孙霄：亚洲象分布在亚洲的十三个国家，适于栖息的环境很广泛，主要在森林、森林边缘或是接壤森林的草原活动。有些种群倾向于林中活动，而有的种群喜欢草原活动。
大象都是野生动物，不是驯化动物。区别在于活动的状态，有的是自由分布或自由扩散的；有的是限制分布的，生活在巨大的围栏中，如一些国家公园和私人保护地。工作象，即人类环境中的大象，有的拴养在象营，有的圈养在动物园、野生动物园。大象的圈养繁育非常难，很多地区要获得小象依旧依赖于与野象交配。这个问题很复杂，这里不多说。要注意的是，野外捕捉来的大象，与圈养出生的大象，在行为上是很不同的。训练的残忍程度很不一样。
上一次亚洲象分布国专家组会在2017年，当时给出的数据是约45,826–53,306头（https://www.asesg.org/PDFfiles/2017/AsERSM%202017_Final%20Report.pdf），其中印度和斯里兰卡的种群是上升的。印度种群大概占总数的60%。当时中国上报的数字就是300头。我有一篇关于13个国家大象的介绍，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亚洲象印象——十三分布国简介》这篇文章。
随机波动：有数据显示，中国的亚洲象数量从1976年的146头回升到了现在的293头，在全球亚洲象数量逐年下降的情况下，中国亚洲象的数量却在增长，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在中国境内，亚洲象的分布范围在不断北移，这又是什么原因？
孙霄：可能这里要强调一下，本次分享不是一个严肃的科普分享。大象学每一个问题都很难几句话说清楚，要引用很多的数据。只言片语只会以偏概全、引发争议。在分享中，我希望能帮人们更多地认识大象，而不是给出什么解答。很多家族的迁徙或异常行为，是连监测大象数十年的学者都给不出解释的，何况大象世界之外的人？
不知道有没有人关注另一个话题，同样引发全球公众关注的博滋瓦纳大象死亡事件，约350头非洲象在短期内死亡。当时很多专家、爱好者都给出了猜测，但半年后公开的研究结论是，大象的死因可能无法被知晓。一个看似有答案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答，有些事件可能永远都没有科学上的解释，或者是因为政治等原因无法公开真实的解释。
回到这个问题上。有很多地区的亚洲象在增加，也有很多地区的大象在减少。我国确实在保护工作上做得好，极少有猎杀事件发生。大象种群数量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因为大象不是人们能轻易看见的动物。人们一般只能看到大象的痕迹。如果是模型估计来的，结果就不会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范围。如果是准确的数字，那说明是每一头都数到了——这件事极难做到。就我所接触到的种群数量或密度估计，多少有方法学上的问题的，这个问题可以参考我的十三分布国那篇文章。
如果数字没有问题，1976年的调查投入与2017年一致，没有遗漏任何一些大象，那么可能是有境外过来的大象。
2014年，我在老挝调查的时候，活动在老方接壤国内的跨境象并没有多少，20头左右，此外在乌多姆赛和丰沙里有几个小群，共20头以上，来源未知。当时已有当地人在将大象往国内赶，也有越南人过去杀大象。
至于大象的迁移，不论是北移、东移、西移，都不是简单能说清楚的。大象是大范围活动的动物，它们的迁移本就是正常现象，尤其是在栖息地、连接度不那么健康的情况下。一般认为，生活在质量低、破碎化严重栖息地的大象种群流动性更高，会进行大范围的迁移。在国外，很多大象的来源无可获知的，因为人们没有能力去追踪大象或是为大象佩戴项圈。而有些雄象或家族的行为模式偏离过度时，如深入人类环境或是深陷冲突时，它们可能会被认为是问题象，被以处理问题象的方式管理，比如致死性的管理方式或人工转移这种非致死性的方式。
随机波动：通常来讲，亚洲象行动的习惯是怎样的？他们的栖息地和人类的居住地的关系是怎样的？
孙霄：三种大象都是大范围活动的动物，不分昼夜。大象的夜间视觉是很好的。它们身体是为行走而设计的，需要走动来维持健康。人们通常认为亚洲象是典型的森林栖息象种，但它们可能更多喜欢活动在森林边缘，郁闭度不那么高的区域。也有习惯活动在草原上的，比如斯里兰卡的一些种群。也有更倾向于林缘以内活动的，比如苏门答腊的大象。
由于栖息地变化剧烈，传统意义上的迁徙路线（固定的往返路线）可能更难确定了。对于当地象群的活动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有固定活动范围的居留型，有较固定迁徙路线的迁徙型，还有不知从哪里来要去哪里的漂迷型。这个是在非洲长期监测大象时给出的分类。由于亚洲象监测的困难，这种类型是难以确定的，需要多年的项圈数据。亚洲象家族的活动范围（或称为家域）大多在几十至几百平方公里。有个别雌象和雄象的活动范围会覆盖数千平方公里。这些数据大多是根据项圈得到的，多是基于2年内的数据。通常认为1年的数据便能大致确定家域。但如果去分析10年的数据，我估计会有更多发现。我在肯尼亚分析非洲象项圈数据时，有的项圈数据超过10年。活动模式看得更明显，但也会有一些无法解释的迁移问题。这里涉及的问题很多，不多说了。
综上，大象本就是大范围活动的动物，也一直与依赖森林的人类族群相伴生存。在过去，它们无疑拥有广阔的家园，而人类环境是它们家园上的一些孤岛——现在反过来了。
未来我们只会听到更多关于人象冲突的话题
随机波动：《北青深一度》的一篇报道《野象与人类“混居”后，是限制人还是控制象？》提到，很长一段时间，西双版纳的野生亚洲象都是跟着人的活动“游走”。人象关系是动态变化的过程，随着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当地居民耕作方式的改变、《枪支管理法》出台后盗猎亚野生亚洲象行为的减少，西双版纳经历了从“人进象退”到“象进人退”的变化过程。是否可以理解为，在大象栖息地附近，人象共居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而在此基础上，15头亚洲象一起大规模远距离迁徙，远离日常栖息地，这向我们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
孙霄：在没有大象信仰的地区，比如我国，人象关系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象为食来，人为食驱象。农田、果园是高质量、集中的食物斑块，大象是没理由无视那些食物的，没有天敌的它们又会害怕什么呢？该事件让人们认识到了人象冲突的剧烈程度，让人们意识到，人象冲突其实是自古以来伴随当地生活的一部分，是需要科学和保护组织介入当地工作的，而不只是政府部门。但人们应该还没意识到当地人对大象的恐惧和恨。随着人象冲突新闻的曝光，人们会逐渐意识到，保护大象、保护森林或是栖息地不是那么简单的事，需要有热爱肯坚持的人长期活动在大象分布区去进行长期项目。
随机波动：在人象共居的大前提下，局部的、微观的人象冲突是普遍状况吗？一般而言，该如何处理这种人象冲突，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模式或者案例可供参考？纪录片《地球改变之年》中提到在印度阿萨姆邦的一个村里，为了解决大象毁坏农田并且进入村庄觅食而造成的人象伤亡，在疫情期间由于在城里打工的人无法工作，因此村里有了足够的人手。他们在一个当地自然基金会的带领下，组织起来，在森林边缘，建立起一个缓冲地带，种植快速生长的野生稻米和草，供大象食用。
孙霄：人象冲突的缓解不是任何一个简单行为、短期项目能产生作用的。因为大象很聪明，能很快找到解决方式。人们需要不断变换方法、多方法结合，几乎没有无需人在场便能防止侵入的方法。
缓冲带、食源地这种方式在国内也做了很久了，是缓解人象冲突方法的一种，理论上可能产生效果的一种。人们也会进入森林中为大象种植食物，比如有些项目要野放工作象，而工作象熟悉人的模式会回到农田取食，人们便为它们在森林深处种粮食。我没能力评论这种方式的好与坏，并没有参与过这项工作。但一部印度纪录片提到了人们对这种方式的否定。可以想一个类似的道理，小孩子吃零食会吃腻么？
电围栏是全世界最普遍的防侵技术，也是当地人都渴望的一种防侵方式，一些地区做到了长期有效。但它的问题在于后期维护，如需要外人来维护会产生高额的费用，因为大象有很多方式破坏围栏。缓解人象冲突并不是说让大象的破坏消失，而是降低破坏影响、减少损失、降低精神和人力成本、增加收入和安全感、缓解人类敌意……关于这部分内容可以去看我在公众号写的人象冲突一文。
介绍我在肯尼亚实习过的一个项目——蜜蜂围栏。它的原理是利用大象对蜜蜂的恐惧。一块农田由一圈架有蜂箱和颜色相近木板的围栏围住，如果大象触碰围栏便会惊动入住的蜜蜂，进而引发蜜蜂的攻击。大象因恐惧蜜蜂，便可能对蜂箱和颜色产生联想恐惧。围栏即使没有阻止大象，农户也可以获得额外的食物和收入，起到缓解人象冲突的作用。项目的创始人是Lucy King博士，她在2008年开始验证围栏的有效性，之后将这个项目应用到亚非洲各国。在肯尼亚的大象蜜蜂营地，每年有很多研究生、博士生参与到蜂箱围栏的研究中，为这个长期项目收集、分析数据。我举这个例子想说明的问题是，任何一个缓解人象冲突的项目都需要扎根野外的科研人员，去进行长期的监测和研究，不断地“进化”以适应大象的行为。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项目。
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坚定从事大象保护和研究工作的朋友去参与下国外的项目。亚洲有几个大象保护中心ECC（Elephant Conservation Center），比如老挝、越南、泰国等国的ECC。或是在大象研究项目申请科研相关的实习，比如柬埔寨的退役象项目或是肯尼亚的安博塞利研究组、拯救大象营地，去了解如何做长期项目，如何服务当地，将当地人转化为自然的管家，如何改善人象关系。
随机波动：很多人在大象迁徙中看到了浪漫，比如有人提到，“2021年夏天，一群生活在云南南部边境的大象，突然决定跋涉五六百公里，偏离日常生活的森林……去寻找传说中的大湖。这无关学术和现实，只关乎浪漫。”很多人将人类的浪漫想象投射到大象身上，认为这是一场大象的奇幻冒险。也有人指出历史上大象曾经在昆明栖息，这次迁移是一次回归。从大象保护的专业角度来说，大象为何会离开栖息地？往越来越冷的地方跋涉？这指向了生态环境的何种变化？如果它们继续北上，最后可能出现的结果将是怎样的？
孙霄：我在这个问题下做出该事件的主要解释。首先提一个概念。我将一些大象行为称为认知外行为，意指那些在个人认知内不可能出现的行为。根据定义很容易知道，每个人的认知外行为是不同的，学者的认知外行为可能比大众多很多。举一个例子，在我过去的认知内，非洲象盲象是不可能活下来的，在安博塞利只记录到一笔盲象在出生后不久便死亡的事件。这属于认知外行为。但大象学者Jeheskel Shoshani认为，生活在象群中的盲象有可能活下来。后来我将这个事件写进了我的非洲象小说中，介绍了一头盲象如何存活下来。
对于近期人们关注到的这个亚洲象事件，它无疑是一个异常行为，超出了国内其他亚洲象的行为模式。一个大家族不再忠于家域和族群关系，放弃了过去的活动模式，沿着人们认知外的“廊道”向着认知外的栖息地迁移。家域是大象更熟悉的环境，大象对家域内环境资源的分布、可利用性、季节性变化以及干扰和危险的存在等均非常了解，忠于家域更有利于大象的生存和繁衍。因此大象也被认为是有高家域忠性的动物，而不是游走性的动物。
但它超出了亚洲整个亚洲象种群的行为模式了么？在我的认知里并没有，只是由于国外的大象没有受到国内这么多的关注，以及有些在过度迁移前就被转移了。我在两年前写了一部亚洲象的科普小说，描写的是两头亚洲象在亚洲十三国流浪的故事，里面有大量关于亚洲象不明确目的地迁移的描述。
至于该事件的根源，只有那些几年十几年监测该家族，熟悉该家族的家族史、族群关系、活动习惯、历史事件、族长性格、当地环境变化等背景的人，才能给出最接近真相的猜测。在我分析过的非洲象轨迹中，一些家族在某一时期也会出现快速、直线的迁移，每天走3-40公里。在当地，每年都会出现几个几年也记录不到的家族。我问过那些十几年监测大象的人们，他们也难以明确指出大象迁徙或是流动的原因，毕竟没有人一直跟着大象。这些家族在当地属于漂迷家族，类似于鸟类领域的迷鸟。
既然不理解背景，就不可能给出解答。我能做的只是从异常行为中指出一些符合大象正常模式的行为。前面我已经介绍了亚洲象的活动范围，个别亚洲象的活动范围可达数千平方公里（马来西亚的一头被转移雌象：6804平方公里；印度两雄一雌均超过3000平方公里），迁移廊道可覆盖几百公里（关于廊道可见印度的一份报告https://www.wti.org.in/wp-content/uploads/2017/08/pub_right_of_passage-1.pdf）。因此，亚洲象大范围迁移并不是特别罕见的事件。
再说栖息地，亚洲象是能适应各类栖息地的广适种（generalist），从低地到高山。重要的是要有食物等资源，如丰富的草本植物和林下植被，温度不是太冷或太热无遮阴就可以。这里重点说一下亚洲象的适宜温度。虽有学者指出亚洲象的最适宜生存温度在24度左右，但实际上，一些大象种群生活在寒冷的山地森林区域，比如不丹、尼泊尔、印度东北的一些分布区，最冷月的夜间温度可能到0度以下。此外，在欧洲的一些动物园，人们会看到亚洲象在雪地里玩的场景，比如瑞士的苏黎世动物园。温度在0度时，大象也会被放到外场约1小时。因此，温度可能还未成为限制因素。
另外相关的一点是家族大小与栖息地的关系。亚洲象在国内是没有天敌的，这点像非洲的森林象（家族大小一般在5头以内，雌象成年也会离开家族）。在这种情况下，家族或者说活动单元应该是趋于变小的。大家族对栖息地和资源的要求更高，在日常活动中可能会有产生矛盾。找到一块满足20头大象的资源地要比找到一块满足5头大象的资源地难很多，比如泥坑、硝塘。为了避免矛盾产生，大家族可能会分散成更小的活动单元以满足各自的需求。但如果持续存在外界干扰，或是突发一些事件，大象会保持家族或是族群团聚在一起的状态。如发生盗猎、筛杀、人为干扰等事件，大象会聚到一起，进行快速、大范围的迁移。对于亚洲象家族来说，家域范围至少在100平方公里，与食物资源（可利用性、分布、季节变化等）、栖息地破碎化程度、人类活动、家族大小、当地大象密度等很多因素有关。如果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栖息地，大象可能会继续随机游走下去。
（云南的）这些大象是不可能留在北方的，即使有满足它们需求的上百平方公里的栖息地，因为它们需要和其他种群有基因交流。如果不返回，那么只可能采用人工转移的方式。但后果可能是其中一部分大象的死亡，这是转移管理伴随的风险。它避免了大象全部被筛除，但无法保证每一头大象都活着被转移到新的栖息地。
随机波动：在目前社交平台对于亚洲象的关注中，有些言论一味强调大象体型之巨大、食量之惊人，潜在破坏力之大，在利用数字造成视觉冲击的同时也有危言耸听之感。从专业角度来看，对于大象的报道中缺失了何种角度，我们应该关注什么，不应该关注什么？
孙霄：在2017年的专家组会上，我国权威给出的数字是300头亚洲象活动在37849平方公里土地上，栖息地面积是4253平方公里，而人们的目标是将适宜栖息地扩张到9000平方公里，来容纳390头大象。国外的人们听到这些数字会觉得我们的人象冲突根本不值一提，因为很多地区的大象密度是我国的几十倍。国内的大象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大象，同时国内当地人的保障也是最好的之一，但当地人的精神成本可能并不低。
国内的栖息地是存在问题的，但人象冲突对当地人的影响是全球最低的。国外很多当地人对大象恨和恐惧是外人想象不了的。未来，我们只会听到更多关于人象冲突的话题，这就是一直伴随着亚洲象的主题。大象产业有很多的残忍，目前国内还没有认识到产业内的黑幕。但未来人们可能会意识到，意识到保护大象的人和残忍的利用大象的人可能是一批人。到时人与人价值观的冲突会更明显，就像一些国家过去和正在发生的事一样。
在大象方面，我希望人们更多去关注对当地人长期有效的项目上，关注真正有意义的科学和保护项目上。我希望看到有学者长期活动在大象分布区，清晰知道要如何取样、收集数据并长期进行项目，而不是不断地输送新人去从零开始认知。
理解大象与理解人类自己
随机波动：在目前媒体和公众对于象群的关注和报道中，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的两个面向。面向之一是上面提到的将人类的浪漫想象投射到大象身上，面向之二是从保护人类的角度描述象群迁移时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甚至“危害”。孙霄如何看待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视角？
孙霄：我在泰国象营遇到过三个人，他们各代表着理念不同的一群人。一位是比利时的教父，他收养、拯救了一位泰国流浪汉。他资助泰国人成为了一名象夫，让他找到了工作、建立了家庭，但这个象夫会无意义地打大象。我和营地主及该比利时教父进行了交流，说如果泰国象夫再那样对大象，就应该开除他。但他们不同意，因为该人没有了工作只能再去乞讨。教父和营地主更在乎人，将人的工作放在了大象福利之前。
第二位是一个比利时的志愿者，一个很随性的女性。虽然告诉了她不能与大象自由接触，不能站在大象和食物之间，但她还是时常进入象圈和大象亲密接触，像接触宠物一样。她甚至爬到大象身上长时间地趴着，做很多危险的行为。大象吓过她几次，鼻子几乎扇到了她，但她一直以为大象是与她开玩笑。
第三位是个美国老人，他每天会来喂大象，并和我交流大象的事。当聊到骑象问题的时候，他对我说，他一辈子只在电视里见过大象，动物园都没见过。在这里自由式接触大象是他一生唯一的机会，如果身体允许，他无疑会去骑象、观赏大象表演。
每个人都有自己坚持的理念，以及自己认为的美的存在。而我认为的美也是一种中心主义视角，且是极小众的。
随机波动：你在世界多国有过调查研究大象的经验，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孙霄：我本身是写大象故事的人，知道很多真实的大象故事。相比之下，我经历的故事似乎不那么吸引人。讲讲柬埔寨退役的大象吧。伐木象Bob是一头大半辈子都在拖拉、采运木头的雄象，没怎么见过其他大象。人们常说，他可能认为自己是卡车，因为卡车也很大，也运木头。后来这头象被退役了，接触到了其他的退役象。让人难以相信的是，Bob能与所有的大象友好相处，包括性格最孤僻、侵犯性强、只与1-2头雌象和睦相处的雌象。Bob像个孩子一样追随其他雌象，不管对方是否讨厌他。要知道大象的脾气很大，将两头不认识的大象放在一起活动是很难的事。更不用说不营家族生活的雄象，他们在非发狂期是远离雌象的。这个其实是我的认知外行为，Bob让我感觉到大象的情感感知能力可以像人一样复杂。
再说收容所另外两头雌象，一头叫Sambo，一头叫Ruby。Sambo没有被任何其他大象接受，而Ruby因与原组合的一头雌象发生冲突而脱离了出来。当Sambo和Ruby被尝试性地放在一起时，两个老家伙竟一见如故，分都分不开了。但Sambo不会吃野生植物，主要吃种植食物。她还腿脚不好，只能活动在治疗区。结果Ruby也跟着她不吃了，两头象在一起就是瞎走。后来Ruby瘦了很多，人们不得不将两头象分开，让Ruby在上午吃饱后再去见Sambo。这一行为加剧了两头象的“相思”。Ruby一有机会就会逃跑去见Sambo，两个象夫跟着都看不住（其他大象都只有一个象夫），还有几次半夜Ruby弄开了脚链去见Sambo。而每天下午见面时，两头大象均会有表现出强烈的情感，进行一场重逢仪式，有时离着2公里就能听到Sambo情绪爆发的吼叫声，那种仪式行为就像是狗狗每天见到下班回来的主人一样。Sambo和Ruby让我感受到了大象情感的强烈，以及对陪伴的渴望。这也让我对所有孤独生活在动物中的大象感到难过。大象是社会性动物，没有合得来的伴儿是很残忍的事情。
后来我以Sambo和Ruby为名写了一个亚洲象的科普故事，讲述了两头亲密的亚洲象在游历亚洲十三国时的各种大象故事。
随机波动：今年出现了许多与野生动物相关的新闻，包括东北虎、狼等野生动物被观察到出现在人类生活区域周边，当然这一情况与象群北上的问题不同，但你是否认为这与疫情期间人类活动减少，或者生态环境改变有关呢？我们是否必须习惯与野生动物共处，而非把它们赶出人类的视野之外。
孙霄：环境改变的很多影响是滞后的，人们不可能很快看到。如果真想知道动物是多了少了，要去和当地人闲聊，而不是看新闻报道。未来公众对野生动物会有更多的关注，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大象方面，国外有很多成熟的、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内容，有很多经验丰富且终生服务于大象的人，他们很愿意提供帮助。这种跨国合作是必需的，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可以获取经验的样本，也没有深厚的历史经验。